郑瞳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的登基直接导致了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莎士比亚为这位国王创作了他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这个剧本凭借其巨大的悲剧色彩、事件的速度感和莎士比亚的创作功力成为取材于贺林希德的《苏格兰编年史》的众多作品中最有名和最杰出的一部。尽管有人认为《麦克白》不足以和莎士比亚的其他三部悲剧（《哈姆雷特》、 《奥赛罗》、《李尔王》）相提并论，但正如诗人和学者卞之琳所说，他们“终于不能否定其（‘四而不是‘三）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中心作品以至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中心或转折点以至最高峰”。《麦克白》之所以能够不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不仅反映了麦克白本人所面临的悲剧，同时还体现了人文主义时代整个时代的悲剧，更体现了作为“人”而无法摆脱的悲剧。

序幕缓缓拉开，一个流血的队长以他亲眼所见的情景向他的国王顿肯叙述了战场上麦克白骁勇善战的形象，“全不睬运气，手握血染的利剑”，“就像凶神的骄子”。麦克白在征服敌人军队时，也征服了自己的国王，他显示出的从容的大将风度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质，使顿肯情不自禁对他发出了赞美——“尊贵的壮士”。这时的麦克白似乎己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顶峰：勇敢、忠诚、捍卫祖国的英雄。但对于他本人而言，这显然是不够的，当他用自己的光辉一次次照亮了顿肯、照亮了苏格兰之后，他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能用这光辉照亮自己。他迫切地需要用王位来证明和安慰自己，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想法自然是不被允许的，他不得不把这一切深藏心底。于是在每一个“这样坏”的一天，他内心的渴望被自己的才干一次次激起，却又被现实一次次压制。但也有“这样好”的一天，他在荒原上“见”到早己等待着他的三女巫。从此，他的命运开始由自己掌控，他将画出一条和以前截然相反的轨迹。

女巫并不能真正扭转麦克白的命运，她们仅仅是虚无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荣格告诉我们，集体无意识即“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它为人类提供了产生思想的可能性。直至现今仍有影响的巫术就是产生于集体无意识。原始人在生命深处感觉到灵魂的存在，他们渴望更多地了解自身，这一愿望在科技和思想基本空白的时代使人们不遗余力地关注着外界，他们相信一切东西可以对生命产生影响。这种情结一直伴随着人类，在视自然与存在为一体的文艺复兴时期当然也不可能例外。麦克白这样说，“我听说石头会转动，树木会说话，鸦飞鹊嚷，小是小非，都会传送征兆和线索”。巫师预言的一切被人们认为是必将到来的，麦克白和班柯在荒原上遇见女巫之后，他心里的一扇门被打开了，当女巫说出“万福，麦克白！祝贺你今后当国王”，他对女巫预言的未来坚信不疑，他开始用自己的行动去促成这一“未来”的到来。

荣格曾经反复强调，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内心产生的幻想，“实际上，意象更多的是依赖于无意识的幻想活动”。莎士比亚以同样睿智的目光，洞见了女巫的虚幻， “这些是泡沫”，班柯问自己，也问麦克白，“我们谈论的这些果真有过吗？还是说我们吃了迷魂的草根，幽禁了理智？”他尚能以冷静的头脑对自己内心产生的虚幻意象进行了否定。麦克白则相反，他的欲望在他内心幻觉的启示下，找到了合理的理由（借口）和信心，本能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了。麦克白将义无反顾地前进，坚定而执着地走向旋涡般的明天。他将在自己欲望的强大力量推动下，一步步走向毁灭。我们无法了解莎士比亚在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想法，但可以这样假设，老谋深算的莎士比亚蓄意安排了三个并不存在的女巫，让她们来指引麦克白，甚至做出一些后来得到证明的预言，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剧本戏剧性的考虑。于是，我们也许可以断定，麦克白在荒原上遇见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心另一个麦克白。

麦克白感到了自己“只见虚幻不见真”，可他还是在自己疯长的野心中丢弃了善和道德的准则，他“容忍了一种坏念头，勾起了凶象”，他的头脑里出现了杀机。而这时的他还存着不带血腥的想法，“机缘如果要我当国王，自会来加冕”，但现实永远是现实，他的侄儿、国王的儿子玛尔柯姆仅仅因为身份与众不同被立为王储。麦克白无法接受这一来自现实的嘲弄，但他的内心还是在犹豫，在这进退维谷之际，他的妻子充当了催化剂，她的不断敦促，使他把一个艰难的决心变成了最终的行动。按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转述的卢德维格·耶克尔斯的观点，“莎士比亚经常把一个人物一分为二，这两个分裂的人物如果割裂来看根本无法理解，只有将他们重新合二为一才可能完全理解他们。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可能就是这样。如果把麦克白夫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物去寻找她改变的动机，而不去考虑使她性格完整的麦克白，这样的努力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反过来说，在分析麦克白悲剧性格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离开他的夫人。“麦克白谋杀了睡眠”，内心的安宁将不再属于他，而和他一体的麦克白夫人在内心的恐惧中开始梦游，并在梦游中不断重复洗手的动作，“这上面还有血腥味。阿拉伯所有的香料都再也熏不香这只小手了”。弗洛伊德说： “他所畏惧的良心上的折磨在她身上兑现了；她变得悔恨不己，他变得蔑视一切。合在一起，他们充分展示了对罪行的种种反应。”

“不义开了头，只有用不义来加强”，血腥的杀戮使麦克白得以完成自己，但这也仅是在某一层面上的自我完成，他的内心一息尚存的良知，使他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内疚和悔恨。他再次向女巫求援，并确实从那里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恶欲已将他心中为数不多的“善”消灭干净了。“我如今对阳光感到厌倦，但愿世界的秩序重归混乱。”走向堕落的他，对光明、美好、秩序等他曾经拥有过的词语产生了本能的抗拒。他在对内疚和悔恨的逃避中让自己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酷，他外表的残暴恰好证明了内心的虚弱，他感觉到空前的绝望和空虚，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麻木。与之类似，莎翁笔下的另一恶人， 《哈姆雷特》中弑君的丹麦国王克罗迪斯也曾发出悲惨的呼声，“可怜的处境！死一样漆黑的胸怀！黏上了胶的灵魂，越是挣扎越不能脱身”。而麦克白则在妻子死后这样喟叹：

“我们的昨天全部给傻子照明了

入土的道路。熄了吧，熄了吧，短蜡烛！

人生只是个走影，可怜的演员

在台上摇摆了，暴跳了一阵之后，

就没有下落了。这是篇荒唐的故事，

是白痴讲的，充满了喧嚣和狂乱，

没有一点儿意义。”

麦克白嘲笑起了自己辉煌的过去，他简短地总结了自己走过的全部人生：空虚和绝望。

黑格尔评论道： “麦克白的性格决定了他追求名利的野心，起初他还是踌躇，但是接着就伸手去抓王冠，为了要抓到手，不惜谋杀国王，为了要保住王冠，不惜采取一切残暴凶恶的手段。这种不顾一切的坚定性，这样一心一意地坚决实现自己抉择的目的，就是麦克白的主要吸引力所在。”而这，刚好也就是麦克白的悲剧所在。这种发挥到极致的、彻底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恰好是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呼唤出来的。因而，麦克白的悲剧就可以被看成当时的人文主义时代悲剧。

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人们一反古希腊以来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对自身的积极探索，主张国家利益、集体责任和社会义务，并把这些与基督教文化糅合在一起。基督教强调自我牺牲和博爱忍让，它用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罪（对自身的探求和经不起诱惑的欲望）来阐述人类社会灾难深重、命运多舛的根源。人人生来有罪，这就要求人们隐忍、禁欲，忍受今世的苦难，用自我的救赎走出人类的困境。而这种说法归根结底不过是以神性来规范人性、否定人性，人的存在只为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他的万能，人必须抛弃罪恶，向神尽职。这正是中世纪精神的体现。

但人们总要认识自己、表现自己，人的本性终究要得到宣泄和张扬，抽象而缺乏生动的神性无法指导在现实里奔跑的人们。文艺复兴“摆脱了上帝——罪孽——拯救这种辩证法”。其最核心的思想即人文主义主张，人要从中世纪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一切要着眼于人，以人为中心。把人、人性、人的本质作为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肯定人的地位和价值。人们的潜能和创造力被尽情地发挥，人的本能欲望也得到了尽情的发泄。

古斯塔夫·缪勒指出，“文艺复兴没有中心，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活动着，并在与其他人的矛盾冲突中表明自己的本质，这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悲剧命运”。以人为本，这是我们今天依然乐意接受的观点，但是当人文主义者们过分宣扬了欲念的正当，过分强调了及时行乐的个人享受主义，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不能不说是矫枉过正的，在一部分人的内心甚或行动上，极端个人主义开始肆虐。各种野心在他们那里极度膨胀。莎士比亚曾经借哈姆雷特之口这样来评价人类：“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然后他话锋一转，“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人并不能使我喜欢”。同时又让大反角克罗迪斯在悔恨中说出： “一丧失了理性，人就是空壳，是禽兽。”中年的莎士比亚显然是看到了人的暗面，他渐渐在否定早期作品中的光辉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个性解放可以成为个人发挥才智、实现人生价值（广义的）的旗帜，也可以成为满足人的野心、贪婪自私欲望的借口。当时的英国不再是国泰民安，圈地运动满足了部分人的扩张野心，却使更多的人陷入苦难。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而希望被永远地留在盒子里。人们天性中美好的一面，善良、仁爱、道德，在自私、邪恶和野心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于是，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文主义者几乎都是以悲剧命运收场的一方。到了麦克白，这两种互不妥协的力量更是集中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说，麦克白体现了时代的悲剧——恶的胜利。麦克白并不愚蠢，他清楚地意识到， “公平的报应，会把我们放毒的杯中物回灌到自己的嘴里”，但他软弱的一面在他面对邪魔对心灵的入侵时导致了他的悲剧，他无法像被称颂的悲剧人物哈姆雷特那样抵挡住恶念，无法以哈姆雷特那样的勇气宣称“我的心可不要迷失本性，不要让尼禄的灵魂钻进我坚定的胸怀”。哈姆雷特忍受着内心复仇的痛苦，尽管遭遇了悲惨的经历，他却顽强地用道义和准则来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因此，在临死之际，他依然可以骄傲地对挚友霍拉旭说出这样的话， “请把我的品行和道义好好对不明真相的人讲讲吧”。麦克白却在压抑中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并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的野心蚕食掉了他自身原本具有的美好品质，于是我们看到他灵魂内部的挣扎和痛苦，看到了他在追求美好人生时如何走向歧路，看到了善与恶的剧烈争斗，看到了恶的胜利和善的毁灭。“英雄·罪人”的地位使麦克白成了恶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也许我们会注意到，人文主义者呼唤出来的，把麦克白吞噬了的恶的欲望来自于他自身的个人无意识。这“是一些心理过程和心理内容的总和，构成个人无意识的主要是一些我们曾经意识到，但以后由于遗忘或压抑而从意识中消逝的内容”。

人在社会中生活就必然要活动，他会与周围的人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活动总是带着鲜明或不鲜明的目的性。“人离开动物界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为了满足自然的生存需要，物质享受和进行更为自由的活动，人们把外界作为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渴望改造这一切，甚至包括改造自身。但社会是有规范性的，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奉献与合作，显然，这就导致了人性中要求完全发展自己的愿望必然受到压抑。一个人的成就越大，他对个人欲求的压抑也就随之越来越可怕。这部分被压抑的意识可能被暂时遗忘了，但却不是真正地消逝，它进入了无意识，并在那里等待火山一样的强劲喷出，或者随着个体的灭亡而烟消云散。

缪勒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并非别人强加的，也非命中注定，而是与个体的自由运动一致的，个体也必须接受自己行动的后果”。这也许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莎翁和古希腊剧作家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古希腊悲剧中，“个人通过他违反道德习惯的行为将自己毁灭在社会面前”， “这种灾殃在神话里被描写神祗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它附在这个特殊的人身上，直到他毁灭为止，这种灾殃其实不是别的，它是个人在无意识的、自然必行的行动里的盲目行为的具体化”。希腊人的悲剧更加注重“命运”的成分，或者可以这么说，在那里，悲剧完全由命运产生。最好的例证可能是索福克勒斯创造的俄狄浦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具备高尚灵魂的人，但命运（或神灵们的玩笑）带给了他最残酷的事实。俄狄浦斯猜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拯救了忒拜城，成了城市的英雄和新任国王，并和原来的王后结婚生子，最后却得知他在路上杀死的一个专横无礼的老头子竟是老国王，即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拉伊奥斯，他的妻子，为他生下两男两女的伊奥卡斯忒竟是他本人的母亲，这一骇人的发现使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开始在女儿（妹妹）的陪伴下自我放逐，而这一切却是神祗们早己安排好的，尽管英勇如俄狄浦斯，却依然无法抗拒。“恰好是这个俄狄浦斯猜破了斯芬克斯的谜语，这是多么意味深长！当他称这个谜语的核心是人的时候，也就预言了他的申辩和惩罚”，瓦格纳的这句话指明了希腊悲剧中命运的不可选择。莎士比亚悲剧人物的命运则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是由人物自己的行为决定的。无论正面的哈姆雷特还是反面的麦克白，他们所承担的一切，都是他们己经预先知道的， “人物的命运既不是一种盲目的决定性的命运，也不是什么偶然事物的偶然连接”，这正是莎士比亚作品最悲惨的地方。

于是我们可能理解了麦克白的野心为何爆发得如此迅猛匆忙，以致在狂乱中埋葬了自己。青年时代的他找到并巩固了自身的目标——成就一番事业。他把这看成永恒存在的，至少他曾经这样认为。在坚持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成功者，他一步步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地，并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强大力量和才能，这些完全可以带给他国王的冠冕，但他深知这一想法的大逆不道，所以他选择了社会的承认，选择了人民对英勇大将的欢呼。他一贯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的压力使他自觉地把欲念逼近了无意识。当他到了中年，这被压抑的理想重新回到了他的意识之中，他感到自己焕发出从不曾有过的光明。顿肯不是都说了“你所能得超过我所能给”吗？他在谦卑中成就善、成就荣誉的时期己经过去了，那一直不敢承认却又不愿扑灭的欲望之火，在这时成了他的目的，他生命活动的全部意义。他选择了孤注一掷，成为恶的代言。而这一切，正是作为“人”而不得不面临的悲剧。

人们无法摆脱内心的阴影。 《麦克白》悲剧开场时，三女巫唱道： “我们三个啥时候再聚？”“等到这场吵闹都停了，等到这一仗打出个输赢了。”也许正是这样，人生不过是一个舞台，人不过是可怜的演员，如同走影，不断轮换，而永恒的，是每个人心里的黑暗，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欲望。这一切，正如不断旋转的灵魂，人们也许知道它将落向何处，但却没有人能够抗拒它的旋转。缪勒说得好， “这个世界得到了证明，但同时又受到怀疑，就像‘构成梦的原料或‘毫无意义的声音和狂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