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的叙事艺术

2014-09-10

山花 2014年6期

乔治·奥威尔作为享誉世界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素以“冷峻良知”而著称。其短暂的一生创造出灿烂卓著的成果，特别是他后期的作品，因其对极权主义统治的深恶痛绝，作品的政治讽刺意味异常浓厚。《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是其中两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力。在奥威尔看来，他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创作，是因为有一个谎言要揭露——他需要借助小说故事的利器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讽喻，因此，叙事艺术对现实揭示得深刻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黑色幽默的寓言故事，还是悖论式的语言，以及反讽与真实心理的水乳交融，都使其政治性写作颇具艺术魅力。

黑色幽默的寓言故事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是以寓言故事的方式进行描述，虽然西方社会素有寓言创作的传统，但奥威尔却以其独特的黑色幽默将寓言故事描写得细致入微。正是这种艺术性的寓言叙事，将强烈的政治讽刺寓于虚幻世界，使人感觉亦真亦幻，从而加深对社会现实的反思。

《动物农场》讲述农场中的动物不堪忍受主人琼斯的压迫而发动革命的故事，[1]情节通俗易懂。动物们在猪的带领下成功赶走琼斯后，拿破仑猪成为新的领导者，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农场，倡导“四条腿好，两条腿坏”，但是很快其贪婪自私的本性开始暴露。拿破仑猪先是以统治者需要保持旺盛的精力为由肆意占有农场的资源，而后又逐渐打破原有的“七戒”，对动物实施残暴的剥削和压迫，任何动物只要提出异议就会遭受拿破仑猪的血腥屠杀。然而境遇的残酷远不止于此，猪开始与人类合谋，就连动物们也分不清谁是猪谁是人。奥威尔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描绘出一个充满痛苦、残暴又荒诞无比的农场社会。故事情节虽然离奇，却让人觉得栩栩如生，因为这里既有推行极权统治的“老大哥”形象，也有趋炎附势的哈巴狗形象，还有任劳任怨、饱受剥削的老百姓形象，与现实社会别无两样，人性的贪婪、剥削的残酷、极权主义的恐怖在动物农场中一览无余。残暴统治、政权交替、重蹈覆辙的规律简直就是现实社会的翻版，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警示力量，瞬间激起人们的反思。

《一九八四》以未来的“一九八四”年作为象征，描绘出一个高科技的未来社会。[2]大洋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所有人都必须服从老大哥的统治，电屏、窃听器以及思想警察的监控无孔不入。主人公温斯顿尚存有良知，想要对抗这种非人的极权主义统治，却根本无法逃脱老大哥的魔掌。温斯顿的情人裘丽娅因为爱温斯顿而违背党的约束，但她的爱又充满矛盾，最终还是出卖了温斯顿。温斯顿的妻子与他毫无感情，婚姻名存实亡；温斯顿的梦境揭示出母亲和妹妹也是因他而死，可见在大洋国毫无人性可言。这又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黑色幽默，奥威尔牢牢抓住高科技的特征，暗示科技进步与人道主义缺失的矛盾——高科技的力量不过是统治者推行极权主义的工具，人终究要成为极权主义统治的牺牲品。

奥威尔巧妙地运用寓言故事促成人的反思与觉醒。当读者在阅读《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时首先是“局外人”的身份，从局外人的角度阅读、观察、体会、反思，同时这又是一个逐步觉醒的过程。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外人”的身份更容易使人看清极权主义罪恶的本质。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经验对社会产生认知，甚至在现有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已经对社会现实产生否定，只不过这种思辨很多时候还没有达到岌岌可危的境地。单刀直入的政治抨击无异于以卵击石，奥威尔的政治性写作则通过更为艺术的方式实现，即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构建一个象征性神话般的艺术世界。[3]作品犹如反映社会通病的一面明镜，洞察出极权主义统治的黑暗，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及时地给予人启发，加速人的觉醒，可谓开启人的心灵的钥匙。而且奥威尔还运用悬疑手法，不仅使情节引人入胜，更使人在猜测中加深同社会现实的对比。例如鲜牛奶为什么会消失，“七戒”为什么会被更改，实际上不过是统治者的肆意行为。老大哥为什么始终没有露出真容，实际上统治者的模样已经无关痛痒，其游戏规则才是社会通病的根源。

悖论式的语言

语言是叙事的基础和载体，奥威尔对悖论式语言的应用也非常具有艺术性。悖论式语言是将不合情理、突破常规和伦理的事物描述为合情合理的事物，以达到揭示事物本质的讽刺效果，通常表现为颠倒是非黑白的语言。悖论式语言的出处、悖论式语言的规则和悖论式语言的内容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政治独裁的疯狂，以及人权、自由、平等缺失这种混乱无序、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语言可以作用于人的头脑，控制人的思想，同时也是人权、自由、平等程度的证明，所以语言实质是政治权利的代表。

一是悖论式语言的出处。无论是《动物农场》还是《一九八四》，所有悖论式语言无一不出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动物农场》中拿破仑猪作为统治者提出“七戒”，同时也是拿破仑猪一次又一次地更改“七戒”。每一次更改，哈巴狗尖着嗓都会找各种理由为拿破仑猪自圆其说，任何动物的反抗只能招来杀身之祸。《一九八四》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是大洋国的核心纲领，每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老大哥提出的纲领，对老大哥的不忠也必然要自食恶果。这说明只有统治者才具有话语权，话语权俨然是政治地位的代名词。语言是人权、自由、平等的综合体现，例如“自由”作为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思想内容，在奥威尔文学创作中体现为民主制度下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并在反对极权主义、追求民主公正、反对舆论独裁、揭露事实真相等主题中艺术化地展现出来。[4]本来在民主制度下，人应当有语言表达的权利，有言论自由，由此形成权利的平等。但在动物农场和大洋国，掌握话语权实际上是政治独裁的一种体现，话语权的不平等体现出公共权力的私有化，统治者剥夺了被统治者表达真实言论的自由。

二是悖论式语言的规则。《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悖论式语言都是极权主义统治惯用的伎俩，其语言规则均以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参照。动物农场奉行的“七戒”会不断跟随拿破仑猪的意志而改变，是拿破仑猪最先违背“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等戒律，也是拿破仑猪将“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最终改为“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悖论式的语言规则都是为满足拿破仑猪对政治权力的觊觎。同样在大洋国，政治纲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完全将本身对立的事物等同起来。其政治架构真理部、友爱部、和平部、富裕部更是滑稽可笑。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他的任务就是通过各种虚假谎言无休止地修改历史；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友爱部负责实施酷刑，残害同胞；和平部负责发动战争；富裕部负责制造贫穷，让人饥肠饿肚。真理部、友爱部、和平部、富裕部的工作实际就是背叛真理、友爱、和平、富裕的行为，可见极权主义统治灭绝人性、惨无人道。这恰恰说明语言是极权政治对普通大众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手段之一。[5]悖论式语言规则是统治者麻痹人的思想的工具，目的是使人丧失清醒的意识和头脑，走向愚昧无知，以顺应统治者的说教。

三是悖论式语言的内容。《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悖论式语言，展现出一种矛盾、焦灼、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动物农场》中动物们必须时刻牢记“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拿破仑同志》一诗中歌颂拿破仑“恩泽广施，赋予众生所需”，其独裁统治、个人崇拜的疯狂与苏联政坛如出一辙。《一九八四》中“电幕日以继夜地在你耳边聒噪着一些统计数字，证明今天人们比五十年前吃得好，穿得暖，住得宽敞，玩得痛快”。温斯顿在严刑拷打下认为“四就是五，五就是四”。亲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充满背叛。这意味着科技进步并没有带来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文明秩序，反而成为统治者实施暴力的工具。奥威尔运用悖论式语言将社会道德颠覆、伦理颠覆、政治秩序颠覆的现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悖论式语言的星罗棋布犹如一张巨大的、吞噬万物的网，成为笼罩人的精神枷锁。这种悖论式语言看似极其荒唐可笑，但却是社会现实最真实的写照，从中展现了奥威尔犀利的讽刺。

反讽与真实的水乳交融

奥威尔运用悖论式语言搭建起特有的反讽艺术架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曾经在《批评的剖析》中把叙事结构分为四种类型，即春、夏、秋、冬，并将其称之为“原型”。[6]春的温暖对应现实的喜剧；夏的火热对应于乌托邦式的美好幻想；秋的微凉预示理想磨灭的灾难；冬的严寒则对应反乌托邦，尤以乔治·奥威尔为代表。但冬季亦是春天到来的前奏，是黎明前的黑暗。作为反讽艺术的代表，奥威尔不仅善用多种反讽形式，更细腻地将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融入其中，使滑稽的反讽与真实的心理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叙事的艺术。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是奥威尔笔下的虚幻世界，但是在如此虚幻的世界中又潜藏着人类最迫不及待发出的声音。《动物农场》中动物们明明觉得食不果腹，“清醒地认识到，当年为推翻人类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现在这样。因为现在远比当初吃得差。”而尖着嗓却通过宣读一大串数字向动物证明粮食的增产，使反讽与真实的心理活动紧密交织在一起。苜蓿即使老眼昏花，也能明显感觉到拿破仑猪对“七戒”的更改。《一九八四》中温斯顿备受压抑之时写道“如果有希望，希望在无产者身上”，“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髓里无声的抗议”，“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说明被统治者根本不愿忍受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统治。因此，反讽与人物真实心理的水乳交融更能揭示出统治者实施政治独裁下被统治者的真实心态，只不过他们为了生存而选择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最终都难逃悲剧结局，但这并不是奥威尔的本意，他善于寓积极思想于悲剧情节之中，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对政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的理想是将政治性写作变为一门艺术。正如索伦·奥碧·克尔恺郭尔在《论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反讽看似是想让他人上当受骗，而真正的目的恰恰是想感觉到自由，反讽没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目的。[7]反讽不是作者的自暴自弃，而是为了表达作者对自由的呼声，用荒诞的乌托邦世界与社会现实进行有力的抗争，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必然。所以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这正是奥威尔的积极意向之所在，是对人们反思与觉醒的呼吁。奥威尔运用亦反亦正、亦反亦真、亦反亦连的艺术手法，将积极的反讽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奥威尔的“冷峻良知”在反讽与真实的交织中得到深刻的体现。奥威尔借助反讽的艺术手法将极权主义的罪恶一一揭示，态度虽然冷峻，却不应丧失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奥威尔积极政治态度的体现。他的反讽叙事惟妙惟肖，在读者已经适应这种社会秩序和语言逻辑时，又时常跳跃出人物真实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正是在告诫人不要丧失理性与良知，不断起到旁敲侧击的作用。而且这一叙事艺术的普适性也非常明显，因为人物的心理没有国度之分，苏联的专制独裁确有代表性，而法西斯主义的罪行同样在《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