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当 前

赠序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文体，逐渐引起学术研究的重视。赠序源流、赠序分类、序文与赠序的关系、韩柳赠序个案研究、唐宋赠序创作繁盛的原因等，已为近年博硕士论文及专题论文论及。姚鼐《古文辞类纂》首次确立赠序体类，亦得到学术界公认。然而，桐城派文人对赠序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桐城派古文选本对赠序的选文定篇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桐城派对赠序名篇的点评分析亦颇为精彩。梳理桐城派文人对赠序文体的理解阐释，对回归原典的文章学研究与敷理举统的文体学研究不无裨益。

一、溯源辨体，确立赠序体类

(一)姚鼐的界定

赠序体类的确立，学界公推姚鼐《古文辞类纂》首创之功，该书分古文辞为十三大类，赠序列在第五位，《序目》以追源溯流的方法辨体划界：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①姚鼐选纂，宋晶如、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北京: 中国书店，1986年，目录第11页。

按姚氏的理解，赠序以古人赠人以言为远源，而以唐代冠“序”名篇者为正体，以宋代苏洵避讳以“引”、“说”命篇者为别体。结合选录篇目，又知姚氏以寿序入其体类，可以理解为赠序的变调。至于赠序的确切界定，则需要回到姚氏所列举的赠言语境以辨其源，细读姚氏选录的文章范本以辨其体。

先看老子的“君子赠人以言”，语出《史记·孔子世家》。鲁君与孔子适周问礼，辞别老子时，老子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09页。且不去考证孔子问礼于老子之真伪，赠人以言却的确发生于先秦时期，如《荀子·非相》篇便强调赠言重于金石珠玉，《大略》篇记载了先秦“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的习俗。比较起来，赠言属于仁人君子的行为，相对富贵者与庶人的赠物更高一筹，而所赠之言大抵在于言明为人处世的儒家道理，是被赠者日后的行为准则。像《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载孔子赠言子路告诫为人五慎，《贤君》篇载颜渊西游于宋前孔子赠言强调“恭”、“敬”、“忠”、“信”四勤，亦同一旨趣。

鲁君择言进梁王事出《战国策·魏策》。梁王魏婴在范台宴饮诸侯，鲁君避席择言相赠：“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敖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46—847页。鲁君援古鉴今，逻辑谨严，环环相生，万语千言，全系收束四字。此番赠言，尤重忠告之谊。

据此知赠序滥觞于先秦时期的散体赠言，多为仁人君子对赠予对象提出的“致敬爱、陈忠告”之辞，往往偏重告诫之义，富于哲理性。先秦这类赠言多发生在离别之际。古人安土重居，重聚伤离，贵族出行要举行隆重的祖道仪式，还要赋作祖饯祝文以祭祀路神，确保旅途平安。祖饯祝辞祈祷于神，祝福于人，《吴越春秋》所载越王勾践到吴国去时文种所撰祖道祝辞，便属此类；《诗经·崧高》提及仲山甫出祖时吉甫所作诵辞，可能也是祖饯祝辞。相违赠言则纯粹对人，忠告多于祝福，现实大于理想。赠言不绝如缕，至唐蔚为大国；祝辞随仪式的简化不断新变，至汉魏六朝而衍变为离别诗。姚鼐跳过诗歌阶段追索源头，亦可谓得其正途。

然而，许多学者考镜赠序源流区别于姚氏，并追本于诗序，认为赠序文是从赠别诗前小序逐渐独立出来的。如曾国藩《易问斋之母寿诗序》便持此论：“古者以言相赠处。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为饯送诗，动累卷帙，于是别为序以冠其端。昌黎韩氏为此体尤繁。间或无诗而徒有序，于义为已乖矣。”*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7册，北京：中国书店，2011年，第241页。稽查文献，以言相赠处的例子确实不多，曾氏则另辟蹊径，从离别诗序中探源，亦有一定的道理。古代王公大臣、文人雅士的出行经常要举行大规模祖饯仪式，赋诗言别。如西晋石崇出使，潘岳、刘琨等三十人齐聚金谷涧游园饯别，斗酒赋诗，留存有《金谷诗叙》述其盛况；唐玄宗天宝三载，贺知章归越，唐玄宗及百官赋诗饯送于长乐坡，并御制《送贺知章归四明诗序》述其缘起。这种冠于赠诗前面的小序，与诗歌有着较明显的分工，相对散体赠言的“致敬爱、陈忠告”之义有较大变化。倒是曾国藩所谓“无诗而徒有序”的文章侧重言理，介于叙事与议论之间，间以篇末抒情言别，更符合姚鼐所确立的赠序一体。可惜的是曾氏以赠序源出序跋，故以徒序为乖，在《经史百家杂钞》中亦剔除“赠序”一体。针对此举，施畸批评道：“赠序与序跋绝不同源，姚氏所推考者是也，其叙列在书说之后，诏令以前，尤为独到之见……乃曾氏不问质德，不考渊源，惟其名之同，遂悍然合于序跋，是岂非自信太过，而昧厥源流耶。”*施畸：《中国文体论》，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第87页。施氏辨体意识还是非常明确的。然而，早在宋明时期，人们便是从序跋中逐步厘出赠序的。

(二)宋明时期对赠序的归类实践

宋、明时期关于“赠序”零星的理解与分类实践还是不乏其例的。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在“序”类下便论及赠序：“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当须取法昌黎韩子诸作，庶为有得古人赠言之义，而无枉己徇人之失也。”*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2页。据此推测，早在宋代吕本中就把“序”体分为文籍序与赠送燕集序，而吴讷以“得古人赠言之义”为赠送序的本义，对姚鼐溯源辨体不无启发。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序”类则细分为二十四目，其中有“赠送”、“寿祝”等类，繁琐细碎，为姚鼐所不取。王先谦则指出姚鼐立体依据是明王志坚的《四六法海》：“王氏《法海》‘赠别序’自为编，姚氏《类纂》因之，增入寿序。”*王先谦：《骈体类纂》，光绪壬寅岁(1902年)思贤书局刊本。《四六法海》立诗文序、宴集序、赠别序、城山序为大类，于“赠序”一体已经有明确的体类意识。姚鼐受王氏影响，另立赠序文体，并将寿序附于末尾。因此，赠序立体之功还当首推姚鼐。

姚鼐于赠序体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性质上辨体，褚斌杰先生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唐宋以后有所谓‘赠序’文，一般都视作与‘序跋’为一体，而姚氏《古文辞类纂》则认为‘赠序’虽亦名‘序’，但性质上已非一般书序可比，因而另立赠序类，这说明《类纂》能从性质上辨析文体，有新的识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也认为赠序不同于序跋与一般书信，认为其源于古代赠人以言的习俗，此亦是对姚鼐辨体的肯定。

(三)桐城派其他古文家对赠序文体的进一步阐释

赠序体类确立之后，除曾国藩外，桐城后学几乎都承认这一体类的成立，王先谦、姚永朴等有进一步的阐释。

王先谦首肯姚氏赠人以言的起源论，结合赠序的发展进行简要梳理：“以言赠人，荀子比之金珠；择言而进，鲁侯以侑觞酒。洎乎唐世，乃有序文，发抒今情，敦勉古义，斯朋友之达道也。献寿有文，沿于明代，贵在不溢美，不虚称，反是则滥矣。”④王先谦：《骈体类纂》，光绪壬寅岁(1902年)思贤书局刊本。姚鼐认为唐人赠序以韩愈为诸家冠冕，其妙在“得古人之意”，大致指其符合桐城派古文各项指标要求，此则以家法论文体。王先谦则从朋友聚散的角度在“敦勉古义”基础上加入“发抒今情”，揭示赠序的抒情性，突出赠序说理、抒情相统一的特点，亦是探本之论。至于作为赠序附录的寿序，有其自身的规范性，王氏所论亦符合文体实际。

姚永朴《文学研究法·门类》篇对“赠序”进行了辨体。首先，在比较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古文辞类纂》分类同异时，姚永朴认为姚鼐分立“赠序”与“序跋”为两类，是依据“其用本不同”。其次，姚永朴进一步举例充实了赠人以言的起源论，其曰：“而迁安郑东甫(杲)语永朴云：《诗·崧高》：‘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即赠序之权舆。富阳夏伯定(震武)亦云：‘《燕燕·序》‘庄姜送归妾’，《渭阳》‘我送舅氏’，皆有赠言之义。据此可知其来远矣”。再次，姚永朴阐释了字说类赠序。字说类赠序多由名、字发微起义，阐述哲理。姚鼐所谓苏洵因避父讳而改此类赠序为“引”为“说”，仅从其表象而论，未及此类赠序的内容主旨。姚永朴说：“至欧阳《郑荀改名序》，明允《仲兄文甫说》、《名二子说》，归震川《张雄字说》、《二子字说》，此则因《仪礼·士冠礼》有字辞，且既冠而字之，以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又各有训戒。观《国语·晋语》载栾武子、范文子、韩献子之告赵文子即其证，亦不可谓无本。”*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第37—38页。古人行冠礼时需“冠而字之”，还需接受乡大夫、乡先贤的勉励与训诫，如赵文子行冠礼时，栾武子告诉他说：“美哉！昔吾逮事庄主，华则荣矣，实之不知，请务实乎。”张老(即晋大夫张孟)总诸家训诫曰：“善矣，从栾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韩子之戒可以成。物备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称述焉！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7—389页。欧阳修、苏洵、归有光诸人的字说类赠序皆围绕赠送对象的名与字展开辨名析理，与古代冠礼的训勉实出一源，亦属另一种目的的赠人以言。据此，知字说类赠序既有经学上的理论依据，又有事实根据。姚永朴揭橥大义，深化了姚鼐辨体之义。

根据桐城派各家对赠序的辨析，可知赠序源于“赠人以言”，有明确的赠送对象，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临别分手赠言，二是解析名字赠言，三是祝贺寿辰赠言；其称名有“序”、“引”、“说”、“字说”、“寿序”等。前两类注重由此及彼，衍说哲理，离别赠序间以抒情述别，字说赠序间以训勉告诫,寿序则容易陷于谄谀，其至在“不溢美、不虚称”。总之，桐城派经过数代人的努力，辨名溯源，终于确立了赠序文体。然而，要从原典出发，全面把握赠序文体，仍需从桐城派古文选本确立的文本范例入手。

二、选文定篇，确立赠序典范

桐城派赠序理论主要来自桐城派诸家文章选本，排比诸家选录篇目，各个时期代表作家、作品历历目前，能够清晰展示赠序的发展轨迹。兹列桐城派单列赠序类文章选本选录赠序篇数一览表如下：

表1 桐城派文章选本赠序选录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单列赠序类的桐城派文章选本均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座标，或约选点评，或增益续补，或广其体例，从而通过选文定篇，确立赠序类文章范例。纵向比较，唐、宋、明、清皆有文章入选，尤其侧重唐朝与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遵循桐城家法，选录篇目以韩愈、归有光居多，入选作者也在唐宋八大家、归有光及桐城三祖范围内，具体为：唐代1卷23篇，均出韩愈；宋代1卷15篇，分别是欧阳修4篇，曾巩4篇，苏洵3篇，苏轼3篇，王安石1篇；明清1卷15篇，分别是归有光8篇，方苞4，刘大櫆3篇。其选文唐代以韩愈为代表，宋代以欧、曾、二苏四家为代表，明代以归有光为代表，清代则以方、刘为代表。

唐代是赠序的成熟与繁盛期，仅从《全唐文》中统计题中有“赠”、“送”等字样并以序名篇的作品就有49位作者的475篇，其中韩愈34篇，少于柳宗元的46篇，权德舆存63篇，于邵存51篇，独孤及存44篇，均多于韩愈篇数。赠序类文章选韩文不选柳文，选古文而不录骈体，姚鼐的示范意图非常明显。

具体到韩愈赠序，又从其他诸家约选中凸显范例中的典范。梅曾亮约选《古文辞类纂》至300余篇，取韩愈赠序11篇，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取韩愈赠序19篇，其中与梅选相同的有9篇，分别为《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浮屠文畅师序》、《送王秀才含序》、《送王秀才埙序》、《送高闲上人序》、《送杨少尹序》、《送郑尚书序》。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虽不列“赠序”类，但在“序跋”类选录韩愈3篇赠序，分别为《送郑尚书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王秀才埙序》，亦为姚、梅、林三家选评。姚永朴《文学研究法》解析赠序，以韩愈文章为例，谓：“或深微屈曲，如《送董邵南》之属；或生动飞扬，如《送杨少尹》之属；或奇奥,如《送郑尚书》之属，或滑稽，如送温、石二处士之属。”*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第83页。此五篇均为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录，亦为林纾选评。研读这十余篇作品，其立意与写法等方面的代表性的确很强，比较历代文学选本，其入选率之高也有目共睹。桐城派文章选本树立文范，精益求精，确非简单的陈陈相因。

林纾《韩文研究法》高度褒扬韩愈的赠序，认为“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昌黎集中铭志最多，而赠送序次之，无篇不道及身世之感，然匪有同者”*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54页。。林氏接着选篇诠解，如认为《送孟东野序》格奇调变，不但以“鸣”字驱驾全篇，而且从说物入手，由物及人，由人寓感于物，最终由天复归人的本位，停蓄振起，用字精到，其高格令人难以仿效；又如对苏东坡盛称的《送李愿归盘谷序》，林纾解其妙处在“愿之言曰”四字；林纾揭示《送董邵南序》的微言大义在“游河北”三字，《送浮屠文畅师序》之妙在当面指斥佛老为夷狄禽兽，却不忤赠送对象。另外，林纾还在选评本补录韩愈《送齐皞下第序》，认为该文得文之佳处，深谙“萦复埋伏照应之法”，文章入手抬起“古”字，为通篇立主意，又“忽于句下叫起‘今’字，与‘古’字对言，‘今’字即为下文‘其渐有因，其本有根’作一埋伏”；全篇“用连环滚笔，倒卷珠帘而上，处处埋伏，处处照管”*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5—226,250页。。对照文本仔细析读林纾的诠释，韩愈赠序能够做到巧妙立意、隐曲达旨、精密结构、锤炼字句，对赠序写作有很强的示范性。

唐人赠序主要为离别赠文，故许多作品在题目中点明赠送对象，在结尾时点明送别劝勉之意，如韩愈《送孟东野序》以理劝人，最后点题：“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送王秀才含序》略带客套，结尾说：“于其行，如与之饮酒。”《送郑十校理序》难辞众托，故曰：“盛宾客以饯之，既醉，各为诗五韵，且属愈为序。”唐代大多赠序更直接道明“送行”、“美志”的应酬性质，正文或着重摹写山水景物及祖离场面，或尽情比德赠送对象的品格德行，感情不够真挚，思想性亦不及韩愈之作，姚鼐不录柳宗元的作品，亦有个中原因。宋代赠序的新变是字说赠序的兴起，梅曾亮约选《古文辞类纂》4篇，分别为欧阳修《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苏洵《送石昌言为北使引》、《仲兄文甫说》、《名二子说》，后两篇为字说类。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10篇，与梅氏重合前两篇，不录苏氏字说，而选归有光《张雄字说》、《二子字说》评之，评归有光《二子字说》较苏洵《名二子说》为逊，但其长处在“念其亡妻而及其子，情愫较绵远可味。要在中间自述念妻，亦冀其子之念母，寻常语其中含有无穷悲梗之言，淡淡写来，而深情若揭”④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5—226,250页。。比较起来，老泉之作言理透辟，熙甫之制言情深致，选此弃彼亦间接表达了林纾的文体思想。兹录《名二子说》，以见其文体示范意义：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5,415页。

该文紧扣“轼”、“辙”与车的关系诠释字义，字数不多，寓意深刻，与《仲兄文甫字说》释“涣”寓理同一机杼。杨慎《三苏文范》评曰：“字数不多，而婉转折旋，有无限思意，此文字之妙。观此，老泉之所以逆料二子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⑥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5,415页。是为中肯之论。

明代寿序流行，赠序又为之一变，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归有光8篇，其中4篇为寿序。然而，寿序难写已成共识，曾国藩《易问斋之母寿诗序》以此为文体之诡，议曰：“元明以来，始有所谓寿序者。夫人之生，饥食而渴饮，积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十、七十。又不已，则至大耋、期颐，彼特累日较多耳，非有绝特不可几之理也。胡序之云？而为此体者，又率称功颂德，累牍不休。无书而名曰序，无故而谀人以言，是， 也。”*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7册，第241页。姚永朴《文学研究法》亦认为明时寿序盛行，容易流于谄谀，方苞、曾国藩虽深识其弊，却难免不作，所以于此体尤需择录“所称无溢于实”的作品为范。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在赠送序之外专列“寿序”一目，计3卷76篇，姚选《古文辞类纂》择录《周弘斋寿序》、《王母顾孺人六十寿序》、《戴素庵先生七十寿序》、《顾夫人八十寿序》4篇，可谓慎重。

清代赠序从桐城派清朝文章选本中可彰其范，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录清人赠序14篇，包括姚鼐3篇，梅曾亮2篇，曾国藩2篇，张裕钊2篇，魏禧、胡天游、邵懿辰、吴敏树、郑珍各1篇；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录清代赠序10人27篇，其中曾国潘7篇，梅曾亮6篇，姚鼐4篇；目录上画三个圈的重点文章分别是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梅曾亮《赠孙秋士序》、曾国藩《送刘椒云南归序》、《送周荇农南归序》、《送唐先生南归序》、《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等6篇；姚椿《国朝文录》选清代赠序多达3卷35人64篇，桐城三祖入选篇目占优，分别为姚鼐7篇，刘大櫆4篇，方苞3篇。统计整理，发现清代赠序类文章在桐城三祖之外，重要的还有姚门弟子梅曾亮、桐城中兴功臣曾国藩。难能可贵的是，姚椿《国朝文录》赠序类还收录了胡天游的4篇作品，更有王先谦编选《骈文类纂》，骈文赠序的代表作得以遴选出来。王氏《骈文类纂》赠序体选唐代赠序7篇，分别是张说2篇，张九龄2篇，陈子昂、贾至、王维各1篇；选清代赠序17篇，以洪亮吉6篇、李慈铭4篇居首。这些骈体篇目恰好与古文选篇相互补充，对赠序文体的研究颇有价值。

毋庸讳言，仅从桐城派文章选本入手确立赠序体范文，易流于门户局限，但综观后代文章选本，无论是否单列“赠序”一类，桐城派文章选本中遴选出来的名家名作又不可逾越。桐城派在赠序文体发展史上的意义，由文章选本的精选范文可见一斑。

三、点评剖析，探索赠序读法与写法

赠序不必像论辩文那样气势磅礴，环环紧扣，咄咄逼人；不必如序跋那样紧紧围绕序跋对象切题入里；不必像奏议那样面孔板重，谨慎小心；不必像说辞那样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不必如书信那样促膝而谈娓娓倾诉。但赠序从赠人以言的时候起，就需面对具体对象，或告以处世之道，或勉以人生哲理，或敬以颂扬祝福，既需合理总结过去，更重展望未来。因此，赠序往往从细微处入手，曲折回环，气势潜转，不卑不亢，语短意深。阅读时需要发掘其关节文眼，写作时需要巧妙结体。桐城派诸家熟谙其中之秘，研读他们的文话及其对具体作品的点评析解可探赠序读写路径。

桐城派文人长期从事教席讲学，总结了一批文话，如刘大櫆《论文偶记》，姚范《文史·谈艺》，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林纾《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或提出文章审美标准，或从宏观指示文章写作要领，或列举具体篇目细致解析，总结出大量切实可行的写作方法。然而，这些具体的方法却被反复强调的“义法”，“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抽象化理论所遮蔽。琢磨这些文话中对单篇赠序的分析案例，进而打通这些文话中文章学的普适性理论，对赠序体的研究大有作用。桐城派文人又重视选政，在反复遴选修订的选本中留存大量点评，赠序文选中也存有一些言简意丰、指示关节的评语，仔细领悟，往往醍醐灌顶，有益于对赠序的理解。

首先，根据桐城派的理解，赠序先要写好开头，好的开端才能统揽全篇。赠序属短篇散文，以唐人赠序为例，常规之作正文结构一般分三个部分：开端交代时间事由，作为冒头；中间或描摹场景山水，或絮叨公务，略及别情；最后以“赋诗追饯”、“以诗贶别”、“送远之志悉形于文”等套语收束。文章虽短，结构俱全，套路清晰。适成惯例便为禁锢，韩愈古文力求创新，突破陈规，首先在开端上便不同凡响。姚范《文史·谈艺》曰：“宋人作序前多有冒头，序其原由情节。惟昌黎不然，辟头涌来，是其雄才独出处。”*姚范：《援鹑堂笔记》卷44，《续修四库全书》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如《送孟东野序》开篇即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句劈头道出，突兀劲峭；然行文先以草木自然，再转入古人，最后回到当代人，又无不被“不平则鸣”所笼罩，的确令人叫绝。林纾谓其摹《庄子·逍遥游》篇开篇，不但其形式上神似，其外柔内韧的文气亦能与《逍遥游》的汪洋恣肆相颉颃。又如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句引出议论，滑稽俏俊，颇具特色。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评曰：“此种起法，创自韩公，然不善为之，譬若唐人为官韵赋。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于文家，则于立言之体大乖。汉文无起笔峭立者。按之固自有序也，不可不察。”*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12册，第358页。既肯定退之起法的创新性，又提醒读者不要盲目模仿而落入俗套。吴闿生的《古文范》评韩愈《送董邵南序》的起句曰：“韩公为文，每争起句凝炼矜重，独创奇格，故老相传。姚先生每诵此句，必数易其气，而始成声。足见古人经营之苦矣。”*吴闿生：《古文范》卷3，北京：文学刊行社，1927年。至于姚先生诵读起句即“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时，需数易其气，大抵以其音节跌宕顿挫，又以开篇点起“燕赵”，意味深刻，联及“悲歌之士”，格调沉郁悲慨，故需反复沉吟，方可得其意旨。林纾在《春觉斋论文》“用起笔”条指出赠送序“忌用古人诗句起”*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范先渊点校：《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6，20,8页。，亦算赠序起笔一忌。姚永朴对于赠序开头的理解在《文学研究法·告语》篇已有详论，可参读。

其次，桐城派文人强调赠序语言散体化。赠序兴盛于唐初，像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于邵《送王郎中赴蕲州序》等都是非常华丽的骈文作品。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矩范，不但选文时不录骈体赠序，而且在点评中也明确拒绝这类文句。林纾作为桐城派后期代表，其文体论“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张胜璋：《论林纾的文体观》，《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其对赠序的写作要求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唐初虽杰出如陈子昂，然其《别中岳二三真人序》，则皆用骈俪之句，如‘悠悠何往，白头名利之交；咄咄谁嗟，玄运盛衰之感’，语于凡近。其余则李白为多，白《送陈郎将归衡岳序》，如‘朝心不开，暮发尽白，登高送远，使人增愁’句，则狃于六朝积习；《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如‘岁律寒色，天风枯声，云帆涉溪，冏若绝雪，举目四顾，霜天峥嵘。’气干虽佳，仍落子山窠臼；《送张承祖之东都序》：‘金骨未变，玉颜以缁，何尝不扪松伤心，抚鹤叹息！’虽名佳句，仍不可施之散文。”像陈子昂、李白这样的手笔都不足道，唯有韩愈才是林氏所要标榜的理想作者。其谓：“不过唐世一有昌黎，以吞言咽理之文，施之赠送序中，觉唐初诸贤对之，一皆无色。”*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页。从赠人以言的主旨出发，赠序委实不必运用华丽的骈文逞才夸势，只需要以参差散语，闲闲道出，拉近主客之间距离，言情议理，恰如其分即可。但也不排除林氏此论重古轻骈的门户之见。其实，初盛唐的骈体赠序在数量上所占比例大，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值得进一步研究。

然而，桐城派文人强调赠序的散体化，并不代表不重视造句裁章。林纾《韩文研究法》认为：“愚尝谓验人文字之有意境与机轴，当先读其赠送序。序不是论，却句句是论。不惟造句宜敛，即制局亦宜变。赠送序，是昌黎绝技。欧、王二家，王得其骨，欧得其神，归震川亦可谓能变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飞行绝迹邪？”*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第6454页。“造句宜敛”、“制局宜变”是赠序的两大写作要求，前者强调炼字造句精审恰当而意蕴丰富，亦即达到韩愈所谓“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境界。韩愈提出到此境界需要“气盛”，而刘大櫆提出八字诀时则提倡从音节、字句等粗处训练作文之法，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乃化抽象为具体，曰：“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句两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炼数句为一句，乃觉简古者。”⑧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范先渊点校：《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6，20,8页。后者强调创新求变，刘大櫆《论文偶记》“文贵变”条可为注脚：“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⑨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范先渊点校：《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6，20,8页。林纾在《韩文研究法》中择取《昌黎集》“赠序”作品中“针线之可寻者”16篇进行诠解，无不抓住其章法、句法、字法侃侃而谈，于其创变处多有揭示，从细节处总出方法，颇多可资借鉴之处。

揭示赠序的深刻内涵，发掘其独特的艺术风味，既是在引导阅读，也是在指示作法。而桐城派关于读书法还有一些独到的理解，同样适合赠序文体的读写。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功夫》篇在探讨学者宜如何用功问题时，提出“读几部紧要书”的观点。“紧要书”大体上指古代原典，至于这原典具体为哪一部则因人而异，大约唐、宋文家注重经、史原典；桐城派文人则高举经、史的大旗，暗地里却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紧要之作。且自方苞约选古文之后，一代代桐城派名家对紧要篇目约之又约，至吴闿生选《古文范》，“自周秦以迄有清，都七代三十有一家，为文越不过百首”*贺培新：《古文范序》，吴闿生：《古文范》。。篇目越选越少，一方面与桐城末学日渐空疏有关，一方面也有新时代语境下学科越来越多、学习时间越来越紧张的原因。无论怎样，读几部紧要书，读几篇紧要文章，对学习研究赠序文体，还是非常实用的。

如何读好几部紧要书呢？桐城派文人一致认为要熟。刘大櫆《论文偶记》虽指出一条从字句准音节，从音节见神气的由粗入精的学文路径，但字句、音节仍然千变万化，字句多寡长短，声调高下抑扬，都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在读古文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记得多，便可生情；譬如弈棋，记得谱多，也便须有过人之著”*范先渊点校：《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第12页。。准此，熟读几部紧要书的目的不在摹其形似，得其死法，而在悟其神气，濡染写作个性。至于林纾《春觉斋论文》总结出的“伏笔”、“顿笔”等用笔法及“换字法”、“拼字法”等用字法，如此看来皆为死法，真要得其要领，还在熟读。姚鼐《与陈硕士书》指导熟读多作，曾国藩《复邓寅皆书》要求“看、读、写、作”四者兼备，姚永朴指出读书需要“分段落”、“观古人评点”、“观古人注释”，均得文章读法要领，同样适用于赠序的研读。

虽然桐城派各种文章选本提供了层层约选的赠序文选可供学习，但不能局限于此，需要读者由约之博，由点及面，不断扩大阅读范围，从选本入，又须从选本出，既要精读原典，又须泛览别集，最终融汇贯通。姚永朴已经认识到专读选本的弊端：“选本之佳者，即分撮其英华，又合论其同异，故于初学为便。然不阅专集，终不能窥全豹，譬如尝鼎一脔，安得自诩知味？且彼操选政者，亦自阅专集而来，若吾人但知选本，而不求诸专集，究恐难浃洽贯串。”*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第204页。

总之，桐城派文家通过文章选本与文论著作，为研阅赠序原典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这些或浅或深、或晦或显的短评长论，不仅对赠序体研究颇有价值，从整个文章学研究领域看也不乏真知灼见。

桐城派通过一代代学人溯源辨体、选文定篇，最终确立赠序文体，其赠序体理论与实践产生不小的影响。吴曾祺《涵芬楼文谈》“赠序类第五”细分赠序为五目，依次为“序”、“寿序”、“引”、“说”、“附录”，这种从题面与形式上的创新分类，仍难免桐城派赠序理论的影响。现当代学者整理古人别集，往往把赠序类文章归类编次，寿序附于其后，亦见桐城派文章选本编次的痕迹。

吴承学先生指出：“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和首要的原则。”“‘先’，不仅是时间和逻辑上的，也是价值观上的。‘大体’、‘体制’、‘辨体’，主要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划界限’和‘比高下’，即通过对某一体裁、文类或文体一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的把握，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之间的内外界限，划分各种体裁、文类或文体内部的源流正变的界定，并分别赋予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14页。桐城派古文家对赠序文体进行了合理的溯源与科学的界定，并通过选本确立了文体典范，在诗话、文话中进一步对赠序文体的写作进行了规范，达到了“辨体”的基本目的，具备了深刻的学术价值，对文体学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