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燕

[摘要]财富观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和演进，实现了现代人类财富的价值观倒转和道德内涵的提升，从伦理角度追寻“物本”到“人本”嬗变的轨迹，探索嬗变的伦理起源，解读嬗变的伦理内容，提出“物本”到“人本”的转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财富观 物本 人本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3-0125-07

在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哲学考量及逻辑评判中，现代社会人类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的变迁和演进，本质上是财富观发展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在财富本质意蕴解读、财富伦理维度界定、财富价值评价上是一次全新的思维蜕变，颠覆了财富的传统理念和哲学诠释。也可以说，是人类财富论域的“价值观倒转”和重大进步。追寻财富观从物本到人本的历史轨迹，从伦理学角度审视财富观从“物本”到“人本”的生成归因，对现代社会财富的理性认知、创造、分配和消费具有崭新的意义。

一、嬗变的伦理解读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们对财富的本质不断进行解读，纵观财富发展史，对财富的哲学认知轨迹经历了从单一的财富“物”的实体性存在到“物”中蕴含“人”的双重属性综合体的认知，然后上升为“人”是财富的“目的因”，而“物”则仅作为“质料因”的确证。

财富产生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问题的解决。在漫长的人类生活中，人类对财富的原初界定是一种与大自然恶劣环境抗争以满足和保证人类生存、种族繁衍生息基本需求的物的存在体。当人类的基本欲求得以实现后，财富逐渐演化为人性无度欲望的外在工具，成为仅具有工具理性的“物”自在体，由此而出现了“物”为轴心的财富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财富的实体形态依次展现为货币一实体资本一虚拟资本。特别自工业社会以来，“物本”财富观导致财富无伦理性的数量式的累积增长，使财富逐渐退化为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人类衍生物。

前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时期，从古希腊色诺芬首先提出的有用即财富特质、重商主义的金银财富、重农学派的农业纯产品财富直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倡导以工具理性为尺度的劳动财富论，关于财富本质的种种探究的共识在于——经济增长、财富发展目标是追求“物”数量化式增长这种以物为本的财富观。在意识领域几乎控制着整个近代财富发展史。人类对财富的认识以“物”为财富全部的功能展现、效力作用和内在价值。

21世纪初期，随着工业化的加剧，社会更是充溢着“血汗和眼泪”的“积累BLAST”的物本财富观，这种财富观以“残酷”和“严厉”为主流观点。BLAST的支持者提出，应给予财富发展以优先地位，为达到财富积累的“美好的未来”，人类要忍受“一定的牺牲”（放弃民主、自由和权利等）和承受各种“现代综合病症”（贫困、饥饿、不平等）。“积累BLAST”专注于追逐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的“量”，将人应有的福利与生活质量以及“人”的存在的优先价值排在末位。

由此可见，主张物（财富的形式、样态）第一性、人第二性，物为人之本是“物本”财富观最显著的内在伦理特性，这种财富观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是排斥其他价值因素、以对物的无限占有为根本，以物质无限生产为目的。本质属性在于主张财富主导、决定着人的内在思维和外在行动，“为物而物”、“以物为本”，其最大特点就是形成人的社会发展的“物化性”或“物役性”，倡扬人对物的依赖性，追求单纯的物质财富数量的增加。

以GDP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增长决定论、经济至上论和金钱万能论是物本财富观最具代表性的外在伦理显现，按照“现代化一工业化”的思维方式，它简单地将“物”凌驾于“人”之上，致力于物品的总供给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漠视人类的“权利”和这些权利产生的“能力”，甚至完全漠视人的福利、幸福指数以及自由等积极因素，造成“有财富增长之实而无财富发展之值”。

不可否认的是，在以经济为核心的物本财富观的指导下，人类的确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人类凭借着财富的大量提升而迅速摆脱了蒙昧落后、缺衣少食的生存状态。但是，过于单纯追求经济和财富增长，导致许多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和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财富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马尔库塞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成为经济活动的物的奴隶”，它衍生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困境以及人性危机等问题。

“人本”财富观的萌芽和形成，在古希腊时期已初见端倪，当时先哲们就提出财富不是目的性而是手段性存在的论断。柏拉图认为，“财富的价值要依据所有者的德性和是否能贤明的使用”。获取物质财富是达到高尚目的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提出，“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是与人的自然的本性相违背的。而后，随着人们对财富认识的不断深入，财富的内涵被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们赋予了更深刻的人性意蕴，西斯蒙第首先主张从人的主体性角度重新界定财富，明确提出了财富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财富观。而后，加尔布雷也提出，现代社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黑格尔认为，财富作为自我意识异化和创造出来的现实的对象性，其本身已经含有自为存在的环节，自我意识（主体）要想实现自己的普遍本质（普遍的精神本质），就必须“从财富那里取回自为存在的对象性并且扬弃这种对象性”。

而“人本”财富观的发展完善，则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以价值理性为尺度的经济理论中。马克思关于财富人本性的阐述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马克思以财富生产方式、财富分配方法及财富体系动力、财富人性异化等社会本体论问题为切入点，揭示了商品、货币与资本三者之间所蕴含的关系，以批判的视角着重探讨了财富形成的社会关系，其基本着眼点就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自由状态如何在财富体系中得到实现的问题的解决。马克思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人是要素（及“人力资源”）、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生产的目的的立场，提出劳动创造价值论，强调人是生产的目的，并以劳动作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在经济理论话语中明确提出：人是生产的目的，而资本是生产的工具，真正开辟和丰富了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的哲学转变。

综合上述观点，“人本”财富观主张人第一性、物（财富的形式、样态）第二性，在哲学价值论认识论中，强调人为物之根本，财富的物性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人本财富观与物本财富观相对立，反对“物”凌驾于“人”之上，明确“物”仅仅是一种质料因的客观存在，而“人”才是真正的目的因存在。

其一，提出财富本身不是自在之物，财富蕴含着物的有用属性（客体性）与人的价值属性（主体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财富是人的对象性客观存在物，是人的“创造物”、“实践物”，是人通过劳动实践满足其需要的实在物，作为人的生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用于满足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另一方面，财富在“物”的外壳下隐含着最深刻的“属人”的、“为人”的特性，是人类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人通过劳动自证财富是“为我之物”，财富是“物”的外在形态遮蔽下的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显示。

马克思指出财富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而由于人的需要已经不限于肉体上的物质性需求，而且包括一切精神的需要和欲求。从自然本性看，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从价值层次看，人的需要包括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财富的至高点在于它满足人的更广阔领域的全面发展需要，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的服务，展现了财富的存在意义。因此，财富的价值不仅在于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以人的尺度去把握财富的本质，凸显人的主体性，要将物的价值纳入到人的价值体系中考量。

其二，肯定财富的产生、流转和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伴随和记载着人性彰显的历史变化过程，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性异化的历史。财富历史表达的各种符号或抽象形式都不过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实践活动创新变革的见证，都不过是人类长期劳动实践活动的智慧结晶。虽然财富在最普遍的形式上看，似乎是物的形式，但其实财富是量度人类实践行为属性及其社会内在矛盾的重要尺度。把财富仅仅定位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对人类早期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大分工所导致的最初市场商品交换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结果的延续。

二、嬗变的伦理追溯

从伦理发生史角度探索，从“物本”到“人本”的演进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殊的伦理需求。从理性哲学视角审视和辨析，从“物本”向“人本”的演进是哲学思辨现代性批判性反思的结果。

第一，在现实社会发展层面，要求财富观不断趋归人本的价值。现代社会人类在极力摆脱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生产力低下导致的物质产品匮乏，解决人类生存问题，探索如何全面提升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意义的进程中，产生了财富悖论的二难处境。

一方面，物质产品或者说财富作为人自身劳动的凝聚物，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却反过来成为挤迫人、奴役人的工具，形成了人的异化现象以及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财富对人的剥夺，在财富领域形成了财富认知悖论、生产悖论、消费悖论、分配悖论。长期以来，以物为本的财富观主导着人类的意识，以物为本的财富观侧重于关注收入与财富的单纯累积，把科技视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其注意力不是放在人的完善上。更严重的是，人轻易地陷入受自身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的奴役的处境，财富等客观性因素烙刻着宇宙进化论的印记，作为“新自然”被盲目置于其权力统治之下。

另一方面，随着财富的数字化积累，人性欲望中潜在的享乐因子开始膨胀和爆发，财富逐渐发展成为满足人性欲望的仅具有工具理性的人类衍生物。在享受财富带来的便利和满足的同时，人对商品的依赖却日益严重，人逐渐退化成为马尔库塞所比拟的无批判性、思考性和超越精神性的“单向度的人”，社会日益成为单向度的“风险社会”。人的财富心理畸变，求富心切、财富索取无度，仇富、炫富等财富心理滋长，带来财富异化、财富幻象、财富虚假发展（财富的反发展、伪发展、假发展并存），物质丰裕与精神荒芜形成鲜明的对比。

解决财富悖论，消除财富“自反性”，重新审视建立更具有人性化、更符合科学性的财富新思维，为“人本”财富观诞生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第二，在伦理原理及人文精神层面，要求财富观人本的内在提升。伦理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伦秩序、人伦规矩以及人伦准则等问题。然而，“物本”财富观聚焦于效用、收入和财富等逻辑学和工程学问题，对人们美好生活的实质欠缺深层次思考。在财富量的无限扩大化唯一目标主导意识下，对效率的关怀常常摆在对伦理的关怀之前。民主、自由、责任、正义等伦理道德规约，仁爱、同情、共感等伦理力量的社会内聚力作用完全被效用或效益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人类所有行为都被纳入“成本一收益”分析模式中进行估量。

同时，日渐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抽去”了人文精神的“物本”财富观，是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社会发展危机的根源。面对社会的发展，“物本”财富观的效益最大化、财富物性无限化与经济人文化现状极不适应，违背了经济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要求，物本财富观与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狭隘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在生产性质上，表现为物对于主体的人是异己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表现为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物的能力，人的主体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第三，发展的伦理要求促进了从“物本”向“人本”的财富理念转向。发展是现代性的语词和行为，本身蕴含着“量”和“质”的相互统一。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对财富的阐释注入了全新的视角，发展伦理领域的学者指出，发展的出发点在于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其终极关怀在于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因此，社会发展不等于财富的“非理性”数量增长，在本质意义上，发展涉及人的进步、社会整体前进等的多维活动，而发展的终极关怀在于人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的解放和进步，这是发展的最高阶段，也应成为发展核心的财富发展的最高层次。

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事实表明，财富与人不会也不能割裂，因为不论是社会还是人，都不能用物来代替。

第四，人性“善”的存在推动着财富伦理维度由“负性”向“理性”的演进，促进人本财富观的形成。在资本与技术逻辑形成的合流漩涡中，功利主义畸变、工具理性张扬，“物欲”驱动着人类“恶”的因素的出现，“欲望”这个动物性本能急剧膨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盲目空前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日渐遥远，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发生彼此冲突、疏离的“经常性矛盾”。

人本财富观以人性的“善”辩证认识财富与人的关系。首先，财富对人的“善”性在于其手段性存在。不断提升和完善人性，使人获得全面发展；消除发展的人学悖论，以自觉的主体态度承认实现财富增长所具有的直接目的性意义的同时，更重要的还要自觉地不断扬弃财富作为人的发展的中介环节的意义，使财富不断复归作为人及社会发展的手段的本质。其次，要理性对待人对财富的“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人类对财富的获得、生产、支配等，既肯定财富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价值，也肯定财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对象物的外在形态，对财富的应有之义做出合理的判断和定位，保证财富在合理度和合理量之间保持平衡和发展。

因此，从“物本”到“人本”财富观的转向，是对财富内在价值理性的反省式的哲学思考，是对财富并非独立自生自为绝对之物的客观认识，是对财富是人类发展史和生命进化史的必要而不是决定因素的全新认识，彰显财富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意义、展现主体本质的伦理归属意义，使财富最终回归其属人性内在价值。

三、嬗变的伦理内容构成

财富观本身包含财富获得、生产、分配和使用四个方面。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的哲学转向有其特殊的伦理意蕴、道德历史来源，在其主要伦理构成上，实现了财富获得正当性认知、财富可持续性创造、财富公平正义配置、财富适度性消费。

其一，财富获得的正当性认知，是“物本”向“人本”财富观实现哲学转向的前提标志。财富正当性，广泛意义上是指财富作为符合道德原则或价值标准的状态的存在，它的正当获得应是值得肯定和承认的行为。这种解释是对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哈贝马斯关于正当性适用于政治秩序领域的公正性以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在涉及所有权力领域都存在正当性问题的延伸。

财富正当性在中西文献中屡见不鲜。柏拉图就承认人们热爱财富是因其所具有的有用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财富是优良生活的一种善因；哈林顿则认为，人依靠财富，不是出于选择，而是生活必需；托马斯·孟热情赞扬追求财富是保持美德所必需的理性行为。甚至在禁欲主义的中世纪，一些经院作家还认为轻视世俗财富的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罪过。16世纪欧洲路德和加尔文新教运动更是将创造财富视为人类获得赎救的最好手段。马基雅维里开创了西方财富动力论谱系，生动地提出早期资本主义财富扩张哲学教条的逻辑预设：贪欲是人性之本，政治利益与财富算计紧紧相随；追求财富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永续性、普适性。

虽然我国传统财富伦理文化中一直贯穿着以义取利的“道义论”财富价值观，但大都肯定财富的正当性获得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儒家承认合乎道义的财富（利）符合人性，孔子肯定人的本性“恶贫贱”、“欲富贵”，提倡在“有道”的时代“君子”应该努力实现“富且贵”。汉代司马迁公开肯定人们逐“利”行为的客观性和“利”能提高人的德性：“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义附焉”（《史记·货殖列传》）。唐宋之际，言利的观念日益盛行，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主张经世致用，肯定了财富等社会功利内容符合人性需求。明代海瑞、黄宗羲、王夫之肯定追求“利”与人格完善存在必然联系的思想，海瑞提出圣人也言利，“有天下而讳言利，不可能也”（《海瑞集·四书讲义》）；黄宗羲则主张按人性满足民利，“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则提出“义者，正以利所行者也”（《四书训义》卷八）。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财富正当性获得是与人性的实现和完善紧密相连的。正是因为财富具有满足人性本能的天性，人类才能在财富的保障性和推动力的作用下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财富正当性获得反映着人类实践的物化能力，是人类迈向幸福生活的生存动力因。同时，财富的获得是人的生命基本权利和人道普遍价值要求。阿玛蒂亚·森用“应得的权利”来表明，人类的基本的、无条件的、通行的人权是人人都有天赋的资格获得经济上的满足。德尼-古莱将维持生命——使更多的生命存在和延长视为美好生活的首要价值标准。

财富正当性获得在现实中有多层次展现。首先，财富关乎人格尊严。个人合法拥有财富的多寡是个人财富能力大小的体现，以财富多寡为人性能力大小差距的体现。其次，不贪恋财富。喜爱财富本身并没有问题，但以金钱为人生首要之义绝对不是有价值的人生。再次，尊重财富。尊重自己、他人的财产权与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利同等重要，既要克服嫉富仇富心理又要克服鄙视财富心理。

其二，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是从“物本”财富观向“人本”财富观转向的核心内容。财富生产在“物本”外衣的掩盖下，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张扬中，“物欲”驱动力全然代替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控制自然”成为支配现代人行为的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最终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与疏离，导致了生产目的与手段的“经常性矛盾”。生态体系危机同时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严重的生态问题“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

在财富生产进程中，“人本”财富观以“前瞻性意识”为引领，注重财富生产创造的理性化和规范化。将财富生产的“发展”与“可持续”有机结合，崇尚人类对自然界共存体物种的“类意识”。人类财富从自然界中产生，因而必须赋予自然界一切生物以同等权利。以阿尔伯特·施韦兹敬畏生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彼得·辛格的动物权利论、莱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所建立的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学自然权利论为伦理来源，肯定自然界中每个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具有某种神圣的“自在的存在”和“非消费性价值”，从生命的同有本性上来体认生物在自然界中的不可否定的存在意义。

在人类自觉规范自己的财富生产、以“敬畏”的态度对待大自然的同时，还要在财富生产中树立“财富生产的为人性”的“人本”价值实现意识。财富生产过程首先必须保证人的身心健康，以财富促进人的生理机能的和谐发展，兼顾保护财富生产的环境存在性价值，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社会的劳动。同时，财富生产注重人的潜力的挖掘拓展，人的“内部界限在我们自身中存在着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人的潜力的开发程度也是评判财富生产成效大小的标准。

其三，实现财富配置的公平正义，是财富观从“物本”走向“人本”转变的价值体现。正义公平是伦理学的最重要范畴之一，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中“人本”凸显的标志。克服财富的异化，就是要建立一个最符合人类本性的合理的制度标准以公正配置权利与义务。

追求公平效率的平衡点的人本化。公平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性问题，效率追求生产赋值的最大化，公平效率问题就是如何达到财富分配中“义”“利”与“劳”“做”相统一的问题。人本财富观肯定公平与效率同向变动性的辩证统一性，既要保证公平分配的合理实现，又要注意效率的同向提高，使公平和效率和谐运行。

“人本”财富观关注财富配置的公平化和发展好处惠及所有社会成员的整体性。“物本”财富观在财富分配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导致生活世界中产生贫富差距、贫富两极分化以及财富流转的困境，财富成为人性变异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来源。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到，“所有社会的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同样的看法在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中也被专门论及，穆勒提出“应得的正义”和“无偏私的正义”，“应得的正义”在于公道，在于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利或害），而“无偏私的正义”是在不应有私恩偏爱的事情上抹杀别人，而与无私相联系的是“平等”，即对于一切人的权利要给予平等的保护。

公平分配不等于“平均主义”，人本关怀还体现在运用适当补偿原则使社会弱势群体的个人生活得到改善。罗尔斯在机会公平原则之后又提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以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财富的人性关怀体现在社会底层人群的利益分配倾斜，德尼·古莱在《发展伦理学》中提出，为所有人提供基本需要的财富，应优先于满足社会少数特权阶层的任意需求。

人本的财富分配理念还在于努力解决共富与先富、国富与民富等财富的合理调配、适度平衡，消除贫富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大，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和人类的共同理想。

第四，财富使用和消费的适度性，是财富观从“物本”向“人本”变革的基本要义。“人本”批判和改正“物本”的财富消费“过”的状态，强调财富消费的“中”和“度”，即财富消费要适度，消除消费不足和消费过度现象。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即德性，是灵魂的和谐运用，寻求不及和过度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是通达幸福的正确途径。孔子所阐释的中庸思想也是一种适度思想。《论语》中提到：“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美德和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因此，人们的各种情感欲望、行为活动如果能做到恰到好处，就可以达到“中”，“中”乃宇宙中最根本的原则，遵循这一原则，让事物平衡、和谐地发展，就可以使万物各得其位，繁荣兴旺。中庸思想还表现在适度、不走极端等方面，即“过犹不及”，因此，“适度”状态是美好合理的状态，符合人性的需求，也是财富消费的“人本”伦理维度。

适度消费提倡“节俭”、“节用”的财富消费思想，是对“物本”消费主义的一种解蔽。消费主义把物质消费作为生活的宗旨，把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虚假需求作为人的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需求。适度消费强调适度节制消费需求的理性生活态度，以适度消费审视、批判和解构消费主义，促进人们理性消费、合理消费，从而防止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

适度消费消除消费符号化。“物本”财富观以消费符号诸如地位、声誉、品位、时尚、欲望等为象征意义。财富消费演化为符号化代名词，体现在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这种消费不顾及人的生理、心理需要，不在乎消费品对人而言的实际功能。而适度消费能制约主体的消费程度，提高主体消费的自我克制力。同时，适度消费还有利于形成合理消费的心理，消除消费符号放大背离商品的实际功能，使人们对消费对象形成理性认识和理性行为。

适度消费有利于形成消费“自律”意识。“自律”适度消费恰当地调解约束道德主体的心底欲望和行为方式，从表象上看是割舍了消费品赋予人的短暂身心享乐，但带来的却是人类的持久消费、持久满足和持久健康，对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及时进行矫正纠偏。另外，适度消费的自律性基于人类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自觉意识，在促进主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消费的同时，把不损害自然资源可持续能力作为消费的底线，把“资源生态边界”作为消费的上限，使个人的消费水平限制在合理“限度”、“范围”之内。

四、嬗变的伦理价值及现实意义

人类财富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进化，不仅在意识领域产生“哥白尼”式的重大转变，在实际生活中也产生了积极、进步的伦理意义。

首先，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程度的提高。马克思明确地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把经济发展的目的亦即生产是为了人本身的发展作为评价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价值尺度。“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物本”向“人本”财富观的嬗变，对物质生产有了重新定位，财富创造除了为人类提供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资料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人在物质生产中源源不断释放和发展着的主体力量和内在潜能，根本上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本财富观把人自身的发展摆在主导和中心位置，赋予人自身广泛的财富自由，尊重每一个独立的经济人格，消解了物本财富观为了物质财富增长这种纯粹外在的工具目的而牺牲（人的）价值目的，消解“物本”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畸形发展，消解人类道德的物化倾向，不仅符合人性而且提升了人的主体意义。此外，“人本”打破了“物本”财富观以“物”桎梏人性全面发展的樊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本身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以人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目标，在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蓝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

其次，提升人的幸福感。“物本”向“人本”财富观的嬗变，把人从将人视为资本增值的一个环节的定论中解脱出来。“资本的主体化”，即“资本的物化”或“商品拜物教”，使人依赖于物，这种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经济主义和物质主义，将人视为资本增值的某个程序简单化为“物性”及“单向度”的经济动物，个体存在的丰富性、多样性消亡殆尽，人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无实质意义的“杂多”。而“人本”财富观侧重于满足人的需求的多样性，超越了资本逻辑，变资本对人的控制为人对资本的控制，人的目的性超越和主导了物的手段性。在财富获得、生产、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过程中，关注人的幸福感、舒适感、满意感的实现，人在财富中获得主体满足的立足点和支撑点，更多感受到和延长了生命的快乐感。

最后，提供了实现“中国梦”重要的伦理价值维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的实现，人民在生活安定基础之上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的实现，建设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划，都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和社会发展为本，以社会发展和人类和谐的共赢为基础，人本财富观联系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主旋律以及优良生活、优美环境、优越制度的落实。“以人为本”的财富理念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财富成为人的劳动对象化和充分发展人的主体本质创造力量的客观存在物，这是“中国梦”实现人文主义和人性关怀的重要伦理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