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瑜

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演出的湘剧高腔《苏秀才》，生动地叙述了一个起始于大革命时期、在湖南农民运动与国共两党斗争背景下展开的苏伟才、王刚、苏子轩、秀姑等人之间数十年的恩仇故事，通过他们对往事恨怨的反思与化解，表现了丢弃前嫌、登高望远、一切回归与统一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主题。显然，这是一出立意新颖别致、创作思维有所突破、人物性格鲜明、富有戏剧性和人生沧桑感的好戏。

反映我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与人民革命斗争题材的戏剧作品可谓多不胜举，但今天当我们面对这类题材，创作思维还只是停留在鼓动革命与暴动的层面，仅仅歌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英雄情怀，或者演绎“革命就是一个阶级胜利了，另一个阶级失败了”这一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中，理所当然要有新的展示和新的思考。难能可贵的是，湘剧高腔《苏秀才》的创作定位能够着重于对历史进行反思，努力探求人性的开掘与文化的提升，积极化解因历史缘由纠结而成的阶级恩仇和个人恨怨，服从于民族最高利益与民族和解精神，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苏秀才》中，剧作家着力塑造了苏伟才（即苏秀才）、王刚、苏子轩这三个具有不同社会文化心理的人物形象，他们因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而互为参照对比，在寻找救国救民、民族解放与复兴的道路上印刻下不同的心路历程，且为不同的信仰和相抵的生活追求而产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在他们身上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几种较有代表性的人生观、价值观拥有者的不同命运。

其中，苏伟才是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这是中国农村积极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底层文人形象。过去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代在民间传承、延续，则完全是依靠他们的存在。他从一个开始对革命不理解甚至惧怕、抵触到被动地接受并同情革命，以至于为自保而保“牌”，纯粹是无意识地卷入了国共两党斗争的政治旋涡，并不知不觉加入了保卫革命的阵营；又因与王刚的私交甚笃而积极援救，由此获罪“一起上路”；不料经此生与死的“洗礼”后，他心境大开，反以与革命者共赴刑场为荣；终于，“不死”的秀才也坚强起来，与秋姑一起定计智除叛徒，为王刚痛快地报了仇。综上，剧作家不仅清晰地描绘出他在政治倾向上的令人信服的有层次的变化过程，而且我们也看到作为艺术形象的他的性格心理自然的成长发展轨迹。尤为意味深长的是，苏伟才虽然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随之悄悄地发生变化，但他始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指导他做人处世的思想理论基本上还是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但他的“被”参加革命，正说明了历史的大潮和人心所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所具有的正义性及其强大的辐射力与凝聚力。经过著名湘剧表演艺术家曹汝龙精心塑造，善良、本分、梗直又有点迂腐，富有正义感又有点胆小怕事，笨拙又有点狡诘，这么一个孔孟之道总不离口、传统道德才是支配他一言一行的精神力量的旧时代的教书匠，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著名湘剧演员罗智勇扮演的苏子轩却是更令我们饶有趣味的人物，这是一个不同于过去舞台上同类人物的新形象。罗智勇赋予人物更多“这一个”和人性化的思考，因而使其愈加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和复杂的人生命运。必须强调的是，剧中的苏子轩不是一个十恶不赦、反动透顶的恶棍，也不是无情无义、品质恶劣的政治流氓。首先，他原本是一个留学归来、满怀救国救民热情参加北伐革命的热血青年，先因战场上勇敢无畏而与王刚结下生死之交，后又因杀父之仇而投入国民党反动派阵营。苏子轩与王刚之间的冲突并非出自个人品质的善恶不同，更多被决定于两人政治信仰的对立。作为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他们都在寻找救国救民、争取民族解放与强大的正确道路，不同的是，王刚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苏子轩却认定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苏子轩的悲剧性就在于他是一个有良知、重情义的文化青年，所以，当现实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他起初美好的想象发生矛盾时，便会引起他极大的困惑与怀疑，以至于难以接受甚或引起精神上的折磨和灵魂的自我拷问。因而当他回乡为民“剿匪除害”却面临的是民众的冷遇与敌视时，尤其当他的救命恩人、最敬重的人才王刚如今却成为他所要剿灭的“匪首”时，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他的思索与不安。在生死面前，王刚毅然放弃了他好心提出的各种能够活命的办法，甚至放其逃命也遭拒绝，使他不能不深感“世事弄人”。王刚的宁死不降不仅引起他因未能相救而感到内心的痛苦与愧疚，王刚的慷慨就义与死前对革命理想终将实现的坚定不移信念，也促使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发出疑问，尤其是动摇了此前他对“党国”所谓的“忠贞不渝”的信仰。正因为他的内心深处这一变化，所以他在下一场追查农工政府牌时，由衷感慨“想杀的不能杀，不想杀的又不得不杀”，于是会那么坚决地除掉了杀父仇人暨出卖王刚的叛徒姚一彪，最后也才会真诚地向苏伟才请求，要取走王刚留下的一只鞋，也好当作自己的心中念想。

苏子轩，作为一个旧时代误入歧途但良知未泯的文化青年，显然，王刚之死始终是他心中深藏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人生漫长的心路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纠结点。可贵的是此后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人生航线，仿佛用耗费一辈子生命的代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为了民族存亡，常德保卫战中他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腿；解放战争爆发，他决然退出内战……说不尽的世事沧桑，经过数十年的徘徊与彷徨，他终于回到家乡的大樟树前，来了却自己这一生最后的心愿，向他的王刚兄弟在天之灵倾诉自己是如何弥补与救赎过去；告慰他，自己的人生也有光彩与有价值的一面。当最后，苏子轩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即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也就是找到了自己寻觅一世的精神家园，实现了自己人性的最终回归。从苏子轩的一生可以引起我们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的哲理性思考，从他曲折的命运中我们能够感悟到人生的“反复多磨难”和人性的“善恶一瞬间”，确实耐人寻味，给我们深刻的启迪。显然，这一艺术形象在文艺创作领域无疑具有新的尝试性和探索性意义。

王刚是本剧的关键性人物，也可以说，一切皆由他而起，所有人物都围绕他而动作。这位木匠出身、投奔革命的共产党人，在北伐高潮时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建立苏岭农工民主政府；大革命失败后，又拉起队伍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在他身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对党忠心耿耿，而且对敌斗争老练而机智，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其次，由于自身来自底层，与劳苦大众有着天然的亲和感，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发动与组织群众运动。特别是对苏伟才、秋姑的关怀和帮助，他们之间已经形成特殊的很深的真挚情谊。再之，剧作家除了突出他的政治品质与阶级情感之外，也还赋予他某些如幽默、调侃等个性色彩以及准确掌握政策的领导能力，如在群情激奋形势下说服大家合理对待苏子轩，及时埋葬苏伟堂等一些人性化的行为。当然，相对而言，王刚的性格还可以更为鲜明生动、更多一些独特的个性色彩，自身的革命英雄主义境界也需要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

我们特别赞赏剧作家对最后一场匠心独具的设置。这是了结全剧基本冲突的需要，也是提升全剧主题之必然，如此便使得剧的主题从歌颂暴力革命的政治层面提升到呼唤“和解”的民族精神的文化层面。虽然前戏已经向观众展示了剧中人物不同的人生和命运，但是剧中人都各自有着未了的心结。苏子轩终究要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需要为当年的承诺向他的“王刚兄弟”有个交待；苏子轩一日不归，作为时刻牵挂他的族叔与老师苏伟才的心结便不会了；而秋姑的心结则更是了之未能，她日盼夜思的就是要等着苏子轩来给她的“木匠哥”磕头认罪。因此，他们都不甘心如此般留下自己人生的遗憾，这便在戏剧结构上需要有最后一场来解开剧中人的心结；而观众也热切期待着他们真正解开心结的那一天的来到。果然，通过“断腿真相”的揭示所形成的情势上的“突转”与“发现”，人们得以重新认识了苏子轩生命中阳光的一面，随着人性的升华与融合，全剧推上了情感的高峰，剧中人终究要回归与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这历史上恩恩怨怨的最终化解，确能给人一种温情、宽容、接纳的宗教般的感动。它启示我们，不管多大的历史风雨过后，只有实现精神的和解，我们的民族与社会才能继续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苏秀才》一剧还擅长于运用道具、歌曲等具象性事物，贯穿全剧，赋予它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性寓意，因而转化为一种艺术意象，可以起到隐喻与点题的作用，强化观众的印象，增添场面的艺术感染力量。例如贯穿全剧的那块农工民主政府的牌，它是用原来地主苏伟堂家祖传功德匾改制而成，由此引起双重意义的斗争，它不仅因是革命的象征物而围绕它产生了许多精彩的场面，成为一条核心的情节线；而且又因是苏家祖传圣物和牵系家族荣誉、兴旺的命脉式重要凭证，苏子轩于私更要千方百计地找回它。故倘若没有这块牌的贯穿，也就不会再有写牌、藏牌、搜牌、护牌、审问追牌、查牌除奸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试想如果真的那样，本剧的情节中还会有多少吸引人的看点呢？

又如贯穿全剧背景的那棵古老的大樟树，它枝叶时繁时疏，在不同环境与事件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体现不同的含意，阐发着多层面的意蕴。首先，它是历史的见证者，目睹着苏岭这小小世界的历史沧桑变迁，树的枯盛荣衰的变化隐喻着政治风云的变幻不一和人世间的荣辱无常。同时它又是政治的晴雨表，在每一场戏的具体时空中都寓示着本场戏的政治气氛的紧松张弛，预告着矛盾冲突与人物命运的走向。

大樟树有时候又成为象征着一种精神力量的意象，以此承担着以物点题的功能，隐喻着全剧的题旨。例如象征着天地正气，象征着生命的生生不息，象征着共产党人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顽强崛起的民族精神；也可以作为人们借以得到的精神源泉、取得慰藉与温暖的人生归宿与精神家同等等的物化替代；因为王刚正是牺牲在大樟树下，因此它又成了王刚这个人的化身。见树如见人，人们便把对王刚的感情转移到大樟树上，经常向它倾诉心思，向它进行祭奠凭吊。

它始终存在于舞台上，夸张地曲折地屹立着，顶天立地、高大粗壮、盘根错节，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因而形成了凝重的沧桑感和历史感。第六场的后半部，借助于大樟树的舞台形象，推出了一种诗化的意境，给观众内心以无言的颤栗与震撼，并从中得到了审美的满足。

再如，在剧中出现多次的那首富有时代特色和深刻寓意的歌曲《打倒列强》。这一源自欧洲的儿歌曲谱，被套用上中国内容于北伐战争，并流行大江南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歌曲，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当我们一听到它的旋律和歌词，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个血与火的年月。首先，在开幕时的湘剧高腔前奏曲中糅人了《打倒列强》的音乐旋律，它立刻将观众带进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并寓示着该剧的政治文化背景与主题走向。其次，在王刚与苏子轩两次见面的不同境遇中，他们都会意地唱起这首歌，表达了不同的目的与含意。显然，在这儿，《打倒列强》不仅象征着两人的生死战友关系，而且是他们两人感情交流与互动的工具。不仅如此，我认为在本剧中，它还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象征，歌词内容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与复兴斗争的共同任务。而这也是剧中人物之间最后实现民族和解的政治基础、共同语言和共同事业。非常巧妙的是，这首歌曲在不经意中起到了艺术的点题作用，正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此外，多次出现、贯穿全剧的一双新布鞋，即使只是一个细节性的道具，却也揭示了人物之间各不相同的不尽的情意：先是苏伟才见王刚鞋破，嘱秋姑做新鞋送王刚，王刚被捕，苏子轩又把搜到的鞋托苏伟才转交王刚，并劝王刚自首。王刚临刑前复将鞋反送还苏伟才；这双鞋，在王刚牺牲前，主要体现苏伟才、秋姑与王刚之间深厚感情；而它的特殊象征意义的出现却主要在王刚牺牲后，新鞋成了王刚的替代与置换，即见物思人，见物如见人。对秀才夫妇来说，这意味着必须继续走完革命征程，完成王刚未竟之事业。对苏子轩来说，却是心有愧疚，留着鞋当作一个念想。最后一场，这双鞋又成为牵系与化解剧中人历史恩怨的见证。

湘剧高腔《苏秀才》在表导演、舞美、音乐等方面也都成绩不俗。毕竟经过多年的打磨，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正在日趋完善与美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已经无瑕无缺了，“十年磨剑”、“精益求精”是一切艺术作品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倍的努力！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