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聂元梓

大字报命运的“戏剧性”变化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三年级学习。这年夏天，我们正在北京朝阳区楼梓庄大队（北京工业大学的附近）搞社教。社教运动此时已进入尾声。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高炬”的文章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突然间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何明”文章也指出《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这两篇文章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

署名“高炬”的文章是江青组织人写的，而“何明”则是关锋的笔名。这些内容很快在北大传开了，即使我们尚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的学生都知道，“高炬就是江青”。这些消息是够“振奋人心”的，受压的“左派”终于盼到出头之日了，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而普通青年学生则兴奋不已，期待着非凡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