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越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平视的世界里生活。而杜甫的《登高》这首诗，却给我们换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点，在山边、在水涯，才会真正体察到，天高地迥，顿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的诗境形态之美。

杜甫在他生命将尽前的第三年（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登上了夔州长江之畔的一处高地。此时正值重阳时节，满目秋景触发了诗人的悲情，于是一首冠绝千古的七言律诗便横空出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是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全诗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句写景，景中有情，重在勾画悲秋的景致形态。后四句抒情，情景相生，尽吐苦恨的情致形态。我们从文学形态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作的意境形态。

一、景致形态：悲壮之气冲天起

这首诗作是以特定的视角来叙事化描述诗境形态的。诗的前四句先写景境形态，诗人一俯一仰，一近一远，运用视角转换的方式为我们叙述勾勒出一幅萧瑟秋景图。风、天、猿、渚、沙、鸟、落木、长江，八种景物形态交替呈现，构成了一组别具景致形态的意象群。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是何等靡丽的意象形态！风是急风，天是高天，哀哀的猿啸之声在耳边回荡，清朗白净的沙洲之上有宿鸟在飞旋。作者不是孤立地为写景而写景，而是远近对举、高下相称，把动静声色等形态融注于字里行间，在景境里倾注进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风急”二字，首领全篇，极为紧要。一个“急”字，赋予了原本无形的风以动感、声感和触感。秋天本来就是个容易起风的季节，更何况这风呼啸在江边、怒号在高处，吹打在万里飘泊、年老多病的诗人身上。身体的冷和心里冷叠加在一起，凉入骨髓。急风似乎要裹挟着诗人的命运，一起走向穷尽。“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抬头问天，却发现视线尽头那片深邃的蓝色是那样遥远而冰冷，秋日的天高得不近人情，高得难以企及。天地之间，唯余一人而已。空间上的孤独，心灵里的寂寞，便在这“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中愈加凸显。此时，一声声猿啸划过诗人耳边。夔州一带多玄猿，曾经有过这样一首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跳跃的黑色身影在因风战栗的树丛里若隐若现，猿猴凄切的叫声在峡谷间被风扭曲、拉长，愈显凄厉。“啸”和“哀”，不仅写出了猿鸣的声感形态，也传达出了诗人心中抒不出的悲愤和散不尽的哀愁。第二句诗人视线下移，落到了江面上。沙洲很清朗，细白的沙子扑在岸上。风动波起，粼粼的水光里，小洲仿佛能随波摇动，白色的沙粒卷出一个个漩涡，迷离在风里。凄清的色调融着朦胧的感觉，浸染出一种苍凉的视感形态。然后，诗人又抬起目光，看到了在江上飞动的鸟。由于风急，鸟很难挥动翅膀、控制方向，“回”有“飞回盘旋”之意，准确而生动。这让诗人不由得想到了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又何尝不是急风中高天下吃力盘旋的孤鸟！不，他还不如这“飞回”的鸟，鸟飞倦了还可以归林，他在外漂泊了8年早已无家可归。

如果说首联14个字描摹的多种景致形态，联缀起来如同一幅细密的工笔画，纤毫毕现，那么颔联点画的落木和长江的景致形态，便渲染出了一幅秋意十足的写意图。诗人从大处落墨，把俯视所得之二景如特写镜头般摄入笔下：上句写山景，承“风急”而来，自上而下、承天接地。“无边”延展了空间，放大了思绪。用“落木”而非“落叶”，从重量、质感和颜色上便有所差别。“落木”重而粗糙，带着象征着衰老的棕褐色；而“落叶”轻而平整，或许还杂着几许未尽的绿意。叠词“萧萧”，借窸窸窣窣之声，状落叶纷飞之形，尽秋意正浓之态。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萧萧而下的落叶背后，是同样无奈着生命之短暂的诗人。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终年58岁，此时已是767年，离他生命终结只有三年了。这随风急转直下、飘忽不定的落叶又何尝不是在为诗人奏着一曲生命的挽歌！下句写江景，接首联次句，自左而右、横贯东西。“不尽”应和“无边”，不仅指空间上的长江水流一眼难尽，更反映出时间维度里，历史长河的浩浩汤汤。“滚”字相叠，叠出了江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动态和声感，叠出了浑厚恢弘的景致形态。人类生命的永恒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在这景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生百年，有生有死，诗人已经了然。“无边落木萧萧下”，老去的是年华，凋敝的是历史；“不尽长江滚滚来”，载着千古多少事，扑面而来的是未来，是一代一代不可阻止的更迭。千百年后，我们再读这一句诗时，心胸也随着滚滚而来的长江水为之一开，应和着萧萧而下的无边落木，一叠又一叠的气势相合，悲壮之气冲天而起。

二、情致形态：艰难苦恨悲难诉

景与情是诗境生成的基本要素，在景致形态构成的境域中自然生发出特定的情致形态。我们面对着诗人苦恨难诉的情态不禁发问，为什么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在杜甫《登高》的诗境里是这么悲壮，让我们直想流泪？答案就在诗的苦恨情致之境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宋代的罗大经从这一联里勾出了八层悲情形态：“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杜甫的老家在河南巩县，而他现在却在离家万里的重庆夔州，相隔万里之远，怎能不悲！此时他已经在外漂泊了八年，接下来的三年，他还将继续漂泊下去，最后贫病交加，死在漂泊的船上。他的“作客”，是真的“常作客”，怎能不悲！时至秋天，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秋江滚滚，天高水远，猿啸鸟回，怎能不悲！人生百年，匆匆而逝，烈士暮年，行将就木，怎能不悲！眼瞎耳聋，手臂僵硬，贫病交加下的身体早已连一杯酒都无法承受，怎能不悲！重阳佳节，本该一家团聚，登高饮酒，可自己漂泊在外，无亲无友，只能独上高台，怎能不悲！战乱阻隔了亲情，时光催老了年华。此时的杜甫，已不是当年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气青年；此时的大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大唐。“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四年了，可朝廷元气大伤，边境动乱频仍，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诗人更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离家万里，又值悲秋，异乡异客，时间久远；百年将尽，年老多病，无亲无友，重阳登台，怎一个“悲”字了得！这层层重重的悲情形态之境，叠生成难以消恨之愁，令我们为之深深地悲叹。

漂泊之悲愁，老病之悲伤，家国之悲哀，构成了特定的悲情诗境形态之美，也凝结出了这首诗尾联的起首四字——“艰难苦恨”。这四个字是一种内心撕裂的情致形态，也是一字一顿的倾心发泄，含了多少血泪！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太过“艰难”，种种的悲意只能“苦恨”以对。“苦”是“极其”的意思，这“艰难”招致的“苦恨”之情当有多么折磨人，生生地让诗人两鬓如霜的白发与日俱繁！叹一声“潦倒”，叹一声“潦倒”，重阳节高台上，“独酌无相亲”的，有他一人就够了，万千的愁绪，就都付与这一杯菊花酒吧！诗人抬起手，斟满杯，却在即将饮下的那一刹那，僵住了。常年的漂泊摧残了他的身体，老病之躯早已无法承受哪怕一杯浊酒。轻轻地放下杯里唯以解忧的杜康，原来他连“举杯销愁愁更愁”的机会都没有啊！诗人手中的“杯”，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悲”，那快要溢出来的悲愁随着一个“停”字，又被诗人尽数咽下——诗已尽，而悲却郁结在他的心中，郁结在悠长的历史里。显然可见，诗境中的这种细腻而又跃然生动的情致形态，是一种极致刻画的诗情之美。

三、心灵形态：人间高处悲中爱

杜甫的律诗具有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这根源于杜甫丰富复杂、磨难辛酸的生活阅历和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深重情怀。当这种情感与壮阔的景境相遇，就取得“异质同构”的审美对应关系，构成了深邃的心灵形态与境界。诗人溶身于境，以系统的观点看待事物：既看到意象的彼时彼境“共时态”形态，也不自觉的看到诗人自己情感经历的“历时态”形态发展变化，凝聚成诗，不仅仅是物化，更是升华。情由景生，景为情设，天然混成、错综交织。给人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励；不是眼光狭小而是心胸阔大。这是一种景境和情境融注构成的特有的心灵形态。

为什么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大唐诗人，杜甫不能像李白那样叹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然后潇洒地一转身，去寻天上的神仙？为什么不能像王维那样，建一座终南别业，过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由生活？除了际遇不同，他们的视点也不同，而视点正是心灵形态的反映。李白的视点在现实之外，他的诗境里追求的不是人间的规则，而是生命永恒的超越。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王维的视点在画里，纵然官至宰相，他心里记挂的仍是他的终南别业。因而他的诗境形态同他的画一般，美丽而平和，充满了禅意。和他们相比，杜甫的视点更为现实。他称自己为腐儒，纵然境遇上穷困潦倒，但满脑子都是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时刻都处于内心紧张状态。在这种心灵形态的观照下，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成了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登高，不仅是身体状态上的登高，更是作者心灵形态上的登高。我们无法评判李白、王维、杜甫三人的视点孰高孰低，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都对这个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做出了抗争。可在笔者看来，杜甫，让我们尤为感动。所以，李白是天上的诗仙，王维是山里的诗佛，杜甫是人间的诗圣。圣人的眼里，常含悲悯，圣人的爱，在阔大的心灵形态中内含着大爱无声！或许，后人称《登高》一诗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 胡应麟《诗薮》）， 不只是因为此诗“句句皆律，字字皆律”，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更因为它的作者，有着人间最高处的视点，有着最真挚的感情，有着最阔大的心灵形态之大美。

[作者通联：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