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富全

上个周末，牙疼，去看医生，接待我的是一位不到30岁的牙医。他倒了一杯水后，示意我坐在诊断椅上，打开灯，在疼痛的那颗牙齿上敲了敲，向前滑动椅子说：“这颗牙坏了，需要拔掉，你决定吧！” 然后把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递给我。

我想了想，牙疼才一天，怎么就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呢？我试探着要求：“不拔能不能治好？”大夫坚决地说：“如果不拔的话，即使这次治好，下次还会再犯。”就在我和大夫关于“拔”与“不拔”展开辩论的时候，走进来一位老者，一声不吭地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洗了洗手后，走到我跟前说：“让我看看。”他用钳子拨弄了几下那颗疼痛的牙齿，看了看我的口腔说：“不需要拔掉，治一下就会好。”他在我牙龈处擦了点药水，详细地叮嘱了一番需要注意的事项，并告诉我，如果明天再疼的话，就去找他。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礼拜，那颗牙齿也没再疼，我也没去找过那位老医生，只是按照他说的方法，精心地呵护着那颗牙齿。然而今天的一个电话，又让我与那颗疼痛的牙齿关联了起来。

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她说她在原来的学校犯了错，老师和学校都不要她了，让她去转学。现在她已经转到了另一所学校，打电话来是想咨询一下学籍的事情。我向她详细介绍了关于学籍流动的有关程序，希望她到原来学校办理转学手续，小女孩却说，她再也不想去原学校了。电话里，小女孩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但她的一句话，却让我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