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0 )

陕甘宁边区建于1937年，位于陕北、陇东、宁夏东南交界处，以陕北为主，总面积最大时为12、9万平方公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侵占，减至9、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200万。1941年边区总人口1342634人，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绥德分区总人口544552人，人口密度为49.5人/每平方公里，占边区总人口的40.57%；人口最少、人口密度最小的三边分区总人口67687人，人口密度为2.6人/每平方公里，占边区总人口的5%。[1](P36) 边区人口分布不均的状况由此可见一斑。造成这种分布状况的原因与陕甘宁边区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相关。黄土丘陵高山、沟壑绵延，难以形成较大的聚居区，只有较为平坦的高原地带才会有大片的人口聚集。

陕甘宁边区地处我国西北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地区，沟壑纵横，干旱少雨，不利于农业种植。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工具简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的开发是以扩大耕地为主的粗放型的开发。同时农村副业以及工商业的发展都极其有限。“抗战时期，由于受战争的破坏，仅有耕地8.431万亩。副业如植棉、纺织等大都停顿。畜牧业只有牛、驴等大牲畜10万多头，羊40多万只。工商业衰落，食盐运销停顿，公营工业仅有200多人的军械所和被服厂两处。”[2](P61)从陕甘宁边区当时的经济状况来看，可耕种土地稀缺，农业生产不足，工商业极不发达，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移民、难民的涌入，一方面为边区的生产、抗日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另一方面对边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的成因、数量和安置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正面战场的失利，大批移民、难民纷纷涌向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采取适当措施进行了安置和救济。

(一)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形成的原因

首先，国民党政府正面战场的失利是陕甘宁边区移民、难民潮形成的主要的原因。“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无数的中国人民在敌人炮火之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沦陷区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背井离乡而沦为移难民，其中一部分辗转进入边区”。[3](P56)其次，国民党政府鼓励移民的政策对其有一定的推动。抗战爆发后，在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的同时，也将中东部、沿海地区工业、高校陆续内迁，为继续抗战提供经济保障和人才支持。数以万计的沦陷区人民迁往西部边区，其中一部分来到了陕甘宁边区。第三，自然灾害。1942年河南大旱灾引起的中原大饥荒就使豫籍灾民入陕者先后达到80万人。1943年河南又遭水蝗灾，不仅重创了河南等中原地区，由此也产生了数量极为庞大的难民。第四，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出台了一些奖励移民的政策和实施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移民、难民来到边区。

(二)移民、难民的数量

边区的移难民主要包括边区外移入的难民、向往共产党的领导而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来到边区做生意的商人以及边区内部人口的迁移。据统计，抗战期间，边区移难民达到了266619人。1944年3月民政厅统计的边区人口总数为1424786人。因此，边区移难民占当时边区总人口的18.7%，移民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表1 边区1937—1945年移民难民人口流动数量统计表[4]( P400)

边区内部人口迁移。在边区的移民运动中，边区内部人口的迁移也是其主要的内容之一。由于边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绥德分区人口最为稠密，而三边分区人口最为稀少。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组织边区内部人口迁移。“1941年内移民8527户，27744人，其中移居延安县的人口11684人”。[1](P38)1942年，边区政府继续实施内部移民。“1943年，从绥德分区移出的1836户，4961人，其中全劳力与半劳力约占总数的55.75%”。[1](P38)这其中也包括进入边区的移难民的迁移。由于实行了有效的内部移民措施，使边区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合理的调剂。

(三)移民、难民的救济与安置

陕甘宁边区的移难民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1937—1940年间移难民运动基本处于无序状态。1940年以后边区政府出台了第一个优待移难民的条例，1943年以后走上了正轨。“边区政府为了妥善安置如此众多的难民，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制度，采取了诸多有利措施使难民救济工作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5](P88)

首先，自愿原则。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决定》规定：凡沦陷区域，非沦陷区域之难民贫民，如自愿迁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准许自行迁入。

其次，对移难民实行救济。1941年5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发出了《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要求各县应将已拨之粮款，迅速发放，并强调：放赈只是个消极的方法，积极的办法是以工代赈，改进生产工具，扩大生产以及动员广大人民互相调节救济。

再次，妥善安置移难民。边区政府设立了移民接待站，对于进入边区的移难民由各县区政府进行登记，把移难民调剂到各个移民的开垦区，移难民在居住、垦荒、贷款、医疗方面都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仅1942、1943年两年内，边区政府就发放救济粮4000余石，调剂窑洞6240孔，调剂熟地8、67万亩，农具9100件，耕牛1388头，种籽180多石。[6](P598)

此外，边区政府对移民垦荒进行奖励，在政治上也规定移民、难民和边区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力，使得大批移民、难民来到陕甘宁边区能够安居乐业，恢复和发展生产。

二、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的作用

(一)移难民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难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增加了陕甘宁边区的劳动力。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再加上连年战乱和自然灾害，劳动力资源短缺。移难民绝大多数为农民，迁往边区正好为边区增添了劳动力。根据1944年西北局调查组对关中分区的新宁、赤水、淳化和同宜耀四个县的调查统计，农民占全部移民总数的93.6%，手工业者占5%。这两项就占了移民总数的98.6%，还有商人、学生等，当然也有少数农民兼营商业。[7](P647)1942年、1943年两年，移民中劳动力的比例分别是46%和60%。[7](P640)大量移民劳动力的投入，使边区的农业生产获得急缺的劳动力。

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移民进入边区以后，边区政府组织他们广泛垦荒，开展大生产运动。据1943年2月统计，边区5年扩大耕地面积240万亩，其中200万亩是移民开荒增加的。1943年增产细粮8万石，60%是移民完成的。[4](P424)移民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也解决了边区的军民粮食问题，为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与繁荣。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之前基本上没有工业。原有的可以算作现代工业的油矿在内战时期被破坏掉了，保留下来的基本上都属于作坊式的手工业和家庭纺织业。要抗战，要发展经济，边区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技术和人员问题。移民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抗日大学第五期共有学员13390人，其中外来知识青年有10403人”[8](P40)在抗大其他期、延大等学校中也有一些外来的高素质移民。他们对边区的教育、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工业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如在机械工业和军事工业上，来自浙江的沈鸿不仅带来了11部机器，还带了7名技术工人，后任边区军工一厂厂长，奠定了边区机械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础。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钱志道1938年来到边区后，也使边区的化学工业建立并发展起来。此外边区还设立了移难民工厂，其中的移难民在技术革新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较高素质的移难民在工业发展中基本上都担任了指导性职务，他们在培养边区工业发展急需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边区商业的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边区商业萧条，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了封锁，边区的商业贸易发展极其困难。移民在边区商业的发展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1944年西北局调查组对新宁、赤水、淳化、同宜耀四县的统计，商人占移民总数的1%，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农民兼营商业者。他们活跃了商业贸易，例如，“在延安市，1941年边区以外的商户占了2/3，其中战争爆发后迁到边区的10大家占了延安市全部商业资本的1/2以上”。[9](P20)

总之，移难民的迁入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有着很显著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积扩大了，也发展了牧畜，繁荣了商业”。[10](P756)

(二)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移民、难民对陕甘宁边区也有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压力之下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移民、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也增加了边区军民粮食的负担。因此，边区选择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边区农业的开发，属于粗放型的开发模式，大量烧荒，开荒，滥垦滥伐，甚至在不构成耕地条件的坡地也开荒。1937年边区的耕地面积为862、2万亩，1945年抗战结束时为1425.6万亩[9](P85-86)，八年的时间增长了560多万亩，每年差不多增长70万亩。虽大大扩大了耕地面积，解决了边区军民生存问题；但同时也破坏了边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加重、水旱灾害频繁。1940年《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明确指出：“在洛河流域、延河流域、葫芦河流域以及沮水、汾川、清涧河等地，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9](P123)

林业、工业的开发也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林业中大量的砍伐，工业中马兰纸的制造，都导致水土流失严重。

因此，“尽管边区农业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总体上来说开发水平不高，大量的开荒、滥垦滥伐，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11](P21)。这种不计后果的开发方式是当时特定情况下产生的结果。随着战争结束，我们理应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牛昉，康喜平.陕甘宁边区人口概述[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2]张杰，王省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发展[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3]张志红.初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移难民的源流[J].殷都学刊，2002(1).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5]高冬梅.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8]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0]毛泽东选集[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11]王沛，郭风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开发研究[J].农业考古，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