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桂成 孙思琪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作为荆楚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北大鼓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说唱艺术，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湖北省的主要曲艺品种。它流传于湖北的武汉、孝感、黄冈等地区，俗称“打鼓说书”或“打鼓京腔”，而当地群众则通称为“鼓书”。1950年，经文化主管部门与武汉鼓书著名演员王鸣乐商量，正式定名为“湖北大鼓”。湖北大鼓过去曾以演唱(宣讲)“圣谕”为主要内容，后来，又逐渐发展到演唱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及公案、武侠等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鼓书艺人和曲艺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创作了大量新鼓词。鼓词作为说唱的文本，它不同于文学作品，却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决定了湖北大鼓的表演及其艺术价值。

一、叙事人物的“一人多角”

湖北大鼓的故事人物众多，但演唱者却只有一位。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艺人以“一人多角”(一个曲艺表演者可以模仿多种人物)的方式来演出，即所谓“一人一台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湖北大鼓艺人全凭自家本领，在各类角色之间快速转变。第一人称演绎与第三人称叙述的相互穿插，叙述主角的全情投入和叙述旁观者的客观分析都集中到鼓书艺人身上。这样的表演其实是有风险的：倚仗艺人和鼓词本身的跳跃，稍不留意，就会与观众的联系断裂，令人不知所以。因此，鼓书艺人在表演中特别强调一个“扭”字，即要能从这一任务突然跳进另一个人物的感情。同时，“无论是形体动作还是语言声调，都要在瞬间功夫变换过来”。[1]P(10)大步流星的英雄、碎步均巧的妇女、踉跄的醉汉、方步的书生等等都是通过艺人的身段和步伐展现出来的。鼓词在有限的背景下，塑造了更多更鲜明的角色形象。人物多元化后，人物关系则逐步复杂，情节冲突逐步展开，体现了丰富的文学意味。鼓词在整体结构上的紧凑和完整，需要叙述者(即演绎者)的宏观操控和具体到每句鼓词的微观把握。湖北大鼓鼓词并没有因演唱者的单一而削弱对人物的塑造力，反而利用鼓书艺人个人的舞台掌控力，自如的活动在不同的人物之间。一方面是简便了的舞台形式，另一方面是在固定的布景下，放大了的叙事时空。湖北大鼓通过演绎者角色的自如跳脱，描写了人物，拉伸了叙述时间；同时利用全知俯瞰视角，扩大了叙述空间。

湖北大鼓艺人有时要代表观众向内容与角色提出疑问，还要有意识地向观众补充解释与交代一些问题，或者以说书人的身份介绍角色的出身与处境。因此，“扭”不仅是从甲人物“扭”到乙人物身上去，还要从角色的身上“扭”出来，恢复演员的本来面貌。在不断的扭进扭出中，叙述内容得以充实，叙述时间也得以延长。《三婿拜寿》系湖北大鼓的经典鼓词，有多个版本流传。虽然剧本中有文白帮衬，但在作品呈现上，还是以艺人独唱为主，三位女婿都由一人演唱，一文一武一农，性格不同，举止各异，全要艺人快速“扭”成。除去上文提到的叙述者身份不说，三位主角采用平行视角展开，将叙述场面铺陈开来，利用紧凑的角色转换时间，反而更快地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同时，语言神态符合各自的身份特点，将紧凑的换角与叙事相拼接，无形中便延长了叙述的时间，增加了叙述内容。同时，角色的进入和脱离，让叙述者与故事本身的距离、故事中各个角色之间的距离延展和缩进，使得整个叙事结构得以立体化。

《三婿拜寿》

湖北黄陂赵家庄，有一个员外叫赵有钱，膝下无儿有三个女，取名叫金莲、银莲和翠莲。金莲许配了个文秀士，那银莲许配了个武生员，唯有翠莲爱勤俭，许配了个丈夫他会种田。这一天这一天员外的六十岁，三个女婿都来把寿拜，大女婿大女婿送来了几担棉布，二女婿二女婿送来了酒几缸，三女婿三女婿只因贫穷冇得么好的东西送，送来了毛芋头有几竹篮。这好礼坏礼都收下，连忙迎接到客堂下，拜罢了寿星摆酒宴，那岳父岳母坐在上边。文武秀才对边坐，庄稼汉庄稼汉坐在一个下席前。酒饮三杯酒饮三杯刚落盏，文相公首先就发了言……[1]P(154)

作为说唱艺术的湖北大鼓，艺人在表演中可以进行再创作。艺人具有掌控全局的全知视角，但说唱艺人并不炫耀这样的特权，反而谦虚地跳出叙述轴线之外，将听众引入后，自行离开，召唤听众进入到主体地位。叙述者是唯一的，但听众却是庞大的，叙述者主体地位的迁离让多元的听众成为自己的主角。而听众从有限的故事中得出的感悟，又自然是人各有异。至此，叙事空间延伸至观众，不再拘泥于演绎者本身，叙事结构因此而完整。“在进入角色之后，突然要退出角色交代一句补白，如打虎中武松遇虎后正在紧张万分，演员忽然抽回身来告诉群众，说武松吓了一身冷汗，‘他的十八碗烧酒都淌光’。让观众哄堂一笑，这又叫冷调。”[2]P(9)对不同表演方式的探索和尝试，扩大了湖北大鼓的叙述空间，也让湖北大鼓的艺术感染力不断增强。

二、叙事方法的“装嵌重组”

湖北大鼓取材内容随时代而变，但取材的标准和创作的要求没有变，质而不俗的故事和悬念丛生的情节是其必备要素。曲艺是“将人生艺术化了放到舞台上去，是假戏真做”。[3]P(207)假戏中有真情，舞台上有人生，鼓书艺人通过各种艺术表现来还原生活。但说唱艺术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湖北大鼓演绎的写意性，单凭一人一鼓一板，如何安排复杂的情节？长期以来，湖北大鼓形成了独特的叙事结构，即采用制造冲突和化解矛盾，在装嵌与重组中，推动情节发展，完成故事叙述，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湖北大鼓鼓词多以时间为轴线，随事情发展循序渐进。开端速写人物背景，高潮详尽事情发展，结尾干脆利落。贯穿其中的鼓声乐声则辅之以过渡、烘托、转折等作用。随着时间的推进，主要人物悉数登场，情节随即展开，寥寥数笔，冲突显现，至此，鼓词进入主体部分，围绕冲突的发展和变化，高潮迭起，直至冲突结束。湖北大鼓的创作传统、传唱模式要求鼓词本身具有极高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一方面要保证是现实生活的同步调呈现，演绎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又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适应不断变化不断挑剔的观众口味。因此在整体的情节把握上，需要运筹帷幄，苦心经营。故事框架即便是取材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演义，也一定要曲折回环，层层递进，不可草草了事。

《聚宝盆》是湖北大鼓的经典曲目，先后出场的人物有县官、康财主、刘大金、老太爷、家人、老太太等。情节也可粗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康财主、刘大金和县官，因聚宝盆引发矛盾，开启后续；后一部分主要是县官、老太爷和老太太，此时，情节发展至高潮。故事推进以正常生活时间为依据，缓缓展开，不疾不徐。县官为贯穿始终的人物，其他角色跟进与离开，共同构成复杂的情节矛盾。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升级和化解，离不开剧中人物的推动。因此，鼓词中人物角色的设置和性格塑造就显得格外重要。事件背景交代后，人物形象逐渐多元，人物关系也逐渐复杂，冲突开始显现，情节也随即更具可观性，并且有了更完整立体的叙事结构。故事逐步由剧中人物推进，人物性格决定人物命运，也左右着故事情节的总体走向。矛盾的建立，冲突的解决都倚仗鼓词中叙事角色的推动。

《聚宝盆》

有一个县官叫沈不清，人送他的个外号叫冤死人,……县官见了黄金是红了眼，红眼珠子一转就黑了心，我要是得了这个无价宝，我胜过了帝王左龙庭。想到这里开了口：……聚宝盆就留在我的衙门内，免得你们两下闹纠纷。若是你们又不服气，本县我马上叛徒刑，财主判刑十五载，刘大金最少十八春。……老太爷弯腰低头来仔细看，他的眼一花来头一昏，一头就栽进了聚宝盆。……众人上前又来扯，轻轻扶出了聚宝盆。扯了一个又一个，一扯就扯了一大群，……这时候县官出来了啊，上前来仔细留神看，这都是我的老父亲。一看众人还在扯，越扯越多硬扯不赢，不扯！不扯！不扯！你们还扯这多干什么？……气得他来一板凳打破了聚宝盆，这才断了根。回头就把家人问，家人们！这哪一个是我的真父亲？众家人上前来满眼看，这哪个是真的分不清。县官他上前来亲口问，你们哪一个是我的真父亲？众老头子都答应，一个一个都抢着争。……[1]P(135)

在《聚宝盆》中，县官为主要塑造人物，性格特征也最鲜明。一边是开场的直白介绍“有一个县官叫沈不清”，一边是通过县官审案的过程展示，体现县官贪腐昏庸的性格特点。人物塑造完成后，随即开始进入故事的高潮部分，聚宝盆移回后厅，父亲却栽进了聚宝盆，聚宝盆没有带来县官意料之中的财富，反而惹来很大的麻烦。随后篇末借县官之口，唱出忏悔，点明主旨。从鼓词中看出，情节的推动是由县官及周围角色的性格促成，在这一过程中，人物性格得以塑造，情节也得以丰富。这样单纯利用局中人内力自然推动的方法，构思巧妙，读来朴实无华却深刻隽永，体现深刻的文学意味。

湖北大鼓故事类鼓词创作和演绎大多要求情理之中而意料之外的情节设置，这一方面要求人物性格的助力足以周全的推动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求情节设置本身具有戏剧性和曲折性。此外，在故事的行进中，辅之以伏笔、暗示、抖包袱的手法，平常叙事却暗藏玄机。情节设置的匠心独运和人物性格的鲜明刻画，共同推动和塑造故事的发展。

三、故事意境的“梦幻意境”

湖北大鼓的艺术魅力还体现为如梦如幻的故事意境。意境是“主观情义与客观物象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或审美境界”，[4]P(274)具有“境生于象而超乎象”的特点。作为传统的民间曲艺形式，湖北大鼓常选用优美意象和营造梦幻意境。这种美仑美奂意境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渲染了故事的或喜或悲的情调。它们来源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心理，让观众很快进入故事之中，形成主客一体的湖北大鼓说唱氛围。

湖北大鼓艺人打鼓说书，一章一回，有始有终，又起承转合。因为鼓词内容多取材于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那么如何在陈旧熟悉的故事框架内，吸引听众，则需要依赖在故事意境的营造上匠心独运。时间安排上，湖北大鼓多开篇简要介绍环境和人物，着墨几笔，速写出大致的背景；篇末也多轻点主题，干脆利落，将充裕时间留给故事的高潮部分。虽然鼓词多以时间为轴线，随事情发展循序渐进，但不同人物际遇的排列组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舞台效果。在湖北大鼓里，说、唱两者均是不可缺少的。故事的展开、人物的对话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往往是通过说的艺术手段进行表达；而人物思想感情的体现，复杂内心变化以及情绪的渲染、高潮的烘托等又常常是以唱的艺术手段来完成。而说唱之间，忽抑忽扬，跌宕起伏，带人进入如梦如幻的故事意境之中。

《红辣椒》是汪金山编词演唱的一首湖北大鼓现代曲目，描写红军在扎营余家岗和北上后余家岗人民的生活状况，选取恶霸活阎王和相依为命的贫农祖孙俩作为表现对象。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现在看来也充满生活乐趣。恶霸欺压老百姓，仇视红军，连带着所有的红色都看不顺眼，一边禁止所有能够禁止的红色出现，另一边则自己带上墨色眼睛，自欺欺人。而祖孙俩则始终衷心向党，在破草房的屋后，红辣椒不再是单纯的农作物，而变成革命火种的象征。红辣椒作为鲜明的意象，贴近群众生活，也象征了红军的革命事业欣欣向荣。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朴实的辣椒意象成为鼓词中的经典隐喻，鼓词营造出美丽动人的故事意境。

《红辣椒》

红军前脚走后面跟来恶霸活阎王，想从前斗争会上他象那狗熊样，看如今看如今他气焰多么嚣张，对着老乡们大声的喊：穷鬼们，你们都听着，从今后，不准你们贴红对子，小伢们不准他们穿红衣裳，细伢做满月不准他们吃红蛋，姑娘出阁更不准用那些红嫁妆。什么那红纸、红布、红瓦、红墙、红桌、红椅、红箱、红柜、红苕、红糖，统统用墨染，关帝庙官老爷的脸上要喷黑浆。活阎王活阎王嘴狠心里怕，那天的红东西怎能够禁得光，他恨那灶里的红光闪，他恨那他恨那白天的有阳光。他恨那八月十五的大月亮，他特别的恨特别的恨那红日出山岗。……回书再说相依为命的爷孙俩，身住茅屋他的心向党，爷孙俩在房前屋后开了荒。全部撒下了辣椒种，那开花结果闪红光，红光一片似火海，革命的意志在火中藏。……[1]P(314)

有学者认为，传媒的多元化不仅带来文学样式的裂变，还带来文学意味的分化与蔓延。在多元传媒时代，文学样式从一元独尊裂变为多元共生，文学意味从有机统一裂变为破碎飘零。文学在纸媒独尊的时代，文学的各种意味统一在同一篇作品中。但是在多元传媒时代，由于各种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所限，带来了文学意味的分化，打乱了其水乳交融的统一性。文学意味正是文学魅力之所在，它一旦被嫁接和借用，往往产生独特的感染效应。所以“各种传媒一般都会借助各种技术和技巧，在各种节目和作品中营造出文学的意味，吸引受众”。[5]同样的道理，湖北大鼓从鼓词文本中体现出的文学意味，只是停留在书面。到了传唱领域之后，有了表演者的参与，文学意味便集中到逼真的演绎上。湖北大鼓利用自身独特说唱形式，形成虚拟却可观可感的意境，增加了舞台表现力。曲艺演出台上没有布景，一套景全在演员的脑子里，因此在“练活”时也要把景找出来，运用想象进入假设的环境，“说山见山，说水见水，说龙虎见龙虎，说楼台见楼台，天地万物，宇宙百类，全在脑海之中里，用的着时立即反映在眼前。”[2]P(26)演唱者的布景环境营造，传递给现场观众，形成意境的感知与分享，再加上鼓词本身所选用的各种意象，即构成悠远绵延的文学意味。《红辣椒》中通过艺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将停留在书面的意境演活了，平面的故事变成了立体的意境，农村生活全景与恶霸行径深入人心，故事高潮迭起，正义的力量充溢于村庄。在这样的对峙与反抗中，完成故事叙述，也表现出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意象、意境的精致选择与营造形成鼓词文本的鲜明特色，使得鼓词在内容上有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纵向延展感，再加之说唱的形式加工，使得鼓词意境立体化，造就了向外蔓延的文学性。

湖北大鼓根植于湖北土地，鼓书艺人也多是土生土长的湖北艺人，鼓书爱好者也多怀有湖北故土情节。近年来，湖北大鼓虽然因各种原因有走向边缘的趋势，但其取材于历史或现实的人物形象，逐步推进的情节冲突，细心营造的故事意境，都使其充溢着敦厚温良、质朴无华的文学意味，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展现出人民群众身上闪烁着的光辉灿烂的人性美、人情美，而这些将使湖北大鼓的艺术魅力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何远志.湖北大鼓[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

[2]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群众艺术学习资料之五：谈谈湖北大鼓[M].武汉：湖北省群众艺术馆，1957.

[3]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4]王先霈,孙文宪.文学理论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张经武.文学意味的蔓延[N].中国文化报,2006-0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