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杨

一、引言

在董事及高管责任保险(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简称董责险，即D&O insurance)起源和普及度较高的英美法系国家，理论界对于董责险的治理效应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董责险主要发挥正向治理效应，因此可以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主要原因包括：(1)董责险作为管理层激励计划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企业吸引、挽留具有较高管理能力的董事及高管，提升企业竞争能力；(2)董责险可以解除董事及高管在正常履职过程中由于过失和疏忽导致被诉的后顾之忧，激励具有风险厌恶倾向的管理层积极进取；(3)保险公司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可以较低的成本对董事及高管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与上述观点相对，反对一方则提出，董责险的保障使得法律诉讼对于高管层的惩戒效应大打折扣，在道德风险的驱使下，管理层会降低履职过程中的勤勉和审慎程度，降低决策质量，损害公司价值；此外，由于行业竞争加剧和空间距离较远等因素，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的利己主义行为很难进行有效识别和控制，其外部监督职能基本失效。而后续的实证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有的支持了价值创造假说，有的则验证了价值损害假说。

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可能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对于董责险的购买动机和使用效果与西方发达市场国家存在显著不同。与英美法系国家由律师胜诉酬金制度、集团诉讼制度、依据被告财富状况判决则的“深口袋”原则所营造的高诉讼风险环境截然不同，我国相关法律和诉讼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公司董事、高管面临的实际诉讼风险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