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健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经济研究所，上海 20009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大规模膨胀的过程。1978-1994年，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的前期，地方债务受到严格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起到了进一步的助长作用，2004年之后的稳健财政政策也未能消除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2008年以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再加之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减速，各级地方政府“稳增长”的压力不断加大；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之后，信贷规模迅速扩大，各个地方又出现了债务增长的新态势。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2年底，全国仅有数十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96281.87亿元，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也已超过70%[1]。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就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2010年之后，更是成为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都侧重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规模测算、风险控制等方面，而债务增长背后的动力机制及其东、中、西部的差异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当前，空间经济学框架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经济学(如税收、公共支出等)的研究之中。在理论上，不仅发现地方政府的公共经济行为能够产生显著的空间效应，还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不同的策略选择(或偏好)对空间效应的方向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