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再融资门槛变迁与政策诱导型盈余管理
——基于双重倍差法的经验研究
2014-08-22黄晓薇
中国软科学 2014年8期
黄晓薇,郭 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29)
一、引言
中国的配股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自1993年至2006年,经历了“设置门槛”、“门槛放松”和“取消门槛”制度变迁的全过程,这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方式的变迁对企业和社会的影响变化提供了绝佳的契机。首先,我国企业普遍备受“资金饥渴症”和强烈的“融资冲动”的困扰,企业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的状况严重限制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在中国建设资本市场的初期,基础的薄弱和市场基础的欠成熟,需要政府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筛选优质企业上市,培育良好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基础,政府“看得见的手”有效地降低了上市公司的逆向选择对于投资者价值的侵害,减少股票增发的择时性保护流通股东权益。然而,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企业的发展,政府的干预抑制了企业的融资水平,限制了资源的配置效率[1]。证监会以财务指标ROE优秀作为遴选绩优公司的标准,从1993年的《关于上市公司送配股的暂行规定》首次设定财务门槛到2006年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取消硬性财务门槛,财务门槛由松到紧,再有强到弱,直至取消。为了募集资金、增加管理者个人收益或扩大控股股东个人财富,企业的管理者存在通过盈余操纵行为来粉饰公司的财务指标来谋求融资资格的可能。因此,从股权再融资门槛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本文将进一步探讨:(1)中国股权再融资中门槛制度是否导致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影响公司的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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