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君

[摘要] 日本近代学者福泽谕吉既是日本思想界的资产阶级启蒙大师，也是日本鼓吹强权政治的狂人。在甲午中日战争前，他先后提出了“东洋盟主论”和“脱亚入欧论”，大肆鼓吹“国权扩张论”；同时还竭力叫嚣“武力侵华策”，企图通过对华侵略战争谋求日本在东亚的霸权。他的对外扩张言论紧密呼应了明治政府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他因而成为日本推行东亚近代殖民主义扩张路线的主要鼓吹者。

[关键词] 日本；福泽谕吉；国权扩张论；武力侵华策；东亚近代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K31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3-0044-04

今逢甲午中日战争120年，为谋中日国交之新是，当鉴百年教训之前事。追溯近代日本明治政府侵邻外交的历史罪恶及其原因，必须要分析、揭露福泽谕吉宣扬的“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因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曾极力鼓吹，并且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对华侵略。福泽谕吉的“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对120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路线及其对东亚各国的侵略行动都有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福泽谕吉的“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略作分析，以求更充分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根源，并就教于国内外的学界方家。

一、企图建立日本霸权的“国权扩张论”

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大师，虽然也曾大力宣扬其从西方输入的民权论，但他不是将民权论一以贯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半截的民权论者。他更热衷的是把西方列强外交中的强权政治当作“文明”信条来效法。因此，他不仅鼓吹日本的“国权扩张论”，而且还提出了日本的“武力侵华策”，成为日本鼓吹强权政治的狂人。[1]其主张紧密呼应了明治政府的侵邻活动，极力为日本特色的东亚殖民主义侵略路线进行理论辩护。

（一）鼓吹日本主宰东亚的“东洋盟主论”

在明治政府大搞维新运动之际，为了支持日本明治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福泽谕吉一方面宣扬西方的民权主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日本，人民无需有独立思考和评议政府的自由，更不可有保留抗议政府暴政的权利，而只应有拥护明治政府的“国民职责”，以求“官民调和”之后达成“一国独立”。这就是他后来所概括的“内安外竞”论的渊源，亦即“国权扩张论”的渊源。[2]

187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自由民权运动和地方士族叛乱，福泽谕吉写了《国会论》一文，极力强调在消除社会“官尊民卑”之旧弊、激发国民“独立自尊”之精神的维新事业中，必须以“官民调和”为原则来保持政局稳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决然同民权派思想家们分道扬镳，甚至成为偏激的国权派的思想家。他虽然承认“在我日本国，开设国会，建置立宪政体之必要，是朝野共议之事”[3]133，但是，他认定君主宪政最适合于日本国情。[4]他主张把地方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事务交给民间组织管理，就可以树立国民的“独立自尊”精神。

1878年他写了《通俗国权论》，强调国际竞争的强权规则，认为名目甚美的亲善条约、万国公约，只是国交之仪式，而国交之实质乃是凭借实力去争夺权利；贫弱小国决无可能靠条约公法来维护其国权独立，只有实力强大才能确保国权独立，并能兼收国权扩张之利。他甚至极为偏执地写下了这样的格言：“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5]他告诫民权派不要只谈民权而忘记国权，必须先把国权装在心里，并且努力追求国权之扩张。

1881年，日本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萨长藩阀得以完全控制政府，而以大隈重信为首的民权派则被迫下野。福泽谕吉在此年发表的《时事小言》中，正式提出了“内安外竞”论，他一方面建议日本政府果断决策筹备开设国会，另一方面又警告民权派必须以国权扩张为重。[6]他明确指出：“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3]159对日本而言，“现已无暇顾及正道”，故而“我敢从权道”。其所谓的“权道”，就是违背“正道”的强权霸道。他极力强调以“权道”之偏论来解说其“内安外竞”之义。[3]178这标志着他从半截的民权论者向偏激的国权论者转变，并成为一个国权扩张论者。1882年，他创办了《时事新报》，正式发出了追求日本东亚强权的“国权扩张论”。

在1885年以前，福泽谕吉还积极宣扬日本的“东洋盟主论”。他曾在《时事小言》中断言：“方今东洋列国，为文明之中心且与西洋诸国抵抗而为他之魁者，非日本国而谁也？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责任也。”他建议日本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充当东洋文明的“指导者”，对落后的邻国朝鲜“以武力保护之，以文明引导之”[3]260。1882年，他写了《论朝鲜交际》，宣称“日本已进入文明，朝鲜还是半开化”的落后国家，“因此我日本对朝鲜国的关系，应是当年美国对日本的那种关系了”[6]。福泽谕吉还把中国清朝政府视为日本“引导”朝鲜进入“文明”的最大障碍。主张日本应以武力制衡中国，加紧对朝鲜的思想渗透。他派亲信弟子牛场卓藏等人赴朝鲜积极“以文明引导之”，支持金玉均等亲日的朝鲜独立党人。由于朝鲜先后发生了“壬午兵变”（1882年）和“甲申政变”（1884年），朝鲜的亲日势力被亲中国清朝政府的势力压倒，致使福泽谕吉的“东洋盟主论”在朝鲜落空。但是，他的“东洋盟主论”则为不久以后在日本出现的“兴亚论”提供了思想渊源。

（二）谋求日本征服东亚的“脱亚入欧论”

1885年3月16日，痛感其“东洋盟主论”失败的福泽谕吉又气急败坏地写出了《脱亚论》一文。[7]在这篇文章中，他先用溢美之词标榜“日本优秀论”，然后又用蔑视的语气咒骂中国和朝鲜两个邻国是“野蛮”国家，是日本的“恶友”，叫嚣“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东边，但其国民精神已脱离亚洲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8]。他还说：“为今日之谋，我国不能再犹豫地等待邻国开明，以共兴亚洲了。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6]这明显就是主张日本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去侵略征服东亚邻国。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一出，即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可以对外大肆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略需要。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邻谋霸的特别重大行动。[9]

由上可见，福泽谕吉从其狭隘的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看待国际关系问题，宣扬其偏激的“国权扩张论”。 福泽谕吉在自己的民族遭受其他民族压迫时，能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宣扬反对民族压迫和维护本民族独立的国权论；而当自己的国家在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取得一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实力、有一定的能力压迫其他民族时，他就肆意宣传压迫其他民族的“国权扩张论”。

二、企图军事征服中国的“武力侵华策”

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福泽谕吉写了许多专门鼓吹强权政治和武力侵华的文章。他把日本近代化发展与武力侵华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武力侵华的种种构想，极力为日本武力侵华活动建言献策。

（一）他傲称日本为“文明国家”，蔑视中国为“野蛮国家”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已是西洋化的文明国家，他对此有优越感，并因此而肆意蔑视中国。1884年，他写了《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蔑视中国“不究其（西洋文明）主义而单采用其器”，所以“没有进步的希望”。不如“我日本人一旦开国，人心为之一新，脱掉数百年的旧套，而追求新文明”。因此，“必须防止邻国（指中国）的弊风污染我（指日本）文明”，所以，必须摒弃支那色彩的一切东西。[10]他在《脱亚论》一文中还宣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移向西洋文明”；支那却仍然“恋恋于古风旧习”而“不知国家改进之道”。他蔑视中国为还未“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的“野蛮国家”，是“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的“亚细亚东方的恶友”。因此，他建议：“不必因为他们（指中国和朝鲜）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11]其言外之意，就是鼓动日本要学习西方列强那样武力侵略中国，以攫取其所需要的各种利益。

（二）他认定直接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是日本“扩张国权”的最好选择

福泽谕吉设想，日本要实现“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即称霸东亚的强国夙愿，不能坐等国际时机来参与列强对“支那分割”，而是要直接发动对华战争，才是日本“扩张国权”的最好选择。

1882年，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在此形势下，他写了《日支韩三国的关系》一文，极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把朝鲜国内的动乱与中国的干预作为一个可乘之良机，要果断对中国开战，不仅要消除中朝之间的宗藩体制，还要把朝鲜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12]他蛮横地指责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平定“甲申政变”的行动，致使“我日本国的名誉、权力、利益蒙受了大侮辱、大损害”，实在是“罪责难逃”。他极力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断然诉诸兵力，尽快了结局面”。为此，他专写了《一旦开战，胜券在握》一文，建议：“首先应派一支军队赴朝鲜京城与支那兵鏖战，让朝鲜政府答应我正当的要求；同时，我军从陆海大举进入支那，直捣北京城，皇帝若退到热河，那就跟着进攻热河。”此战日本“胜券在握”[13]。

1884年，他列出一张《支那帝国分割之图》，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福建、台湾等地分别标注为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各国的分割地。同年12月，他又写出《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一文，声称“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与西洋列强）万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他还鼓动说：“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14]

（三）以“文明”作幌子，极力鼓吹武力侵华的殖民主义理论

福泽谕吉大肆宣扬“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叫嚣“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他以“文明”作幌子，为日本武力侵华制造理论根据。

早在1875年，福泽谕吉就在其《文明论概略》一书里，认定日本已成为西洋各国那样“文明开化”的国家了，而此时的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还是“半开化”的“野蛮”国家。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侵略行动，也和西洋各国侵华一样属于“文明”的战争。

1894年7月25日发生了日本军舰偷袭中国清政府运兵船的丰岛海战。福泽谕吉就此写了《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宣称这次“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因为“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15]。这已经毫无疑义，福泽谕吉就是要把“文明”变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托词。

三、“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之本质及影响

有学者曾经指出，福泽谕吉在民权论上“勇敢进取又进而不勇”，在国权论上“追求平等又向往压制”，其政治思想的特征“表现着明显的两面性”。实际上，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身的局限性的暴露”。[16]笔者认为，福泽谕吉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一个“偏”字。其力倡民权而偏于国权，其主张国权伸张而又偏于国权扩张，更偏以带有明显强权论的“文明”。他明知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是不平等的强权政治，是不合理的国际霸道，日本民族也深受其害，但他却不进行谴责，反而建议日本极力仿效之。他在视日本为东亚唯一“文明”国家之时，竟然蛮横地把中国和朝鲜都视为不入“文明”的“野蛮”国家，叫嚣日本要以“文明”战胜“野蛮”的强权外交名义，采取侵略战争行动，竭力将东亚近邻朝鲜和中国纳入大日本帝国的霸权之下。[17]

为使日本国权得到扩张，福泽谕吉极力主张以尊皇为国家的最高政治原则，以此强化日本国民的团结。他有根深蒂固的“尊皇”思想传统，大力支持日本的天皇集权的国家体制。为了强调日本天皇在近代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他先后写了《帝室论》、《尊皇论》、《日本臣民的觉悟》等书，倡导国民要大力增强“尊皇”的意识。[18]从而积极充当日本明治政府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舆论急先锋。

明治政府在东亚推行的“大陆政策”[19]，从1868年木户孝允提出的“征韩论”，到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双线论”，最终形成了“大陆政策”的指导思想。[20]福泽谕吉虽未入仕途，但却是近现代日本侵略扩张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日本扩张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相互关系具有完整的认识， 在侵略扩张策略的思想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他比日本其他侵略扩张主义者技高一筹， 是近现代日本侵略扩张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21] 其“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的本质，就是紧密呼应日本明治政府的“大陆政策”，极力为其军国主义侵略活动辩护，为其侵略中国服务。

在近代日本，黩武之言，流恶必广。福泽谕吉的“国权扩张论”和“武力侵华策”，使他成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和推行东亚近代殖民主义“大陆政策”的黩武主义的精神领袖。历史事实证明，福泽谕吉的言论之谬种流传，对日本具有以下恶劣影响：一是对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具有极大的偏激化引导作用。他那些肆意侮辱邻国的罪恶言论，不仅是对东亚国家之间交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极其不负责任的践踏，而且也必然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邻国、日本侵略军肆意施暴的思想基础。二是对近代日本政治体制走向极权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泽谕吉的那些极力颂扬日本“皇道”极权政治体制的偏激词语，不仅极大助长了日本军阀的“武士道”精神，而且也必然使日本政府实施的打击国内民主政治思潮的高压政策合法化。三是为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得以死灰复燃提供了精神种子。福泽谕吉的那些把强权视作“文明”而美化侵略战争的歪理邪说，不仅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发展观”进行了强盗逻辑的辩护，而且也必然成为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一切侵略罪行的“理论”根据。

总之，福泽谕吉作为近代日本的一个军国主义狂人，直至今天，他仍然被日本右翼势力奉为灵魂导师，成为其军国主义气焰甚嚣尘上的思想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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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福泽谕吉.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M]//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东京：岩波书店，1961：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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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继洲]

Abstract： Fukuzawa Yoshi， as a modern Japanese scholar， was not only a master of bourgeois enlightenment in Japanese ideology， but also a maniac with Japanese power politics.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he had in turn put forward his point of "Oriental leader " and "Out of Asia into Europe" for wantonly preaching his point of "expansion in Japanese national rights"， and strongly shouted his program of "invasion of China by Japanese military"， at the same time， for trying to seek Japanese hegemony in East Asia through th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is speech closely echoed Meiji government of militarist "mainland policy"， and became the main advocate of Japanese aggression on the colonialism expansion line in modern East Asia.

Key words： Japan； Fukuzawa Yoshi； the point of expansion in Japanese national rights； the program of invasion of China by Japanese military； the colonialism in modern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