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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亚洲观

2016-12-12冯佼敏

考试周刊 2016年93期
关键词:军国主义传统

冯佼敏

摘 要: 福泽谕吉亚洲观是否定亚洲的一切传统,要求脱离亚洲、侵略亚洲。这种偏激的、机械的亚洲观是影响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作为日本的思想引导者,福泽谕吉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对于右翼倾向严重、不肯承认所犯下的历史错误的现代日本社会来说,福泽谕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关键词: 福泽谕吉 亚洲观 脱亚 传统 军国主义

引言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启蒙家、教育家。他作为明治时期的维新思想家,一生写过多部著名的思想专著,代表作品有《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福翁自传》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深刻地批判和否定东方传统的儒家思想,宣扬西方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民主思想,毫不留情地批判专制政府和等级制度,提倡文明开化,促进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另外,他还积极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创办报纸杂志如《明六杂志》、《时事新报》等。同时他是日本著名学府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始人,因此,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认为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启蒙家、近代日本民主主义的先驱者。即使是在现代日本,福泽谕吉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现代社会的许多日本人将他的思想与西方民主理念、近代化教育思想联系在一起,将他作为最值得尊敬的日本伟人来看待,视他为自由主义者。然而,在亚洲福泽谕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支持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殖民政策,发表日本应脱离亚洲的言论。因此,以安川寿之辅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他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者,他的思想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以福泽谕吉继承者自居的学者丸山真男却为福泽谕吉的脱亚论、蔑视亚洲的偏见开脱,辩解那是福泽谕吉出于向往欧洲民主自由,他针对的是亚洲的专制政府而非人民。

围绕着福泽谕吉思想的矛盾,以及各方对他的评价不一,本论文试着结合福泽谕吉的生平事迹、学术著作、政治理论主张、教育思想等,从以下三个阶段对福泽谕吉的亚洲观进行分析和研究讨论。

一、批判亚洲阶段——结合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分析其亚洲观

福泽谕吉早年学习兰学,后又访问欧美各国,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福泽谕吉开始倡导文明开化,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学习西方的文明论。他的亚洲观正是在这种文明论的影响下形成的。他提出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亚洲各国虽深受欧美列强殖民侵略,但仍处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中,封闭锁国,拒绝接受西洋文明。这促使福泽谕吉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朝鲜进行强烈的批判,他批判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王朝专制统治,认为“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于万世的国家”,提倡提倡天赋人权论、“人人平等论”、“个人的独立精神”等。所以他对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后革新政治制度充满了赞美之意,他在《劝学篇》中说:“我们日本自从王政维新以来,政风大改。对外基于国际公法与各国建立邦交,对内向日人民宣示自由独立的原则。”[1]他在比较中日两国的国情后认为“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若把这个衰老的政府根除之后另行改组,则人心也许会为之一变”。针对中国这样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福泽谕吉急促地提出了这样的改革中国的政权言论,但相对于福泽谕吉的急促中国改革论来说,在中国发生的改革过于迟缓,此时福泽谕吉并没有充分考虑历史原因,而是草率地将不满转移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即便如此,他还给他所发表的言论带上国民独立精神的光环,将他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的蔑视和偏见冠以西方文明论的头衔。例如他认为中国就国民个人而言“未能理解天赋的自由”。中国的专制是中国国民缺乏独立精神,“一国的暴政并非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2]。中国人思想贫困,拥戴绝对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断定中国将被西方殖民者入侵,变成“西洋人的田园”。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与现代西方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并不相同,反而充满了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理论和种族主义理论的崇拜。与发达的、健全的现代西方价值观相比,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相当落后和偏激的,因此对于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民主之父”的称号实在是还有待进一步考虑。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对亚洲传统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无情的批判。福泽谕吉认为欧美国家与亚洲各国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因而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他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对亚洲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他认为儒学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是政府的一部分,儒学助长了专制统治,束缚了人民的思想。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提到: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慧,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禽兽世界。[3]他在《福泽谕吉自传》中也提道:“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他毫不掩饰对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学和汉学的排斥和敌视。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不仅讨厌中医,即连儒家也憎恶,总觉得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这好像是注定了的。”可见此时的福泽谕吉已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传入的一切传统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亚洲传统的道德思想,在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更加可以看出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只是对西方文明理念断章取义的引用而已,他的文明观是极端机械、断层和以偏概全的。在这种断层的文明观影响下,导致福泽谕吉的亚洲观也是机械和断层的。

在此,我们不可否认明治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率先倡导人权、自由、独立和文明等观念,对日本社会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及富国强兵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福泽谕吉却彻底地否定和批判一切与汉学有关的东西,如儒教、佛教、中医、国学等这些由中国产生并深深影响亚洲的传统思想和学术。而且福泽谕吉为了彻底和汉学划清界限,甚至将日本本国形成的传统道德连带着一起否定,他批判和嘲讽古代的日本义士和日本传统的义理、忠义,认为那些都是虚伪轻浮的东西。对日本的传统道德观的全盘否定,不能不说是福泽谕吉理论的一大缺陷,反映在福泽谕吉理论上的日本历史是断层的。他在提倡文明论的同时,又认为“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可以说割裂传统和宣扬伸张国权等观念,为他的思想理论走向极端民族主义、国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二、脱离亚洲阶段——结合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分析其亚洲观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的社论,这篇发表的社论通常被研究者认为是福泽谕吉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亚洲论。这篇社论发表的背景是朝鲜爆发由开化党领导的志在推翻李氏王朝的甲申事变,而福泽谕吉在此事件中强烈支持亲日派开化党这次推翻朝鲜王室、建立效法日本维新的新政府的行动。许多资料显示,福泽谕吉与该党领导人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关系密切,为他们提供资金的援助。但是甲申事变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受挫,中国在亚洲的传统宗主国地位势力衰退。福泽谕吉由此认为中国会像欧洲的波兰一样,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于是他更加深了对中国和朝鲜两国的敌视和轻蔑,开始产生了脱离亚洲、不与亚洲为伍的亚洲观。他认为中国的文明开化已不必期待,“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的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如果使人心更新、国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别无良策”。[4]然而,他又认为中国人对于为了国家独立而试图推翻政府这一点是不会认同的,所以他在《脱亚论》中提到:“我日本国土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由此可见,福泽谕吉不相信在中国和朝鲜发生像明治维新的变革,中朝两国会继续维持原有的统治,日本与中朝两国的体制产生了根本的区别。福泽谕吉作为是维新变革的支持者,他在对仍然维持现状的中朝两国感到无比失望之际,不顾中国等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悠久历史人文、传统道德观念,一味强求中朝两国发生彻底的变革,推翻和否定一切传统,完全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致使他的想法和言论走上了一个极端。他在《脱亚论》中先抛出了中国、朝鲜妨碍日本的说法:“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接下来他果断而又草率地做出日本应脱离亚洲,甚至学习西方殖民手段对待亚洲领国的结论:“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而共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这种种族优劣论和支持殖民侵略的言论将日本置于中朝两国的对立面。他在脱亚论中提到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殖民手段对付亚洲邻国,则是他支持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略战争的言论的依据。

三、侵略亚洲阶段——甲午战争对福泽谕吉亚洲观的影响

围绕朝鲜问题展开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处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国粹主义盛行的时期。早在战争爆发以前福泽谕吉就对中国以海军建设为主体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表示并不看好,以他的文明论的观点认为“不能只学习西洋文明的外表,而忽视了西洋文明的精神。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如效法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人心有了改变,政治法律也有了改变,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首先改变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5]。所以他认为中国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是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中国的洋务运动只学习了文明的形式,而没有学习文明的精神。若中日两国发生战争,日本必然会取得胜利。战争爆发后,福泽谕吉的亚洲观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显得更为偏激和右翼,他坚持“可直接向中国和朝鲜两国开战”的主战论。他多次在《时事新报》中发表社论赞美日军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为政府发动战争大造舆论并在报上刊登募集军费资金的计划。他鼓励庆应师生到街头去发表支持战争的演讲,动员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支持。福泽谕吉战争期间发表了许多带有军国主义倾向的言论,他将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赞美日本是文明的义战,认为“朝鲜是野蛮小国,和中国是同一个洞里的狐狸”,“为了打破朝鲜多年来崇拜支那的迷梦,必须付诸弹丸火药”,他还污蔑中国士兵“支那兵丁……恰似半死病夫……与之争战……只当猎猪”,煽动日本士兵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从陆海大举进入中国,直捣北京城。“刮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果无余剩可夺,可连鼠辈衣衫尽数剥来”。他还为旅顺大屠杀辩护说中国人没有信义,不能把他们当普通人看。这完全是支持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可见此时的福泽谕吉已经俨然是一个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煽动者和右翼思想的代言人。在日本取得胜利后,他更是自大地认为日本将成为东亚的盟主,他对战争的胜利表现出了令人罕见的狂热和兴奋,他在《福翁自传》中写道:“日清战争乃官民一致之胜利,至荣至耀,无上之喜。我得存微命,见此快事,何其幸也!而先逝朋辈,不得见此快事,又何其不幸!心念及此,每每涕泣。”福泽谕吉如此炫耀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完全不考虑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一味地美化侵略战争。他的亚洲观已变成了在文明的旗帜下来实现侵略亚洲、独霸亚洲的梦想。而福泽谕吉这种亚洲观与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提出的“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打破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等论调是不谋而合的。福泽谕吉的这种支持侵略亚洲的观念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完全可以说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典范。

结语

虽然福泽谕吉早年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倡导文明开化、自由人权,以及他创办以培养学生独立精神而著称于世界的庆应义塾大学和新闻报纸《时事新报》等行为对民主思想的培养有一定的作用,也是其被称为明治维新思想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福泽谕吉却割裂传统,全面否定传统思想,蔑视儒家的传统道德观,批判以和为贵的和谐思想和中庸之道,一味强调学习西方的思想,甚至崇尚西方弱肉强食的殖民思想,这不但与现代欧美社会崇尚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理念及反对种族歧视相违背,而且在近现代历史上对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略亚洲的战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如此,福泽谕吉亚洲观在现代日本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他所创办的名校庆应大学曾培养出大量的政治人才,在日本政坛被称为“庆应派”,对现代日本的政治的发展方向有着巨大的左右能力。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为首的“庆应派”在处理亚洲事务上的态度都深受福泽谕吉亚洲观的影响,这些政治人物蔑视亚洲,不承认发动侵略亚洲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不顾其他亚洲国家反对继续做出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亚洲人民感情事情,给日本在亚洲的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他所创办的《时事新报》正是现代日本国内发行量和知名度都非常大《产经新闻》的前身,但《产经新闻》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报刊。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亚洲观是相当机械的、以偏概全的,不仅割裂了传统精髓,而且与现代西方文明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反对种族歧视是背道而驰的,与现代日本社会的右翼倾向的发展,民族主义情绪出现有着相当大的关联。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5.

[2]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13.

[3]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149.

[4]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229.

[5]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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