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欣

记者第一次参加“地坛论坛”是在两年前，当时对其知之甚少，后来了解到，论坛的主题是探索中国低碳发展与碳市场建设，名字也是取了“低碳”谐音。日前，当记者再次回到这一年一度的论坛时，有些意外的发现，这个论坛已经从过去的摸索如何在中国建立碳市场交易发展出了包括碳披露与碳信息管理、林业碳汇以及节能融资模式创新等在内的更多维度的探讨。

试点下一步

业内习惯于将2013年称为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启动元年，因为自这年6月开始，包括北京、天津、广东等在内的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相继启动。

针对已经试点地区的情况，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说：“试点工作共同的特点是都明确了交易范围，设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建立了碳排放的核查体系，同时也建立了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并开展了相关的能力建设。通过几个交易试点，下一步是直接进入部署开展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工作。包括确定碳排放交易的边界和范围，制定出相关的管理细则，研究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和市场调节机制，完善国家的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同时开展碳期货交易，现在开展交易的试点地区是现货交易，不包括期货交易，我们和证监会正在研究在国内实施期货交易的可行性，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过首先要加强的是统计工作，也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重点企业碳排放制度，这是碳交易市场的基础。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是一个目的，同时企业也可灵活减少碳排放成本。国家层面上计划到2020年将达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孙翠华特别强调，国家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经启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管理办法法律地位的问题。“因为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个强制的市场，一定要有强有力的法律性文件才能实施，不然工作就很难推动。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制定全国碳市场的管理办法、交易的管理办法，同时开始研究各省市碳排放权分配的方法，如何分配、分配多少，是总量控制下的，还是先设一个排放权等问题都在研究。”她说。

林业碳汇新探索

随着碳市场交易的试点，与之相关的更多探索也相应展开，林业碳汇就是其中一环。不过，什么是林业碳汇？“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在行业里已经说烂了，在业外要说清楚又很费劲的一个词汇。而实际上北京林业碳汇交易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碳汇办主任周彩贤坦言。

林业碳汇资源原本仅是一种稀缺的、具有公共属性的环境物品，在CDM下或者是志愿市场交易的需求下，进入京都市场或志愿市场，而转化为一种需要具备明确产权主体的财产。

北京市在2012年3月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当时林业碳汇项目被纳入到自愿减排交易中，鼓励企业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植树造林。周彩贤介绍，在过去两年中为了探索林业碳汇交易，他们开展了林业碳汇项目综合管理平台，从碳汇的登记、注册、审定，以及项目的公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在林业碳汇交易尝试的过程中，我们把碳汇交易的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目前碳排放交易体系当中的模式，就是参与CCER或者是BCER模式。第二是自愿市场，目前主要是北京碳汇基金和义务指数购汇履责，在碳汇基金下开展了很多综合类的项目。第三是基于碳权的配额交易模式，我们跟有关部门合作，尝试是否能让北京市林业碳汇的交易跳出CCER，做出碳权配额交易形式，目前正在研究进展当中。”

结合北京林业碳汇的试点情况，周彩贤表示，要把握这样的原则：政府指导、行业自主。“碳汇的操作性和政策性比较强，这些环节上需要政府把关和指导。另外是简化程序、降低成本。林业碳汇在交易的过程中一直受CDM项目的影响，程序非常复杂，条件非常苛刻，在交易当中尤其是从碳汇生产到计量的过程导致很多人被吓住，本来林业就没有多少钱，后面开发成本又这么高，最后能不能卖出去都是问题，所以程序上需要简化。还有成本一定要降下来，在打开市场之前这是很重要的环节。”

当被问题现在林业碳汇交易的挑战在哪里时，周彩贤直言：“首先是碳汇交易的管理细则还需要完善，碳排放交易管理办法下规定了林业碳汇作为补充机制可以抵消，具体怎么来抵消，我们如何在各个环节，比如园林绿化局和北京市发改委在管理过程中界限和时间等等细节还没有完善。第二，碳汇宣传还需要加强。之前我们跑了很多区县，发现到一些问题，一是造林地不知道归谁，碳汇卖了钱归谁。二是企业先让我们投钱开发，如果交易不了，最后这个钱投入的损失谁来算，所以很多都是观望的态度。第三，方法学和技术标准体系还需要加强。今年年初我们在做一个项目过程中发现很多方法学和国家有冲突，如何在国家的指导下统一化还是一个挑战。第四，是计量监测与审核认定机构资质管理问题。计量监测到底如何来做，也是需要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最后，是园林绿化碳汇家底需要摸清。”

京津冀的低碳机遇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低碳新机遇”，不难看出，这个主题也是在努力贴合时下大热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国家战略，并且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正如环保部规划财务司司长赵华林所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因此必须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统筹解决环境资源制约和雾霾等突出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也就是说我们的结构不变，发展方式不变，我们的环境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统观世界各地的发展经验，凡是高碳发展的地区环境污染都是非常严重的，高碳意味着污染，所以我们必须要转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建立有利于向低碳发展转变的体制机制，低碳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协同相应，是加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环境质量，统筹低碳发展环境保护是必由之路。

而这条路究竟该怎么走？在赵华林看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解决环境问题是突破口。要深入研究生态环境传递的规律，以此引导约束城市的功能定位，规划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协同发展产业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推进产业的转移，避免发达地区把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也不能“抢桃子”，有比较好的项目都去抢。需要有一个一体化的规划建立产业体系，统一环境的准入，合理的分工。

另外，要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强天然气在城市供热、分布式能源、高效发电、电网调风等领域的应用。因地制宜发展非化石能源在风电、太阳能、垃圾发电、生物质能源方面取得突破，加大外送电比例，尤其是京津冀要吸收一些外送电。

就京津冀而言，城镇化仍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建立城镇化体系应该符合生态格局，要与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我们最近在研究城镇化不能是‘摊大饼式的发展，一定要有生态的安全距离，也就是说城里环境质量的保证必须城外有生态的功能来确保。华盛顿周围都是一大片禁止开发的区域，所以保证了华盛顿的空气质量。我们不能无限制的全部开发，在城里做文章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最近在研究城镇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一定要有距离，不能把京津冀变成打工地连在一起，这就不是京津冀一体化。”赵华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