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识见奥，惟知音耳

2014-08-16胡庆

西部学刊 2014年7期

摘要：“知音”一词，最初为音乐鉴赏论的专业术语，后被引入到文学鉴赏实践中，刘勰将其发展为文艺鉴赏论的核心词汇，可见其对艺术内在互文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面对知音难逢这一难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对读者的批评前提与批评态度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既需要通过“博观”去积累“深识”，又得秉持“不偏于私爱”的中正态度，方能“同中见异”，以此来实现“音实不难知，知实不难逢”的旨归。

关键词：《文心雕龙》；博观；识见；中正；“知音”

I206.2

《文心雕龙·知音》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文学鉴赏论，堪称典范。“知音”一词，作为音乐鉴赏论的专业术语跨入文艺鉴赏领域，并发展为核心词汇，可见刘勰对艺术内在互文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面对知音难逢这一难题，刘勰在该篇中已为我们列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对读者批评前提与批评态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以此来实现“音实不难知，知实不难逢”的旨归。不揣浅陋，望方家指正。

从音乐走向文艺的“知音”

“知音”最初为音乐鉴赏的专有名词，《说文解字》中有相应的解释。“知”被解释为：“知，从口，从矢。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1]227不难看出，“知”需要“识敏”，即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思辨，然后将内在的知识积淀通过口述的方式来展现，是智慧的结晶。“音”在《说文解字》中有两种解释，一是“音，声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二是“宫商角徵羽，声也。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1]102从第一种解释来看，“声”并不是自然界的普通物理声响，而是人的内心因外物的触动，激起内在情感的波动而发出的声音。可见，此“声”饱含深情，故能感染听众。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感人之“声”不一定指音乐之“声”，诗歌朗诵，一般的对话交流皆属此类。“音”是在此“声”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律，通过不同音符彰显不同节奏，排列组合而成，抑扬顿挫，回环往复。从第二种解释来看，“声”是五个音阶的总称，不同的音阶排列成不同的组合，形成不同的节奏来表情达意。“音”被视为八种乐器所弹奏的声音，不同的乐器演奏不同的音质，传达不同的心声。

《说文解字》对“声”与“音”的解释都与音乐有关，但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可见其同中有异。《毛诗序》中指出了二者的关系：“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2]63而“文”又有交错、错画的意思。“声”由感而发，是内在情感的外化，通过声音来释怀、来传达。错落有致的“声”建构于一定的形式上从而形成音乐，“音”也就是指有规则的“声”，符合相应的艺术规则以及具体的音乐规律。

“知音”一词合成，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当中，“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3]1081“知声”是指能够辨析出声音中所蕴藉的情感抑或是音乐作品所蕴含的哲思。这只是音乐欣赏的初级阶段，只要具备听觉感官能力，都会由此而产生生理以及心理上的反应。这样的欣赏只能局限于篇幅较短的音乐作品，对于篇幅较长、意蕴丰富、创作手法较为复杂的音乐盛宴，则需要透过直观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层面进行深度分析。“知音”是对音乐作品给听众带来的情感体验与作品自身蕴含的情感相契合后，达到共鸣的一种理想状态，是音乐欣赏的皈依。

从“知声”到“知音”是一个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过程；透过音乐作品的聆听来追忆往事，找回旧日情感体验，再通过类比、联想，从作品中寻找相关场景，深度体会作品中的意蕴。欣赏者将音乐作品所展现的客观声响对象化，融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期待昨日重现。

结合《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来看，“知音”是对音乐内部规律及音乐作品所蕴含情感的探索，需要一定的音乐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音乐实践经验，它是音乐鉴赏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关于“知音”这一音乐理论，一直流传着一则故事——《高山流水》。《吕氏春秋》中有记载，钟子期通过琴声，联想到自然界的高山与流水，再从琴声当中寻找高山之音，流水之声，听出琴声中的“高山之志”与“流水之志”，从而实现弹者与听者心中的共鸣，此刻有一种心心相印的默契感。“知音的体验，有如禅家的顿悟一般，是一种豁然彻底明了，并伴有难以言述的全身心感受的美妙愉快感。”[4]47这样美妙的感觉，更加坚定了俞伯牙对钟子期这位倾听者的认可。先天禀赋为音乐鉴赏开启一扇门，后天锻炼也不可忽略，只有勤于练习才能运用自如。被誉为“知音”的钟子期，其音乐鉴赏技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通过广泛地聆听琴声，积累丰富的经验，陶冶性情，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进而内化为理性判断的鉴别能力，遇到类似的琴声时，能迅速辨析，犹如条件反射一般灵敏。“知音”一词，因此也由鉴赏音乐的专项技能逐渐扩展引申，并发展为拥有音乐鉴赏专项技能的人。

“知音”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鉴赏活动当中。在古代，士人阶层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群体，他们向往高层政治集团，希望融入其中。许多时候政治上的失意，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失落与怀才不遇的孤独感。他们希望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希望此人能了解他们心中的苦楚与无奈，此人即是他们的“理想化”的“知音”。其实自汉末以来，上自天子，下自寒门，都在慨叹知音之难。曹丕曾经因建安七子的离去而伤感知音的罕见。“昔伯牙绝弦於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5]1047

古代士人集团是一个庞大的集体，其政治理想往往要诉诸笔端，形成文本。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有“三不朽”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1003历朝历代有志之士都有此追求，但是并不是每位都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相对来说“立言”稍微容易实现，从而替代性地大展“立德”与“立功”之志，以此永垂不朽。既然古人有“立言”的追求，那么他们希望在文学作品中以有限的文字实现对无限宇宙人生的超越。“作家以体验更多次人生、探索更广大的世界作为创作动机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而这样的艺术世界为接受者体验更多次人生、探索更广大的世界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心理实验场。”[7]78“立言”对“知己”有着强烈的诉求和情感期待。

基于门类艺术之间思维方式上的相通性，音乐家的创作思维与文学家的创作流程相近，需顺流而下——“情动而辞发”。[8]715音乐赏析与读者阅读在途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知音”是通过音乐的聆听来明晓演奏者心中之情思，品文亦是通过文章的阅读来领会作者胸中之情志，两者的鉴赏方式可互相借鉴，即逆流而上——“披文入情”“沿波讨源”[8]715，从而实现“虽幽必显”[8]715的探索。音乐与文学虽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其创作与鉴赏的途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互为借鉴，为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在理论上的互用搭建友谊之桥。

鉴于音乐欣赏与文学品鉴在思维方式上的互文性，“知音”一词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音乐鉴赏技能以及拥有音乐鉴赏专项技能的人，渐渐融入到文学活动中。刘勰将文学活动中的“知音”一词运用到《文心雕龙》中，作为文学鉴赏的专篇，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如《序志》云：“言为文之用心”，《知音》亦云“觇文辄见其心”，故“知音”也就是知“文之用心”。[8]725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开篇疾呼“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8]713旨在说明知音之难，原因有二，刘勰分别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主观上来讲“知实难逢”，即从读者或者是批评者的角度来分析。“知”为何难逢？原因如下：

首先是“贱同思古”[8]713也就是所谓的“贵古贱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生产随着四季更替而循环，时间的久远预示着经验积淀的深厚。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受此影响，形成一种“循环论的思维方式”[9]241，日积月累的经验比创新成果更受人欢迎，遇到各类问题时，大都从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法，“阅历丰富的老者因而备受社会尊重，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只能默默承受‘乳臭未干的轻蔑，‘古甚至还成为古代重要的行为标准和审美标准。”[9]241从某种层度上来说，“贵古贱今”与西方的“心理距离说”可谓殊途同归。（瑞士）爱德华·布洛曾提出“心理距离”这一概念，“介于我们自身与对我们发生影响的事物之间的距离，空间的遥远和时间的久远都会发生心理距离。”[10]359“古”意味着经典，象征着权威，因此文论也遵从这一思维，秉持“尚古”情结。古代的作品其读者群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壮大，其意义也在不同读者的解读中不断丰富，使得文本意义具有多样性与不可穷尽性。这正是当今作品无可比拟的，“古”对“今”有着不可抗拒的压力。“贵古”也是对逝世“古人”的尊重，从而让自己显得恭谦有礼，借此来批评，不留反驳余地。

其次是“崇己抑人”[8]714，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158钱钟书曾说道“文人好争名，争风吃醋，历来传作笑柄。”[11]87-88这种互相轻蔑的文人传统与文人所从事的创作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作品属于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劳动产品，质量优劣评判无明确标准。读者与批评者的文化水平不一，文学理论修养程度参差不齐，从而使其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与批评的把握各不相同，有的略知皮毛，浅尝辄止，“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8]714同时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对立对比，正是因为有多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更全面地展示人类文化，多层次地展现历史文化内涵。文人之间这种自我崇拜，与其自恋型的人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每一位创作者都是人类文明的贡献者，其与众不同处，恰好填补文化的空白，这也是其值得骄傲的资本。浮躁的文坛，使得文人很难拥有“虚静”的状态，去品评文章，去寻找共鸣。

再次是“信伪迷真”[8]714。由于接受者文学素养的匮乏，对文学真伪的分辨难以把握，有的知质平庸，仅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无法把握文本所隐藏的深层次意义。有的读者拥有一定的文学天赋，由于忽视后天的理论学习与阅读实践，导致对文本意义理解的庸俗化、平面化，无法有效明辨真伪，甚至可能出现对文本的曲解与误读，无法实现“知音”这一目标。

最后是“知多偏好”[8]714。批评者对于文学作品的品读会因个人的喜好自主选择，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批评者阅读兴趣不同，社会地位悬殊，对作品的风格、内容、形式有着不同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将个人主观情感带入到阅读过程中，出现不同的评价与理解，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读者有自己的阅读经验、知识、文学能力以及读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文化水平与欣赏趣味等，这些作为先验的存在必然影响着文学作品的接受。”[12]59 个人的兴趣爱好、人生阅历影响着文学欣赏的品味，进而影响文本选择与文本解读，与作者有过相似的经历与境遇的读者毕竟只是少数，这种“同情体验”[7]78概率较小，所以理解作家隐藏在作品中的情志颇有难度。

第二，客观上来讲“音实难知”。“音”为何难知？这主要与文本自身有关，其形式与内容的复杂程度影响读者的理解与接受，其内在情感的含蓄为文本的解读增加了难度。

首先，“篇章杂沓，质文交加”[8]714。文章的谋篇布局错综复杂、内容条理紊乱，主次不明。一般文本中，形式是包含内容的灵动的形式，闪耀着内容的点缀；内容是交织在完美形式上的有序的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交互辉映，是作家缜密深思的结晶，若要理解实非易事。层次的杂乱、语言的含糊、寓意的浅薄等这些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有效阅读与接受，更别说达到“知音”的理想效果。

其次，“文情难鉴，谁曰易分？”。[8]714“文情”是可理解为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也可以是文本所要揭示的宇宙人生哲理，是作家创作构思的产物，同时也存在于批评者的鉴赏活动当中。它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借此形成“对话”机制。“形器易征，谬乃若是”[8]714对于具体可感知的事物人们都容易混淆，那么要理解“文情”这样抽象而难以琢磨的事物，更是难上加难了。“文情”较隐晦，既是开放的，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不易把握，一旦理解，“知音”随之而产生。

“音实不难知，知实不难逢”

“音”虽难知，“知”虽难逢，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文学批评家与阅读者。鉴于对文学创作与接受过程的互动性的理解，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8]715同时也提醒文学批评家与读者，在进行文学鉴赏时应当摈弃个人偏见，对文本作客观公正的品鉴。

“音实难知”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作家自身努力去缓解言意矛盾。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积累实践经验，逐渐丰富文学理论知识。具体来讲主要是提高语言文字驾驭能力以及谋篇布局的能力。作家在创作时，创作内容与写作形式都需要经过精选，使得其中的情感与哲思若隐若现，耐人寻味，默默地期许着有效读者的出现，有着觅知音的诉求。“隐含的读者”是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implied reader，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文本自身设定的能够把文本提供的可能性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也就是说，是作家预想出来的在他的作品问世之后，可能出现的或应该出现的读者能按照“文本的召唤、结构之召唤，去阅读的读者”。[13]295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对文本的内容应当进行精致地筛选，在炼字达意的基础上，留下可追寻的踪迹，注意适当的留白，给读者以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于山穷水尽处，埋下柳暗花明的伏笔，追求耳目一新的冲击力。在形式的安排上体现逻辑性，严谨之余不乏巧妙与新颖，与文本内容相得益彰。

作为文学鉴赏的“知音”，强调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不能忽略对文辞优美形式的追求。因为后者才能吸引读者去阅读，从而打动读者、感染读者，进而让读者品鉴作家的思想，对作品的优劣给予公平公正的评判。由此可见，“知音”之难呼唤文辞优美的作品形式与情真意切的内容。

“知实难逢”这一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文学接受的主体——读者。除了通过文字的阅读来还原艺术形象、理解创作意图外，无意间将自己特有的生命体验融入到阅读与接受过程中，也是一种“二度创造”。[14]346可能体会到作家在塑造某个艺术形象时欲说未说，甚至是未曾想到的内容，也可能提出新的见解，“‘溢出原来的意义框架”，“作品的意义等于作者所赋予的意义和读者所赋予的意义的总和。”[14]346

樊宝英曾指出“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泛接受美学，作家、作品、读者是三位一体的”。[15]41作家创作论、读者接受论、作品论互融互合。作者的意识流变暗含着作品无限的审美空间，作家创作时在一定层度上具有读者意识，接受美学对接受主体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提高期待视野。

如何实践？

首先当是从纵向来分析把握全文，即“披文入情”，从文章的字面开始寻找。刘勰将鉴赏的过程与写作的过程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交流。写作的过程是感物生情，“情动而辞发”；鉴赏的过程是“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两者循环构成一种环形模式，符合古代中国人环形思维的习惯，文学创作与鉴赏也遵循这一规律。刘勰将其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文学理论中，为文艺鉴赏开启一扇明窗。文学鉴赏者从文学作品的文辞出发，在字里行间寻找作家情感的踪迹，通过剖析艺术形式来研究作品内容，深度体会作家情感。即使是年代相隔久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这一方法来追溯作家的“为文之用心”。这一过程需要读者通过文字阅读，展开丰富的联想，酝酿情感，进而与作家创作时注入的情感交相辉映。可见无论鉴赏还是创作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这是二者的契合之处，也为鉴赏者通过阅读作品实现与创作者的对话交流提供可能。“中国读者的欣赏过程是‘以意逆志，作者的意图或作品文本为终极意义。”[16]110因为文章由文字组成，“形之笔端理将焉匿”。[8]715其表意较为固定，指向明确，并符合一定规范。因此，可以从字里行间寻找作家创作痕迹，感受其中包含的深情及寓理。

其次，标举“六观”，从横向对文章进行平面解析。“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8]715即对文章体裁的安排、辞采的运用、对传统的继承与革新、表现手法的平正与奇巧、典故事义的援用、音乐节奏的配合等各个方面作细致的分析。虽然从艺术美的角度来看，叶朗认为刘勰的“六观”把完整的审美对象肢解，但在一定层度上保证了对认知对象的理性而准确的认识。

纵向追溯与横向分析相结合，以此来对文本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剖析，进而实现对文本的全面的了解，这是文学鉴赏的重要方法。理解的深度依赖于读者自身的理论素养，而理论素养的积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需要通过广泛地阅读去慢慢沉淀，培养文学品位，提升文学修养。品鉴态度的公正与否也是影响品鉴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不可忽略。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出，“见异唯知音耳。”[8]715文艺鉴赏当中存在着“妙鉴”与“俗鉴”，只有“知音”才能于同中见异，于平淡中见新奇。“夫唯深识见奥”，[8]715“识见” 是对透过作品表层意义层层深入，体会寄语其中的深层情志与哲理，从而使其免于“深废浅售” [8]715的“俗鉴”。当然这一愿望的实现离不开“目瞭”和“心敏”。同时“目瞭”和“心敏”离不开“良书盈箧”，更需要“博观”。对此刘勰在提升品鉴者的修养与端正品鉴者的态度两个方面严格要求。在品鉴修养方面，需要做到“博观”，既要做到“观千剑”般的广泛阅读，形成丰富阅历；还要有“操千曲”般实践经验，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只有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避免“信伪谜真”。在品鉴态度方面，需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私爱”，要不断克服主观偏见，力求对作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竭力避免出现“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8]714的现象。

“音”虽难知，“知”虽难逢，这与文艺作品自身及创作者有关。鉴赏者如何成为创作者真正的知音，需要鉴赏者从自身的文学素养入手，参照正确的鉴赏路径，可以实现“音实不难知，知实不难逢”的旨归。刘勰主张“深识见奥” [8]715，反对“深废浅售”，[8]715批判“知多偏好” [8]714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追求“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8]715的批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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