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建立后，贵州对各类教育进行了接管与改造，实现了教育性质的转变。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贵州教育进行了整编，以提高质量。经过三年的发展，贵州教育为实现新起点上的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关键词：接管；改造；整编；贵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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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贵州教育十分落后。每万人中仅有初等学校学生310人，中等学校学生10人。[1]31949年年底贵州解放，贵州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新的时期。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新中国建立后改造旧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贵州教育历经鼎革之变，为新的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通过梳理当时教育变革的脉络，分别从教育的接管与改造、整编与精简两方面分析其具体进程，进而总结其作用与意义。

一、接管与改造

1949年11月，贵州教育接管工作由“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文教接管部负责，各级政府的文教部门具体执行。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贵州教育接管采取了“维持现状、逐步改良”的方针。首先是对公立学校的接管。因参与接管工作的干部不足，涉及接管的地区较为分散，除贵阳市国、省立大中小学由文教接管部亲自接管外，各专区省、县立中学均责成专县文教科派人接管。为了争取群众支持，召开教职员及学生代表会议，说明接管教育方针与知识分子政策。在学校组织方面，凡学校负责人逃跑者则由其二级负责人充任或由留校教职员中遴选产生。为贯彻接管制度与今后国民教育，由学校积极分子组成协助接管委员会辅助接管。但是在发动群众接管的同时，学校一度产生了极端民主化倾向，认为先生落后，学生进步，学生就不守校规，不上正课，忙于扭秧歌，排新剧，结果先生不敢管，学生不让管。[2]219为保证正常教学秩序，教育部门对此现象及时进行了纠正。其次对于私立教育机构这一特殊对象，遵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采取灵活办法，没有直接接管，而是分不同情况加强管理，必要时予以接办。文教接管部先后发布了《私立中、小学校申请登记办法》与《贵州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要求各私立中、小学在不停课的同时必须据实呈报办学宗旨、学校性质、基本概况、学校设备以及经费来源等情况，以备审查，确能执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法令并获有成绩时准予立案。对于学校管理层则规定，私立学校董事会如不能执行政府教育方针时，必须进行改组。明确规定“所有国特份子反动份子，不容许混迹于期间。”[3]提出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要求“私立学校在校领导下组织包含教职员代表及学生代表、工友代表的校务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学校各项重大事项。私立学校之学制、课程、教材及教导制度等均与公立学校按照人民政府规定统一执行。

旧时私立学校学费较高，一般家庭无法承担。为了满足大多数子女入学，根据私立学校得按需要向学生征收学杂、膳宿等费的原则，办法规定“征收学费应尽量照顾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少收费用，收时应取之于学，用之于学。最高不能超过以往标准。所收学费80%应用于教职员工薪，20%用于经常费，所收杂费应用于图书体育用品购置，以后不得巧立名目向学生征收办公米和其它临时支出。”[3]对于教会学校则明确了教育主权，规定“对于宗教团体办理之私立中小学校均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课程内及在课内做宗教宣传，并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妨碍学生信仰自由。教会设立之学校其校长不得由外国人充任。”[3] 1952年又遵照中央指示，对全省教会学校予以接办。对大量存在的乡村私塾，明确了要加强管理，改用新课本，废除体罚，指导逐步改进。

鉴于部分县人民政府对不必接管之私立学校随便命令接办，造成增加政府负担，且与国家政策也不符的现象，文教接管部明文规定对私立学校处理原则是三种：一是凡反动党团所办，校产设备是公产，如贵阳私立力行、济群等中学，应予取消，合并在公立学校。二是对会馆、教会或地主封建势力所办，应予继续，即使教学情况较坏，经济基础困难者，也允许其继续。三是对教学有成绩的，如清华中学，应予以必要扶持，不能接管与取缔。[4]为安定教师生活，从1949年12月起，政府给各公立学校教职工发放维持费（用实物大米支付）。例如贵阳市从解放起至1950年3月，给市立学校教职工发放维持费，所支大米教师每人每月为160-250市斤，工友每人每月为150市斤。[5]305 1950年4月，贵阳市立学校改维持费为薪金制，按工作表现分配。对私立学校也拨一定的经费予以资助。公立学校教师统一实行任用制，1952年私立学校教师也实现统一调配。这样保证了接管与改造的正常进行。

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对新解放区学校“暂维现状，逐步改革”的方针，学校的接管比较顺利。全省大学和大部分中学、小学很快恢复上课，接管的公私立学校计有国立大学3所，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与职业学校）81所，小学494所。[1]4

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目的是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使教育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成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改造与接管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主要是改革行政领导，提高教师思想觉悟，改变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等几项内容。 第一，对学校普遍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成立校务委员会，选拨一批积极分子充当委员。建立校务会议、教导会议和学习会三种会议制度。学校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校务会议研究决定。改级任教师为班生任。1952年开始设行校长负责制，设校长一个，负责全校工作。按学校规模和班级大小，还设有副校长、教导主任、事务员等职务，保证学校整顿工作顺利进行。

第二，通过多种形式对师生进行思想改造。广大师生来源于旧社会，还无法适应人民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管理。为此思想改造成为教育性质转变的一个重要抓手。思想改造的途径主要有成立学习委员会组织学习、训练班、讲座、学园和教师代表大会等形式。根据对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及有关政策，首先是进行政策教育，安定教师思想和生话。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教师，对社会主义道路认识差，对共产党、解放军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和疑虑，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例如贵阳市北小学有位教师，因家庭成份不好，解放后躲了起来，学校积极分子找到他，向他宣传党的政策才放心回到了学校。[6]256改造内容主要是用无产阶级思想作为思想武器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力图用无产阶级思想统一教师队伍，让教师适应新教育。此外还动员他们参加社会实践，如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禁姻禁毒等运动，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学生的思想改造则是利用寒暑假举办寒假学园和暑假学园，1950年参加学习的大、中学生有11400余人，占学生总数的50%。[1]4学园以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有唯物史观、革命人生观、共同纲领及青年讲座等，目的是为了使青年从理论、思想政治上都能得到进步。

思想改造为治理教师队伍创造了条件。其中1952年中学教师思想改造活动效果尤为明显，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组织，经过严格审查，接收了29个新党员，并培养了党员对象约100人，吸收了115人入团。对全省中学教师的政治面貌和学校的人事状况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纯洁了学校内部。通过运动，撤换了中学校长24人，教务主任33人，总务主任19人，提拔了教师25人为中学校长，64人为教务主任，19人为总务主任，提拔了原小学教师136人为中学教师。[1]4通过改变领导成份，为今后加强对中等学校的领导与管理、教育与培养干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在接管过程中，废除了训育制度，以教导合一代替训育制度；废除公民、童子军课。小学五年级以上开设政治常识课，初小开设时事教育课。为了改造旧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从1952年起全体教师系统地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虽然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对于清除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指导教育、教学工作，仍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提高教师业务水平方面，除采取组织短期培训，系统学习教育理论以外，还开展了校际教研、观摹教学、经验交流会等活动。各校对教师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教师认真钻研教材、备课，没有备课不允许上课。

第四，废除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错误的教学方式方法。接管初期，由旧教育遗留下来的体罚现象极为严重，几乎在每所学校中都有发现，而且有个别教师非常残忍粗暴地毒打学生。教会学校的神甫也殴打学生，例如贵阳崇正小学的法籍神甫和平（中国名字）殴打学生罗宁。这件事揭露后，引起全市人民和金市师生的极大愤慨。全市师生进行了示威游行，随后这位神甫受到我国法律惩处。[6]259教育部门抓住这个活生生的教材，对全体师生进行了反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很好效果。并趁此机会组织了教师学习中央教育部关于禁止体罚学生的文件，从思想观点上，解决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不打不成材”、“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的传统观念。体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止。

第五，教育为工农子女开门。1949年以前贵州经济发展滞后，大多数地县属于贫困地区，工农子女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缴纳学杂费，80%以上不能上学。为了满足贫困家庭子女入学的要求，贵州各地对工农子女入学做了大量工作。在正规的工农中学开办之前先办工农补习学校，放宽年龄限制，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工农子女免收学杂费，贫困儿童另补助书籍笔墨费。比如1952年下期，贵阳市小学共发补助费600万元（旧币）。学校不少教师还专门为工农子女补课，在郊区为了方便农民子女入学，专门增点设班，或办早晚班，尽可能多接收一些贫下中农子女入学。这样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逐年增加，1952年城区入学儿童，工人成分由原来很少提高到总数的23.3%，农民成分提高到总数的6.7%。[1]272

二、整编与提高

针对旧教育量多质坏的情况，以及国家财经困难，1950年2月，贵州第一届教育行政会议决定学校教育方针，以整编、巩固为主，结合提高，逐步发展。从1950年到1952年，相继召开了五次全省教育行政会议，都贯穿体现了通过整编精简，达到减缩机构，节省开支，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1]455

在全国财经未统一前，为节省财政，要求各专区办好一处完全中学和师范学校，以便重点示范。全省共计省立中学、师范职校113所，减为中学41校431班，师范8校112班，职校3校33班，共计52校。原省立附小及实验小学15校核减为4校。[2]221中等以上学校全由省负责办理，专区、县集中办理国民教育和培养改造小学师资，经费由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款产解决。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文教接管部《关于整顿贵州国立三院校的暂行办法草案》，贵州仅有的三所大学进行了整编。确立的整编原则是精教减杂，将前教职员800余人，缩减一半。规定单系教员7—9人，复系11人，平均每系教员不得超过10人，简化教学机构，学校设教务秘书处，每处按实际需要设办公人员。附属机关采取“以院养院，以厂养厂”的方针，争取全部自给或自给大部，以便由少补助不补助逐步走向企业化。[7]

各私立学校在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一面进行改革，一面开班上课，但多数私立学校却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难于维持。其原因主要是一些私立学校的常年收入如房租、田租等，或很难收到，或不能再收，经费来源濒于断绝，以至有的连薪金也发不出。贵州省二届教育行政会议对此问题作了规定，根据主办者性质，贵州私立学校有四种类型，一是办理有成绩，把教育当作社会事业来办的。二是会馆，教会办的。三是为解决少数人生活，带着商店性的、营业性的。四是反动分子发展反革命势力的。[1]4决定对于这些私立学校采取的政策是：第一种奖励，经费在可能范围内给予帮助、或酌设人民助学金。如经费是靠房租地租收入者，可设法研究适当处理方法。第二、三种加强领导与管理和改造。要划拨财产，以免借办学为名中饱私人。第四种接管，将学生从政治上思想上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私立学校本身如无力续办者，在同一地区的私立学校，可经过自动、自觉的酝酿，进行适当的合并或设立联立学校。通过贯彻会议精神，各地采取了很多办法整顿私立学校。以贵阳的私立中学为例，1950年1月按政治背景、经济条件，办学成绩等方面的实际状况将私立中学分为三类：一是须立即令其停办，予以接管者三校；二是可以存在但有种种问题需要解决者六校；三是问题不严重准予继续存在者六校。[6]即使这样私立学校仍不足以解决问题，最后陆续合并了8所，其余的私立中学均先后停办，学生由政府安排转入他校。

结 论

1949-1952年通过对旧教育的接管、改造实现了贵州教育性质的转变。适时地对教育进行整编，淘汰不合理的教育资源，建立起正常的教学秩序推进了贵州教育的健康发展，贵州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转型的任务。随着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实现，群众要求读书的愿望十分迫切。贵州针对不同的教育类别采取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应该说是切合实际的，满足了人们的教育需求，这在教育发展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1950年9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曾固《关于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的工作报告》指出，“在全省完全控制地区，我们共恢复了省立的中学、师范、职校42所，县立中学1所，私立中学30所，共计73所中学……在城市及已建立革命秩序地方，学校都已恢复”。[1]257到1952年贵州教育发展已超历史上的最高水平：铜仁到1952年，全区已有小学1008所，在校生达到116893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2.4倍和5.5倍。[1]920遵义小学发展到1449所，在校生220066人，教职工6201人，比1950年分别增长1.73倍、2.57倍、1.1倍，中学增到15所，学生增到4607人，比解放初期增加1倍。[1]877黔南地区普通中学有12所，比1050年增加5所，在校生由1011人增加到2246人，小学由1950年的132所上升到864所，在校生由1950年的1540人发展到104817人。[1]569应该说，贵州三年教育的整顿为从1953年开始教育纳入到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贵州教育志》编辑部.1949-1984贵州教育年鉴[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2]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工作报告.贵阳解放[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3]贵阳市文教接管部.贵州私立学校临时管理办法[Z].贵州省档案馆藏：1141-1-021.

[4]贵州省人民政府教育办公室训令[Z].贵州省档案馆藏：1141-1-029.

[5]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阳市志 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7-28辑[Z].1989.

[7]关于整顿贵州国立三院校的暂行办法草案[Z].贵州省档案馆藏：1141-1-032.

作者简介：张大伟（1972-），男，湖北洪湖人，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陈合营）

本文系2011年博士专项课题建国初贵州教育发展研究（1949-1956）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GZSY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