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争总是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伴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心理、性格、命运，带来无尽的伤痛，带来累累的心灵创伤，留下痛苦的记忆。在“五四”新文学确立的“人的文学”创作理念指引下，民国作家通过战争书写，对战争摧残生命，扭曲人性，重创人生进行细致的描绘，展示出对战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思考，展现出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一种宽广的人的尊严意识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关键词：战争；生命；人性；人生；反省

I206.6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战争总是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往往以一种极端和残酷的方式，颠覆着人类的文明，把人类推向苦难的深渊，展示出人类生存中最荒谬、最残暴、也是最痛苦的一幕。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连年不断的战争，给刚刚建立共和体制的民国，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发展的停滞，无辜的百姓被卷入战争，家园被毁，妻离子散，噩耗接踵而来，失踪、死亡，流离失所，四处漂泊……，有的负伤或被俘，被迫改变人生的命运，无数人的心灵上留下的是战争带来的累累伤痕。战争给予现代中国人的是无尽的人生苦难。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无论是宏大性的叙述，还是精细性的描绘，都对战争进行了认真的审视，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多维度地展现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生的重创，展示现代中国人对战争的省思和批判，对和平的企盼和追求。

一、对战争摧残生命的伤感与正视

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不仅是对整体人类的沉重打击，同时也是对个体人生的无情伤害。在人类的记忆中，战争是一道永难抹去的心理印痕。战争苦难的承受者是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无论是生命的毁灭，还是身体的伤残，也无论带来的是光辉的荣耀，还是无尽的伤痛，战争留给生命的，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身心苦痛。民国作家对战争进行书写，首先是在战争摧残生命的伤感中，正视战争的无情和罪恶，旨在传达出尊重生命，唤起人类生命尊严的意识。

受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创作理念影响，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多聚焦在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上。在他们看来，正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展开生命的关怀，乃是“人的文学”的重要内涵。尽管在宏观层面上，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也展示出反抗外来入侵、反思战争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摧残，但对战争审视的重心，仍然是落在如何维护生命尊严的意识维度上，从中传达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企盼。李次九在《新青年》就曾撰文强调指出：“和平与兵绝对不相容。”[1]《小说月报》还曾专门出版过“非战的文学”专号，其中的插画写有“纪念我战死的儿子”的字样，从中反映出民国作家对战争摧残生命的愤怒和悲伤。叶伯和的《一个农夫的话》，以一个农夫的经历，控诉军阀部队的士兵践踏生命，违反人权，无视生命的尊严，强奸还未满月的产妇，记录了战争的罪恶。善生的《完卵》写一群士兵追赶年迈的母亲，逼迫其跳河。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则写自己的叔父被士兵打伤，在风雨中哭喊而死亡的悲惨事件。陶雪峰更是以《人间地狱》为题，描绘出战争摧残生命的罪恶：

有一家的门口，——门是开着——横着一个死尸，上半身埋在雪的底下，一双脚搁在门限上，厨下却有几颗没有肉的小儿头骨。房里面有两三具枯蜡样的男女尸骨，有的卧在床上，有的倒在地上。

这无疑是一幅人间地狱图，也是一幅对战争摧残生命的血泪控诉图，把民国作家对战争摧残生命的思考，提升到了维护生命尊严的高度，展现出民国战争文学追求生命权利高于一切的“人的文学”创作思想。

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民国女作家萧红往往是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入微的生命体验，展现出她对战争摧残生命的深刻认识。在见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特别是给中国女人所带来的双重痛苦时，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2]相比男性而言，战争对女性生命的摧残更为严重。萧红的创作更是注重从女性的认知视阈来展开对战争的审视，认识战争摧残生命的罪恶。她深刻地感到战争对生命，尤其是对女性生命严重摧残的残酷性，小说《生死场》就表达了她的这种认识。在她的笔下，女性都是一群战争的受压迫者，她们的生命如丝一般脆弱，也如丝一般被抽离，生死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如同她所说的那样，战争总是使“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她的小说中，美丽、善良、勤劳的月英，生命下场是病得“下体腐烂生蛆”，临死时甚至要喝一口水也得不到帮助。王婆，这个经受磨难而一直在为自己权利而抗争的女性，战争给她的却是无尽的痛苦，生命的尊严荡然无存。还有金枝，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她勇敢地反抗命运的束缚，历尽艰难困苦，而战争却使她走上了一条生命毁灭之路。萧红非常关注在战争环境中人的生死状态，更多的是描写由战争而带来的生命悲伤与痛苦，让人感受到了战争的无情与残酷，同时，她还结合对人生、人性、民族生存内涵和历史精神等方面的深入探讨，认真反思战争摧残生命而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人生问题。

另外一位民国女作家庐隐，在描写“一·二八”淞沪战争的《火焰》小说中，也细致地描绘了侵华日本士兵占据上海之后摧残生命的罪恶：

（日本士兵）把许多老的少的妇女，连在一起，叫她们绕着院子跑三圈，然后停下来。把年轻的，略有动人姿色的，全选了出来，叫她们把衣服都脱光，然后穿上绿色的、红色的运动衣，迫令她们做狮子打滚。在打滚的时候，周围站了四个日本兵，那滚得面色发红的年轻的妇女们，时常被他们领到草棚后面去，在那里发出一阵阵羞耻的愤怒的压迫的惨叫。

庐隐控诉了日本士兵强奸女性，践踏女性生命的罪恶。她描写道：在中国少女不从时，日本士兵更是用刺刀将少女的衣服刺破，“刺刀亮铮铮地在少女胸前一闪，流血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跟着雪白的胸前的一对乳峰，也蠕蠕然地掉在尘土上，血涌了出来，少女昏厥在地上。”而另一位不从的少女，则被日本士兵用“那长而锋利的刺刀”，“刺了进去”下体，“一声尖利的号哭，震动所有的人心。”庐隐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她认为，对生命的摧残，特别是对女性生命的摧残，所激发的不仅仅只是民族的仇恨，同时也更是表现对失去生命的悲痛，是在人类尊严的最高意义上，体现对生命美好的理想追求。

真实地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所犯下的累累罪行，是民国作家战争书写的重心。萧军在《八月的乡村》中选择了这样一个战争片段，描绘出日本侵华战争摧残中国人生命的惨景：

松原在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女人生前因为劳动变粗了的手指，深深地，深深地探入地面上。

孩子被抛在沟下的石头上。脑汁沁流在小溪旁边，随着流水流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说对外来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及其对生命的摧残，一般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总体的书写呈现出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热情的倾向。那么，在对内战书写方面，民国作家则更多地是揭示出战争摧残生命的罪恶性，暴露社会的丑陋和黑暗，展现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台静农、沙汀等作家的小说创作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如台静农的《新坟》、沙汀的《兽道》、《在祠堂里》等小说，就写了内战期间军人掠夺百姓财物，强奸女人的罪行。台静农的《新坟》展现这样残忍的一幕：四太太死了丈夫后，将全部的生活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军阀混战却杀死了她儿子，奸杀了她女儿，从此她疯了，成为一个疯人妇，丧失了对生命权利的维护。沙汀的《兽道》也同样是揭示出生命被战争摧残的悲惨景象：魏老婆子的儿媳刚生完孩子，可大兵就闯入她家，她要求大兵不要碰儿媳，让自己与大兵“来”（指发生男女关系），可是大兵嫌她“太老”，硬是强奸了她的儿媳，儿媳不堪屈辱，上吊自杀，魏老婆子也因此而发疯。可见，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大漠视，暴露出社会和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最丑陋的一幕，留给人们的是惨痛的记忆，长久的心灵悲伤。

无疑，战争毁灭了无数的生命，带来了无尽的罪恶。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说，战争没有赢家，留给国家、民族、人民的都是无尽的痛苦，无尽的悲伤。民国作家对战争摧残生命的认识是悲痛的、悲伤的，从中也深刻地揭示出了造成这种生命痛苦的根源，显示出民国作家的对战争本质特性的认识和思考，从而使战争的书写，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对战争罪恶单纯的、一般性的控诉和描绘上，而是深入到了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和反省上，表现出一种宽广的生命尊严意识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二、对战争扭曲人性的审视与体察

文学对战争的审视和观照，是人类对自身本性的一种自我认识反映。换言之，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深刻洞察。人性是衡量战争的一把尺子，在人性的天平上审视战争，战争书写的终极目的，就是要用永恒的人性意识超越战争意识，而不是复述战争本身，更不是一般性地颂扬战争的正义性，因为任何类型的战争，究其本质特性而言，都是对人、对社会、对人性的沉重打击和毁坏。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E. M. Hemingway）的战争书写，其审视对象主要是战争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以及对人性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涌现出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也更多地直接面对人性本身进行审视，而非对战争英雄主义神话的推崇。

民国作家对战争的审视和体察也同样是如此，因为人性是文学所要表现的一个永恒主题。战争这种人类活动中的极端形式，使人性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人性呈现出来的往往都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多重面貌。其中，人性被扭曲和异化，就是战争压迫人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民国作家在表现战争的残酷性方面，非常注重展现对战争扭曲人性的描绘，力图全方位地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应有的深度。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人的滥杀无辜，对平民的杀戮，“三光政策”、“焦土政策”对中国的掠夺与毁坏，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认识，而是从人性被扭曲的角度来进行审视。最早的一批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如《火焰》《八月的乡村》《边陲线上》等，就展现出战争对人性扭曲的细致描写。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在这方面描写得尤为细致，在揭露日军暴行的同时，也深刻地审视了被扭曲的人性。小说描写了一位叫松原太郎的日本士兵的人性扭曲过程：在松原太郎出征中国前，女友芳子嘱咐他“——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这就够悲惨了。”然而，松原太郎就根本没有把女友的话记在心里。在告别女友后，他就询问老兵：

——你们全怎样弄支那女人哪？

——这是容易的咧！只要你用刺刀晃一晃，她们就什么也顺从你。不顺从的你就杀了她。

——长官不让吧？

——在满洲地方，在打仗的时候，长官还管这些吗？长官也一样弄的。

从松原太郎与老兵的对话中，不难看出，无论是松原太郎，还是一群老兵，或长官，在战争中，深藏在人性中那种种的邪恶，已是暴露无遗。就是在这种人性邪恶的力量驱使下，松原太郎的兽性占据了上风，他带着武器独自出去找女人，杀死了李七嫂的孩子，强暴了李七嫂。战争像恶魔一样，扭曲了松原太郎的人性，将他人性中丑恶、兽性和野蛮的元素激发出了，玷污人类的文明，让善良、正义的人性暗淡无光。

战争不仅扭曲军人的人性，同样也扭曲了普通百姓的人性，造成了国民性的缺失、堕落。萧红的创作就揭示出在战争的魔影下，普通百姓不仅遭受着人生的痛苦，而且人性也在战争中变异、扭曲。她怀着对战争苦难所特有的一种强烈的生命体验，描写出战争中普通百姓的人性被压迫、变异、扭曲的现象，从中发掘出国民性的深层性格和心理特征，由此直达国民在战争环境中的生存境况，表现出国民精神的失态和变异。在《生死场》中，她就描写了战争对现代中国人心灵的摧残，造成人性、国民性的堕落情景：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下，人们不是奋起反抗，而是互相欺诈，彼此伤害，年老体弱的妇女被无情撵走，无人过问，无人关心，人性的光辉不在，人间的温暖荡然无存，冷漠、无情、自私、下流、愚昧，连战争的隆隆枪炮声也都无法震醒，显示出人性在战争中的加速堕落。在小说《马伯乐》中，萧红描绘了小人物马伯乐在战争中的人性丑态：在日本侵略者的侵犯面前，他依然是那样极端的自私、虚伪、冷漠、猥琐，如葛浩文指出的那样，马伯乐“是个自私自利、放纵，但不能自力更生的社会上的迷途羔羊；他在战时的中国东漂西荡，是个十足的庸材懦夫，全身就找不到一点可取之处。可是就是他那些不足取法的毛病和缺点，使他成为生动而逗人笑乐的小说中的角色。对马伯乐而言，整天怨天尤人，逃避现实和困难，成天沉迷在自己的悲观哲学中。”[3]不言而喻，马伯乐的所作所为，不仅仅只是性格的投机取巧，而是人性在战争中的扭曲和堕落。

在战争的环境中，社会发展进程被干扰，人的正常生活、正常的成长和发展秩序被打乱，严重地影响了人的心理发育和成长。人性被战争扭曲的现象，涉及被战争侵害的一方。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注意到了人性受战争影响的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如丁玲的战争书写，就表现出了对这种现象的深邃思考。她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一个叫贞贞的农村少女，被日军抓去当“慰安妇”，回来后又被重新派去利用“慰安妇”身份为革命收集情报，却又被众人误解，遭到调侃和指责的故事。在丁玲看来，贞贞所做的一切，无论是被日军强迫，还是被边区政府派遣，她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表明女性在战争遭受侮辱和损害的严重性，表明女性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对于女性的不幸、女性的孤独，女性的困境，特别是人性的变异，人们虽然都会对她们在战争中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怜悯，但是，却又总是被战争的正统性、整体性等一些宏大性要素所遮蔽、所忽视，往往体察不到女性性格、心理和人性的深层次变化。作为一个在战争恶劣环境成长的女性，贞贞无法受到正常的教育和良好的文明熏陶，因而她也就无法让人性获得健康的发育和成长，这才是战争造成她性格、心理和人性发生深层次变异和扭曲的重要原因。丁玲不是一般性地描写女性如何受战争的摧残和迫害，而是深入到女性的心灵深处，探讨女性的人性变异、扭曲的内在原因。丁玲选择女性的人性变异来探讨战争扭曲人性的要害，也就超越了战争对国家、对民族带来灾难的那种表象性特征的认识、思考和探讨，而是发掘出深藏在这种表象性特征之下的人性不幸遭遇及其症结所在。如同董炳月所指出的那样：“丁玲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她的民族意识，于是，在处理中国女子被日军强暴这一最适合宣传日本军之暴虐、激发民族抗日情绪的题材的时候，丁玲反而解构了国家的神圣性、表现了革命对个人的残酷，甚至无意中展示了那些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的人性。”[4]

战争扭曲人性，也考验人性。战争使许多女性尽妻子、母亲天职的希望化为泡影，也使许多男人一去不归，战死沙场。战场上的巨大伤亡，令人口的金字塔倾斜，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人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战争的爆发，尽管交战双方都在不断强调各自更具道德上的优势，但是对于人类而言，战争都是人生的苦难深渊。对战争扭曲人性的审视，民国作家不单单是审判战争的罪行，而同时也是把战争和战争意识推上审判席，放在人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深度地思考战争究竟是怎样扭曲人性，怎样窒息人性的，向人们发出这样的提问：人性的拯救，或被拯救，还真的需要战争吗？可以说，民国作家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思考，是带有终极性的，涉及到了对战争与人性关系中的核心命题，并把对战争的认识和思考，引向了更开阔的人性空间，使战争扭曲人性的艺术表现，更加显示出追求人类和平发展、致人性以全的普世价值和意义。

三、对战争重创人生的思考与反省

战争改变许多人的人生轨迹，虽然造就了一批战争英雄，但也带来诸多的人生苦难。历史发展表明，从古至今的战争形成，都源于当时不同国度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均成为导致千百万个体生命受损或死亡的必然性诱因，是产生人生苦难的一个重要缘由，而战争对人生的重创，尤其是对人的生命的摧残，又往往是以突然的、无法预知的时间和方式表现出来。不管是战争的开始，还是战争的延续，参与战争或受战争波及的人，都将会使人生的轨迹被迫改变，使生命突然消失。战争对人生伤害的严重性，是无情的，也是残酷的。如果说，在战争环境中幸存下来的人是有“运气”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人生“运气”，则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在战争的主客观条件不断变化中，任何被战争所涉及的人生，要想事前预知自己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一些战争是正义的，每个人为战争作出牺牲也值得肯定，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战争给予的重创及其带来的苦难，依然是致命的、沉重的。

对于战争重创人生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明威就曾对此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他聚焦的不是战争本身的宏大、宏伟和正义与否，而是回归人生的视角，考察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人生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他至少提出了两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问题：第一，所有的战争目标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人生的视角思考战争，人们都会发现，无论哪种性质和类型的战争，都并非是那么的高尚和富有意义，对人生而言，战争怎么说都是一种灾难；第二，任何战争的承受主体，不仅仅只是民族、国家这种集体，而是个体人生本身，因为战争的重负，最终还是落在每一个个体的人之上，个人为战争付出了全部的身心创伤和代价，并伴着终生，给人生带来的永远都是难言的苦痛。

海明威式的战争人生思考，在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中也有同样的表现。他们打破了以往书写战争就一定要表现战争是伟大的，一定要展现英雄辉煌人生的创作模式。特别是在内战的书写中，民国作家对战争的思考，多是聚焦在对人生进行缜密观察的视角之上。早在“五四”时期，面对军阀的战争，不少作家在“为人生”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就注重选择战争的题材来展现他们对“人”和人生的思考。周仿溪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归家》，描写了一位士兵在战争中负伤回到家乡后的人生遭遇。他并没有像英雄那样凯旋而归，没有受到英雄的赞誉和崇拜，而是家乡人民带着血和泪的战争控诉，特别是亲人那悲伤的诉说，使他真正地感受到了战争给人生带来的沉重灾难，他的母亲、妻子、弟弟均死于枪炮之中，成为战争的冤魂。在听到这些人生灾难的控诉后，他仰天质问道：

咳，吃人的沙场哟，

是谁将你赶在我们的颖水之滨；

你有红喙吞食我一家人的肝胆，你有血口嚼碎了我凄酸的心。

…… ……

我的亲人呵，别再来吧，

别再怕我孤寂伶仃；

那是我黑夜里的好伴侣呀——

凄冷的鬼哭，晶绿的磷灯，跳动着的心悸，颤落着的泪声！

可见，这种带着血和泪的控诉，蕴涵在其中的是对战争重创人生的深邃思考，让人认识到战争毁坏人生的本质特性。张天翼的小说《仇恨》也显示出这种思考，他重点写了战争中的兵民对立：海老头对参战的士兵充满了仇恨，因为他们抢走了他的大妞，等邻居把赤身裸体的她抬回来时，大腿、小肚，全是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亲人的悲惨遭遇，让海老头感到了空前的人生悲伤。作为底层百姓，他们无法抗拒来自战争的人生苦难，除了仇恨，别无他有。

在民国作家中，一些具有从军经历的作家，如沈从文、谢冰莹、周文等人，他们的创作，则更是以自己亲历战争的认识和体会，描绘出战争带给人生的艰辛。沈从文从过军，对战争重创人生，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体会。他以“疏政治而亲人性”[5]87的人生视角，审视战争，以自己的从军经验，思考战争。他不是宏大性地叙述战争的伟大，而是关心普通人，普通士兵的战争生活，不论是写旧式军队、边地土著军队的作战，如小说《占领》《连长》《入伍后》等，还是写他所经历的“一·二八”和抗日战争，如小说《黑夜》《早上——一堆土一个兵》《过岭者》等，都表现出了对于人生的思考。他规避了对战争正义与否的探讨，直接描写战争下的人生百态。被誉为“中国第一女兵”的谢冰莹，既是军人，也是作家，对战争的认识和体验，比一般作家更具自己思考的特点。她以投身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来反映战争人生，所描写的是军阀部队和汉奸、日寇们的抢掠、枪杀、奸淫、强行拉夫，欺辱百姓等恶劣的行为，如兵匪的惨无人道，把抗拒强奸的农妇怀中的孩子撕成两块，汉奸的毫无人性，助纣为虐，不仅帮助日本侵略者绑架少女，乱拉壮丁，杀害抗日革命者，而且还把自己的妻子送给日寇享用。这种被战争重创的人生，使她感到震撼，也是成为她毅然从军，追求自由、独立人生的思想渊源。她的《从军日记》《新从军日记》《军中随笔》《战士的手》《一个女兵的自传》《女兵十年》等，不仅表达她自立、自强的性格特点，也传达出鲜明的人生觉醒的意识。周文在十六岁时在驻西康（今四川）的一个地方军阀部队当过兵，后来还在一个军官学校当过教员。他的创作注重对士兵艰苦人生的描写。《雪地》写士兵在冰天雪地训练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怨气。西康的山，海拔较高，长年为雪所覆盖，空气稀薄，周围无人烟，有的士兵被冻掉了脚趾头，成了废人，有的死在雪山上，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特别是在土著军阀部队参战，无正义和对错可言，有奶便是娘，官兵对立，官民对立，兵民对立，相互欺诈，官逼兵反，是士兵的人生常态。《山坡上》写的就是士兵作战的惨状，经过残酷的肉搏之后，士兵李占魁苏醒过来，看到的是一群狗正在吞食尸体。显然，这种惨烈的战争人生，表现的不是单纯的伤亡数字，而是置于死亡边缘的苦难人生。这种对战争重创人生的书写方式，使从军的民国作家的战争书写，显得别具人生的启示意义。

执着于对战争重创人生的思考和反省，民国作家意识到，战争既给参战的士兵带来痛苦的人生，也给普通平民带来人生命运的逆转，而夹杂在其中的是难言的人生苦楚和艰辛。从人生的角度来思考战争，就必然要对战争与人生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巴金、张爱玲的战争书写，虽然不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但却展现出另外一种被战争重创的人生景象。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以抗日战争末期的生活为背景，通过对公务员汪文宣一家艰辛度日，最后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战争人生的苦难。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有过许多美丽的人生梦想，希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银行当职员。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然而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却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回到重庆，但物是人非，伤感不已。小说写出了战争给一个勤恳、忠厚、善良的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悲惨命运。在看似平淡的背后，却饱含着无尽的人生苦楚。汪文宣夫妇的人生遭遇，绝对不是他们个人的因素造成的，而是战争对他们人生的一种重创，包括来自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重创。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同样是从战争人生的角度来思考的，她写的是女性在一个战争时代的人生和命运。她认识到身处在这个“时代”之中的女人生存境况和命运前景的险恶，由此她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苍凉。在她的笔下，白流苏、吴翠远、曹七巧，还有那些旧式家庭的太太小姐们，都逃脱不了战争阴影笼罩下的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人生苍凉以及战争带来的人生的无奈、无聊和苦痛，从而真实勾画出了战争环境下的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如同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6]65

文学理论家沃伦、韦勒克曾指出：“作家是个公民。要就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7]96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一种“社会政治的重大问题”，而且更是“时代的大事”。在民国作家看来，在战争环境中，生命被摧残，人性被扭曲，人生被重创，在表现形式上或许是偶然性的，但却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它是人性弱点的集中显现。从“人学”的视阈来展现战争，就必须要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如果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到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产生战争的种种因素，或者大幅度地减少战争，使战争这种最大程度威胁人的生命，导致无数人正常的人生曲线被突然切断的罪魁祸首，最终消失在人类社会，使众多的生命能够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中生存、发展，那就是人类和平的最高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国作家对战争造成整体生命伤害，对造成人性扭曲和人生重创的必然性的揭示，体现了一种深刻反省战争、追求和平的人类大同理想，洋溢着一种寻找战争与人、与生命、与人性、人生、社会异化根源，探索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以及发展出路、前景和最终归宿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

参考文献：

[1]李次九.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J].新青年，第6卷，第2号.

[2]季红真.萧红传[M].北京十月出版社，2000.

[3]（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4]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2）.

[5]金介浦.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7]沃伦，韦勒克.文学原理[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4.

作者简介：黄健（1956━），男，江西九江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