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艳艳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人类享受着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感受着科技文明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幸福。然而，当科学技术被工具理性化以后，人类幸福的追求过程及其目标憧憬似乎已经失去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一切变得那么的惨淡冷漠和寡然无味，人类幸福又何以可能!因此，在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充分认知基础上，我们应该保持理智的清醒，以人文觉醒的价值理性超越工具理性，追求属于人类的真正幸福。

一、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凭借其强大的理性精神冲破了宗教神学的顽固束缚，突显了现实生活中“人”的重要地位。从此，人的理性得到了张扬，人的理性替代神学成为了衡量一切事物和行为的权威标准。人类理性力量的充分体现必然要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战胜蒙昧，只有科学技术才能传播人类的理性精神。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理性也无限放大，其由启蒙运动时期的价值理性逐渐向工具理性过渡，这一特性伴随着整个近现代社会，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而得到了极度强化。

那么，何谓“工具理性”呢?马克思·韦伯将其称为目的合理性，霍克海默将其称为主观理性，马尔库塞将其称为技术理性，而不管哪种称谓，其实质内涵都是作为一种理解世界和对待知识的思维方式，认为理性是主宰和统治自然、人类的工具。“工具理性”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一是将世界归为量的特性，强调可计算性和标准;二是以计算的量化形式来预测和控制对象;三是突出理性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效率和功用。[1]从中可得知，工具理性只强调“量”的盲目采纳和“质”的功利效果，而忽视了整个过程中的价值定性和意义分析，以致于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承载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的本性陷入异化。

科学技术在工具理性的量化估测计算过程中，的确使得自然科学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其狭隘的理性精神却使得科学技术失去了最本真的意义，它的本性越来越偏离人类。胡塞尔曾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2]这意味着现代人的世界观受到实证科学的支配，并受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所迷惑，忽视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见，近代社会以来的科学技术以其工具性、实证性将科技效益统一起来，一味追求客观的可确证性真，而对于关乎人类社会意义的善和美的东西则视而不见。例如，关于人是否会沦为科学技术的奴隶，大自然是否就是科学技术任意计量和驾驭的对象，高科技产品打入人类社会生活是否就一定能带来美的体验等等本应值得审思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殊不知，科学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只属于人类社会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应该是科学技术背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意义、审美意趣甚至宗教情怀等人文价值。如果这些东西丢掉了，那么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终极意义也将失去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如此，科学技术也就将其本性也彻底丢掉了，正如胡塞尔批判性指出:“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和最终的问题。”[2]因此，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使科技本性发生异化，一些属人的精神家园及其价值意义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毁灭，而这些却又是关乎人类幸福的重要因素。

二、人类幸福的精神迷失

何谓幸福?人类始终难以有一个最终的定论，诚如康德所言:“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3]尽管如此，但是对幸福的认识大体上不外乎两条进路:一是物质满足层面，犹如德谟克利特所言“一生没有宴饮，就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爱尔维修所言“肉体的感受性乃是人的唯一动力”，以及赫尔巴赫所言“天生幸福的人，就是从自然接受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活动灵敏的器官”等等，都是人类基本物质满足层面的生存幸福。二是精神意义层面，即侧重于作为理性人而对精神人格意义的追求，犹如苏格拉底的“知识→道德→幸福”，柏拉图的“把幸福建立在德性和至善基础上”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活动就是幸福”等等，都是人类为获得自我品性的完善，自我人格的实现，从内心所建构的精神价值生态，并在这一过程中体验生命幸福。人是作为社会化的高等动物而存在，生存固然是前提，但是生命意义更是关键，在人际关系的网络中，人不能仅仅将幸福定位于满足于自身的物质需求，而应该定位在对自我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社会价值意义的体现，从精神世界汲取幸福营养。正如有学者指出:“生存意义的幸福只是生态的初级本质，人类更高层次的幸福应该是生命意义的幸福，它才是价值生态的终极本质……”[4]因此，人类作为生存与生活的主体，人类的终极幸福应该是一种人文关怀语境下的德性意义与精神满足。然而，基于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影响，科技本性的异化已使得人类幸福异化，以致人类精神的价值理性逐渐丧失。

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富足，但却不一定能为人类带去幸福。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为人类欲望的满足计量、估测、生产的同时，各种由科技带来的“不幸”也随之而来，比如食品安全问题、网络道德问题、核泄漏、化工污染等。反思科技进步带来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生态问题，科技总是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违背自然的规律，践踏自然，使人与自然分离。当代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等，正是科学的工具理性精心计算的结果。其二是人性危机，科技所带来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使人在科技创造物面前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人被科技的工具理性所“计算”，被科技的创造物所“绑架”。正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所揭示的:“我们似乎日益沉溺于技术、媒体和生活消费仪典的形式中，但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生活。”[5]不言而喻，在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巨大影响下，人类幸福生活的终极意义已经面临精神的困境，人类幸福家园的价值理性逐渐消弭，人陷入了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中。因此，为了走出这一困局，我们应该以人文觉醒的态度，从人类精神深处超越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从而实现对人类幸福生活追求的真正价值意义。

三、人文觉醒的幸福追求

人文觉醒的态度能够唤醒人性意识的觉醒，能够对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趋利辟害，能够培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开辟人类幸福的精神家园。人文觉醒的途径、方式方法固然有很多，但是以下三种是尤为重要且意义深远。

其一，通过道德修养提升人类的至善品德。道德修养及其至善品德是人类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为人类社会提供新的道德内容、道德原则等，但是道德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其本质是不变的，都是引导人类追求至善并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幸福意义。休谟说:“最幸福的心灵气质是品德善良……它能使我们在同别人交际时通情达理，在命运打击下有钢铁般的意志，使各种情感趋于适中，使我们对自己的种种想法心安理得，把社会的和交际的愉快看得高于感官的愉快。”[6]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类通过道德修养，能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以良心的自觉为自己、为他人带来愉悦，这种愉悦就是众人所期望的幸福，是一种爱人和被人爱的精神至善幸福。

其二，通过艺术修养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艺术修养有利于人类以深邃的洞察力观察周围世界，加深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从而培养人类对幸福的新体验。众所周知，艺术的创造是人类心灵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直接感受，并以形象的语言、画面所表达出来，而并非抽象概念的机械操作，也不是逻辑思维的循环论证，它更多的是主客体之间的心灵对话，这种对话是生活的感悟、是精神的分享，是幸福的缔造。有学者说:“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告诉了我们生活是什么以及如何生活，它所补充和扩大的个人实际生活的经验，甚至可以极大地增加人生幸福的含量。”[7]

其三，通过哲学修养强化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我们知道，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依托于经验事实的检验和证明而实现的，这意味着科学技术根本无法探究人类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是构成人类幸福的核心部分。然而，哲学则不一样，它能够依靠理性思辨及其内心感悟带着人们进入终极意义的境地，其中会涉及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人类生活的准则和善恶标准，人生的价值尺度和终极关怀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就是对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思考。康德曾经把研究哲学看做战胜各种微恙的精神手段，看做一种情绪兴奋剂，因为它能够给人类创造精神力量，而马克思也精辟指出:“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乐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而为了真理和知识而热爱真理和知识的公众，是善于同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节、毫无节操地卖身求荣的文丐较量智力和德行的。”[8]哲学因此而进行着精神实践，它立足于现实，批判着现实，变革着现实，其宗旨最终指向着人类幸福世界的终极意义问题。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其工具理性的消极影响正腐蚀着人类现实生活的幸福意义。不言而喻，为了让科学技术更加发挥其积极意义，为了让价值理性超越于工具理性，为了让人类幸福生活更加美好，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以及哲学修养的人文觉醒对此可以作出完美诠释。

[1]陈翠芳.科技异化与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6.

[2]倪梁康.胡塞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981，985.

[3]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66.

[4]陈云.论生态幸福及其哲学基础[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1):27-32.

[5]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M].陈嘉映，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7:191.

[6]休谟文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14.

[7]林琳.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3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