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常青

(山东科技大学，山东 济南 250031)

一、概述

美国各州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大量的监听行为，从保护隐私权角度看，这些监听行为越来越引起普通民众的关注。1928年Olmstead诉美国政府案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因为该案进一步加强了美国长久以来坚持的在监听立法方面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允许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监听从某个家庭打出的电话。这个案件之所以意义重大、为人们所铭记，是因为该案法官Brandeis所持有的异议，他的观点发人深省，“作为一种间谍手段，与监听相比，协助执行令或空白搜查令只是暴政和压迫的微不足道的手段。为免受政府的迫害，我们宪法的制定者赋予我们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是所有文明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最珍贵的权利。”①

最终，最高法院的立场站到了法官Brandeis这边。最高法院认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监听行为必须接受美国宪法的审查，因为这是合理的隐私权预期。随后，国会制定了窃听和电子监听法案，以执行法庭的判决。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法律为各州官员的监听行为设置了最低标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各州在是否实施监听行动、采用何种监听手段及如何实施监听行动方面却仍然保留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各州的监听行为为什么如此举足轻重?部分原因是其监听的次数非常之多。9.11事件以后2011年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的窃听报告披露，各州法官于2001年至少批准了67%的监听申请(申请1，491次，批准了1，00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