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冬林（九江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黑暗，使人们产生了“人命若朝霜”的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催动人们去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作为贵族之后的谢灵运亦不例外。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县南），东晋车骑将军谢玄之孙，18岁袭封康乐公。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与颜延之并为江左第一。晋宋易代之际政治混乱，本有济世安邦之志的谢灵运生不逢时。宋初，武帝刘裕采取打击和压制士族的政策，谢灵运由公爵降为侯爵。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使得谢灵运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都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以对抗当政，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谢灵运的一生游踪几乎遍及江南的名山胜水，如庐山、富春江、天姥山、石门山等。在游玩之际，他极爱用诗歌描绘旅游景观，因此创作了大量以自然山水为题材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建康到永嘉后作的；第二时期是回到会稽始宁别墅时作的；第三时期是到江西就任临川内史职时旅途中所作的。

一、谢灵运诗歌的主要艺术特色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是上承汉诗，诗风古朴，慷慨悲凉；而南朝诗歌则开始追求声色动静的完美结合。正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所言：“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1]这种声色大开的转变肇始于谢灵运。他在山水诗艺术上大胆地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

《昭明文选》将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游览诗和行旅诗两大类。行旅诗弥漫着家国情怀，时空叙述上颇有特色，多迁谪感慨与仕旅奔波。游览诗舒缓从容亲切自然，于玩赏中寄情抒意。此二者共同发展，丰富了山水诗的内涵并开拓了新格局，从而呈现出魏晋以来玄风氤氲下山水诗的独有特色。魏晋文人虽然大都具有“吟咏山水”的自觉意识，但是在玄风大盛的态势下真正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的山水诗尚未出现。这种局面直至谢灵运才有所改观。他的诗歌为南朝的诗歌树立了一个风向标，古诗也由此开启了声色之门。这样，就为唐代诗歌的全面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我国山水诗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体来说，其山水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以自然山水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作为我国山水诗的奠基者，谢灵运以全新的山水题材为审美对象，通过曲写毫末、巧言切状的艺术表现，一扫自西晋永嘉以来诗坛玄风蔚然的流弊。如在《晚出西射堂》中“晓霜枫叶丹，夕熏岚气阴”中构图的虚实，远近的艺术安排，都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二）情感色彩较为淡弱

虽然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存在情景交融的篇章，然而因其过分重自然而轻人事，重客观而轻主观，导致了诗歌的抒情意味淡薄。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谢灵运所处的险恶的政治处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其感情的内敛潜藏，是处于晋宋易代之际的一种明哲保身。若情感过于显露，是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的，因此其诗歌中出现这种“寡情”现象也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三）竭力描摹物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主要是写意为主（即比较抽象化的描写），描绘实在物象处于从属地位。像陶渊明就是一位写意的高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表达和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抒写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心境。而谢灵运则不同，山水风貌在他的诗歌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极貌以写物”[2]和“尚巧似”（钟嵘《诗品》上）成为主要的艺术追求。谢诗通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艺术追求，力图发掘和把握自然景物内在潜藏的精神底蕴和生命情趣，并与自己的情感思绪，哲理思辨相印证相对应，这就构成了谢诗体物得神、于“流览闲适中，时时浃理趣”的艺术风格与总体风貌。

二、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与其旅游经历的关系

谢灵运山水诗典型的风格和他的旅游经历是分不开的。《南史·谢灵运传》记载曰：“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理人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辙为诗咏以致其意。”[3]《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居幽居之美。”谢灵运还发明了一种登山专用木屐，风行一时。这种木屐底部的木齿可以拆卸，上山时拆下前齿，下山时拆下后齿，从而保持身体平衡。“足登谢公屐”简直成为后世游乐山水的一种代称。史载他曾经从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后来知道是灵运乃安。可见，诗人对自然山水用情是何等的深切。这种痴情山水者，不仅置身大自然中，而且将心灵情感融入山水中。当其沉溺于山光水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能够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灵动变换。谢灵运的山水诗虽以写景见长，但也有议论乃至说理的成分。不过，这些议论说理大多能与全诗气脉贯通。因此，谢灵运的诗歌并不像玄言诗那样玄奥乏味，而是较为清新自然。

山水之游熏陶了谢灵运的审美心胸，使他对山水写景诗创作表现出浓厚的审美意兴和情趣，而且在诗歌的内容上也侧重于“通神会性”，即在观赏山水自然景观的审美过程中强调抒发情性、陶冶性灵和美感享受的表现，为此，他提出了明确的创作要求：“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4]。即山水写景文学不仅要描绘出山水景物的行色情态，而且要传达出遨游山水时的微妙感受，使读者于玩味之间体悟作者观赏山水自然时的玄思理趣。像《登永嘉绿嶂山》：“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毕。……践夕奄昏曙，蔽翌皆周悉……”诗人一早就带上干粮，拄着手杖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攀登绿嶂山。他溯流而上抵达溪涧的尽头，然后兴致勃勃地舍舟而上，诗人在绿嶂山转悠一整天，就是那不见天日的幽僻所在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因此，清人陈祚明尝言：“康乐公诗，《诗品》拟以‘初日芙蓉’，可谓至矣。”

谢灵运常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当山水单纯作为衣食之源，供人们渔猎采集，或带来灾害令人恐惧与崇拜时，还不会有山水诗，只有在自然山水成为审美主体观照的对象时，山水诗才会应运而生。汉魏西晋诗歌为山水诗积累了丰富的写景经验，但山水诗仍未能独立成为一个诗体。山水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最重要不在于写作手法是否成熟或山水描写在诗中占有多大比重，而在于山水是否成为独立的审美客体。东晋人悠游山水不再是为了消极避世，而是积极探寻山水所蕴涵的自然之道。谢灵运还用“情用赏为美”（《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览物情弥重”（《郡东山望溟海》）这样的诗句，表达出了他对自然山水所给予的情感审美价值的认识。谢灵运既继承和发扬了魏晋诗歌的写景艺术，又接受了玄言诗对山水的观照态度和对山水的精神气韵的挖掘，因此使山水诗作为一个独立诗体得以确立。

谢灵运的旅游经历不仅使其诗有着与众不同的典型风格，而且使其成为继往开来的新诗风开创者。谢灵运以其独特的游风、清丽的诗文，成为我国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山水旅游家之一。他所创作这种山水美的意境，是现代旅游美学的先声。《静居绪言》尝言：“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山水之蕴不穷，灵运之诗称首。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随着山水诗的兴起、近体诗的萌芽，古诗也由此开启了声色之门。不过，谢灵运的山水诗只是单纯地写景，没有将情景交融发挥到极致。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算不上是成熟之作，却为后来山水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是我国山水诗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谢灵运始，山水诗在南朝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体裁并日渐兴盛。总之，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为魏晋时期的玄言诗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而且开创了诗坛清新自然之风，因而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弥足珍贵的遗产。

[1]（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南朝）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3]（明）许学夷.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 傅兴林.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