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宁 韩 婷（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03）

大众文化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一种“运动即本身”“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1]的态度示人，并拒绝一切美学理论的束缚。从这个角度上说，大众文化是反美学的。但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大众文化的兴盛发展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然而其必然存在合理性，而既然是拥有合法地位，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必然有其美学意义。而事实上，纵观美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知识霸权主义”以及“文化精英主义”理论家们对美学学科的理解一直是比较片面和狭窄的，表现在主观地将感性与理性、艺术与生活、功利与非功利进行机械地分割，将这些概念人为地置入几个“二元”对立的结构系统中，而无视其客观上的联系。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似乎在以其实践和行动将这种对立结构进行了拆解，并与“跨越边界、填平沟壑”的时代精神吻合，表彰了一种新型的“一体化”美学观。这种新型的美学观将对现有美学的重构以及“扩界”产生很大的理论贡献。

一、走向感性与理性的一体化

在美学的历史上，曾有一段理性至上的时期，理性甚至被置于审美心理结构的中心，而感性被置于边缘。与持这种理性至上观点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别林斯基截然相反的是现代主义阶段的“文化精英主义”分子，如波德莱尔、柏格森、法兰克福学派等。相较于知识霸权主义者对理性的偏执，现代主义者试图将感性重新拉回到审美心理结构的中心而将理性驱逐到结构的边缘，以此来对抗理性对感性的压制。然而无论是哪种二元对立结构，实际上都承认理性与感性同时存在于艺术活动之中。

而当前的大众文化却明确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心理结构，它承继了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理论的合理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抛却理性，张扬感性，大胆追求感性愉悦，走向了一种平面性的感性“一体化”状态。从娱乐电影到流行音乐、娱乐节目，追求的不再是教化式的说理，而是对视觉、听觉等官能的冲击力和对感性欲求及本能交流的直接迎合。

20世纪流行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使很多理论学家企图重申美学非理性、非逻辑性的感性精神，然而由于理性对感性向来的“暴政”和“压制”由来已久，因此这种对感性的重申显得十分有限且小心翼翼，有所保留。然而“美学之父”鲍姆嘉登在创立“Aesthetics”时就明确指出，这门新学科就是为人类的感性立言，并且该词无论从词源（拉丁文，含义为凭感官可以感知）还是从词根（Sense，含义为肉欲）来看，它最本质的含义都是与人的最基本感性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大众文化对“本能”“欲望”“感官享受”大胆的追求正好契合了创立美学的初衷，它通过打破理性与感性二元对立结构而走向感性“一体化”的实践，不仅将“艺术”和“美学”从禁欲主义式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并且为“美学”向“感性学”的回归铺平了道路。

二、走向艺术与生活的一统化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艺术低于生活，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二是艺术高于生活，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王尔德。其中王尔德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家、理论家这种“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与生活无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倾向。同时可以看到，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远远低于艺术。不只在西方，在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也往往成为某种桎梏和消磨理想壮志的象征而被批评和扬弃。总体上说，在中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与生活永远存在差别并严格对立。而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解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结构，走向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生活不是鄙俗的，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艺术、诗意、理想、信仰赖以栖息的家园。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以艺术或生活为“中心”的情况，生活和艺术之间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来。

三、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一）古典美学所体现的功利价值

集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这段话中提及的“无利害关系”也即“非功利性”影响了康德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并且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在古典美学盛行的前大众文化时期，“功利性”仅被狭义地用来对待物质功利价值或曰商业功利价值，而如果将“功利性”的范围推广开来并蔓延到非商业价值的人文价值领域中来，我们会发现，古典美学所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被局限的“功利”概念拓展后融为一体。这种审美的功利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精神的拯救及基于此而更为深刻地对社会的拯救。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审美对象。“审美感觉只是在客体对象上寻找使人的精神产生愉悦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美’”[2]美通常可分为和谐美、崇高美、悲剧美等。当我们面对鲜艳的花朵、倾听着天籁般悦耳的音乐，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和谐宁静，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净化，超凡脱俗；而雄壮巍峨的高山，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又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崇高之美而顿悟人生意义何在的感叹；悲剧之美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更为强烈，悲剧虽然往往与价值的毁灭和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悲剧体现出人类为了征服世界而拥有的顽强执着的伟大精神，这更能让人们清楚这一生该如何度过。的确，“从人的审美感觉活动的效果来看，同样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审美活动的特点是观照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生活、观照自己，并通过这种观照使自己的精神产生审美的愉悦”[3]从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至于陷入精神的真空。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是古典美学功利价值的最直接体现。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审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审美活动的发展。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审美对于人的功利性价值将由于人的能动性最终演变为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价值，这种功利性的最深层表现是审美的社会拯救。“美的价值在于：它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朝着适宜、和谐、完善的目标前进，它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适宜、和谐与完善的要求。”[4]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基于个人的精神功利性上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审美活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受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的活动，这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它表现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在宁静、和谐、美满、幸福的社会里，美的价值就定位在这里，美也定位在这里。”[5]人们从审美中享受到的精神愉悦到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审美的功利性逐渐深入的表现。

（二）大众文化所体现的功利价值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古典审美的物质非功利性已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取而带之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流行的、通俗的功利性审美取向，主要体现在大众文化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方面的功利态度。在艺术性方面，大众为摆脱工作压力和缓解生活的快节奏而对文化艺术进行消费，并从消费中得到艺术享受即满足感性欲求，以便保持健康身心去迎接新的生活挑战。在商业性方面，艺术创造者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而进行大众文化的生产，比如影视作品、通俗读物等，并通过市场将文化艺术产品销售出去，在得到大众情感认可的同时，也赢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并且使得市场经济更加繁荣昌盛。可见，不管是在艺术方面追求感性释放而获得身心的舒畅还是在商业性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大众文化都体现出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功利价值，人们的生活也通过遵循这种功利价值而不断发展。

因此，从严谨的古典美学到开放的当代大众美学，审美的功利性价值都贯穿其间，而非功利性的概念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文化艺术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和经济规律产生关联，无论是间接的艺术性方面的联系，还是直接的商业性方面的联系。所以一味回避文化艺术的当下功利性而向上追问空中楼阁般的彼岸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放弃所谓非功利和超功利而开创一种功利一体化的新美学思想，并且着眼于这种新的美学观念来评价和引导大众文化，才能使大众文化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去自然地发展而不是被永无休止地批判所淹没。

大众文化的出现显得那么顺应自然，因为它迎合了这个世界的发展。虽然面临无数美学的、哲学的批判，但大众文化依旧我行我素，并且呈日渐繁茂趋势，这也应该得到秉承着古典美学精英理念的理论学家们的重视。美学殿堂不能是独断论表演的舞台，美学应该是一种“交往”之学，在“主体间性”的哲学视野下，美学应该有限地放弃主体性而选择平等对话的方式，在公共空间放弃精神教父的自诩，宽容他者和倾听他人的声音。在当今的大众文化时代，美学如果依然想对现实世界具有阐释和说明能力，就必须要适应这种通俗文化的审美现象，关注商品社会由技术和传媒控制的、以视像为载体的世俗性消费型审美文化，关注审美的泛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新问题和新现象，关注快感和体验的重要地位，在研究对象、美的观念、审美经验等方面，采取开放的包容的姿态，进而主动形成一种一体化的新理念，并从形而上的抽象思维转向形而下的生活体验，最终完成美学的时代转型。

[1]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北京：三联书店，1999：187.

[2][3][4][5] 赵铮郈.主体美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47，148，26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