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勤（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

2014年6月13日，微博、微信朋友圈充满了对前一晚巴西世界杯的关注。德勤数据预计巴西世界杯电视转播将吸引全球超过30亿观众。然而，这个数字已经被消减了，因为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有部分观众开始转向电脑和手机。但是，电脑和手机在世界杯这个既定的视觉盛宴面前，又缩回了原形——电视屏幕的基本功能。

世界杯自然有其独特的魅力，让全世界为之疯狂，但是，如果不是世界杯，换成中国的春晚，依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每年的春晚都是世界华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对春晚的关注却是无法改变的。由此看来，无论是人们对世界杯的痴迷与疯狂，还是华人对春晚的关注与要求，都要通过电视机来呈现人们生活中的关键要素，于是，我们会发现原来电视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一员，它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思维模式。

一、家庭挂在墙上的图腾

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农村生活中，很多人的记忆是集中到村干部家的院子里看黑白电视，到今天城市和农村的每一个家庭的重要位置都要安置一个叫“电视柜”的家具，那是专门为电视设置的位置，甚至在房屋装修的过程中有一个叫“电视墙”的专用术语，也在说明电视从原来的台式已经转变为壁挂平板的样式了。

正如作家朱苏进对电视地位的描述：“到目前为止，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最精心布置的，仍然是客厅。一个客厅占据最重要位置，仍然是电视。电视虽然年轻，但它进入家庭那天起就成为尊长，它温馨地垄断着所有的家人与家具。它使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电视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不完全是它的功能所决定的，更因为是人们对电视功能的崇拜与依赖，是潜藏在人们身心中的种种孤独种种欲望将它生造出来的”。[1]小孩子放学回家立刻打开电视，老年人在家打发日子看电视，中年人下班回家打开电视看资讯，一家人饭后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综艺节目，这个挂在墙上的平板机器，为一个家庭带来的精神生活和信息资讯，直接决定了这个家庭成员对外在世界的认知，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外在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而在家庭中的小孩子逐渐成长为社会成员的过程中，电视甚至扮演了家庭教师角色：运动、服饰、规则、价值、饮食等等，父母们的说教已经远远落后于电视中运动明星和娱乐明星的影响力了。

在原始社会中，能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价值判断产生巨大引导力的是部落之神，一个部落的神器，正是挂在树上的面目狰狞的图腾，部落成员要在火堆前围着图腾进行朝拜，聆听神的教诲，感受神的启示，来实现自己的心灵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指导部落的战争和生活。因为图腾在传递一种价值引导，在为部落成员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安全感，甚至借助图腾，便拥有了某种超我的力量。

现代社会中的电视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一个家庭挂在墙上的图腾了，因为，电视媒介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造神的机器，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价值引导与思想交流，尤其是在塑造现实生活一个又一个的大众崇拜的偶像。“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其造型功能、展示功能、传播功能、说服功能、渗透功能使之成为现代社会最强大最有效的‘造神机器’，从而也使它在现代社会具有特别的图腾意义。现代偶像事实上是虚拟的媒介形象与真实的社会人的结合体，具有社会人的自然特征，更承载了媒介包装所赋予的意义”[2]。

二、电视媒介的传播特点

作为一个电子技术的产品，集中体现在一个魔力盒子的屏幕上，就已经实现了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变革，然而，不同的媒介的技术特性决定了其传播特点，电视媒介呈现出了与印刷媒介完全不同的颠覆与特性。

（一）画面传播

在小孩子最初进行学习文字的过程中是看图识字，意味着对于童年的人们来说，图像比文字更容易被掌握，被识别，被理解。根据符号学来分析，传播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编码译码的过程，传播者要将特定的信息和意图传播给受众，那么，传播者需要对传播内容进行一个编码的过程，比如将一个圆圆的、酸甜的水果写成“苹果”，告诉受者，而受者在接受了传播信息之后，要对信息进行译码的过程，经过脑神经中枢进行信息处理和符号转换。受者将“苹果”一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转换成为一种酸甜味道形状是圆的可以吃的水果。

但是，电视媒介所采用的主要的传播符号不同于印刷媒介，以画面和声音效果为主要的传播符号，尤其是画面的呈现，给受众是一种直观的刺激，这种直观的刺激就如同看图识字一样，降低了受众的译码难度和费力成本，甚至音效的配合不需要进行译码过程，降低为一种直观的感官刺激。

印刷媒介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尤其是由文字符号组成的句子，由句子组成的段落，由段落组成的文章，由文章的章节组成的书本，这些都会引导读者进行积极的思考，并努力在大脑中建构出独特的文字符号背后的意义，并按照文字语言的逻辑思维进行推理和转换。这就决定了一个印刷媒介的阅读者，需要具备一个基本的阅读能力，尤其是要经历系统的文字教育，才能够掌握文字阅读的能力。因此，印刷媒介的发展应该是社会组织文化沉淀滋养和训练的过程，是社会组织对成员进行文化熏陶与文化训练后二次传播的结果，促使文字阅读者具有了逻辑思维的训练与媒介理解的思辨能力。

电视则不同，“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或逻辑词汇之类的课程。”[3]小孩子在观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动画片的时候，不需要幼儿园和小学的文字教育，就能看懂，他们甚至能够模仿其中的情节、对话和动作。更有甚者，在模仿其中情节的时候，不会考虑其中的对与错的价值观念，比如新闻曾经报道，2013年4月，因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动画片情节，江苏两个孩子被同伴绑在树上点火烧成重伤，他们以为这是在烧灰太狼，这就是电视的直观传播的效果和效应。

（二）戏剧叙事

电视因其画面传播的即时效果，决定了其不同于印刷媒介的传播特点和叙事结构，印刷媒介是可以随时翻看，随地翻看的，是可以把阅读的思维进行随意地联接和重新开始的，但是，电视媒介是稍纵即逝的，是不能停留的（尽管现在智能电视具备了回看和重播的功能，但是传播特点已经形成），是要想办法吸引观众目不转睛地定在电视机前。

电视媒介的叙事就是要讲一个具有冲突、矛盾、情节的故事，哪怕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物，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也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挖掘喜怒哀乐和人情冷暖，讲述出一个腾挪跌宕起起伏伏的戏剧，于是我们能够看到那些离奇的遭遇和内心的挣扎，总能够发现其中的矛盾对立和奇闻轶事。在无形的潜意识之中，电视媒介对观众的思维模式进行了无声地建构和设置。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提出的对群体想像力的控制，那就是要有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表演。“对各种群体的想像力起作用的莫过于戏剧表演。所有观众同时体验着同样的感情，这些感情没有立刻变成行动，不过是因为最无意识的观众也不会认识不到，他不过是个幻觉的牺牲品，他的笑声和泪水，都是为了那个想像出来的离奇故事。然而有时因为形象的暗示而产生的感情却十分强烈，因此就像暗示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们倾向于变成行动”。[4]

电视媒介的戏剧叙事模式，导致了所谓热播剧的出现，从悠悠岁月的《渴望》，到《射雕英雄传》，到《亮剑》，到《潜伏》，到《甄嬛传》，到《我们结婚吧》，到《来自星星的你》，每一部热播剧，都在映照一个时代的民众心理，也留下了共同的情感记忆。

（三）专家传播

我们形象地称呼信息时代的地球为“地球村”，每一个成为地球村中的村民，当然要服从村长的指挥，每一个村民变得那么渺小，而电视媒介就是这个万能的村长，这个村长为村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了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和指导。

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村长的信息管理呢，是因为村长具备掌握全球信息的能力，而我们每一个人又需要这些能力，尤其是这个村长提供的是以服务我们情感和生活需要的信息，以非强迫的方式提供给观众，自然观众就成了服从的被管理者。每一个村民难道一定需要电视媒介这个村长的能力吗？难道村民自己就不具备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吗？电视媒介是大众传播媒介，是一个机构的一点对多点的、中心向周边的发散传播模式，尤其是，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每一个观众只是其传播对象海洋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微不足道的小分子，并且，每一个观众对于电视制作机构的反馈和影响的作用基本为零。每一个点力量的弱小决定了电视媒介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力量和能力的强大。

在这一传播模式的机制下，村长给村民们派出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引导者，广告中的明星告诉观众加钙的奶粉对婴幼儿成长有作用，广告中的专家告诉观众加钙的牙膏可以保持牙齿美白防蛀虫，广告中的帅酷的年轻人告诉观众饮料可以防止上火，这只是商业广告，已经替我们在生活中进行了选择；至于财经类栏目更是聚集了无所不知的主持人和精通专业的嘉宾，他们侃侃而谈地向观众传递着房产的信息、股市的走向、政府的政策，由于电视栏目的时间限制，他们更多地给与我们的是未经充分论证的数据、观点和判断，甚至是毫无根据的预测；综艺访谈类节目，明星大腕的生活方式引导着观众的生活潮流和价值风向。我们可以把这些电视节目中的引导者们统一称为专家，这些专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偷心营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心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倾向，观众又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大脑，将自己的大脑变成专家们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的储存容器。

三、电视媒介的传播偏向

（一）直观偏向

由于电视媒介的画面传播和直观呈现，更多的是在刺激人们的耳目感官，而不是调动人们的大脑进行主动的思维和运转。“在打开电视机和报纸面前，我们退返到无邪的婴儿状态，我们的头脑成为一个受动而畅通的频道，不经过大脑的思维转换，连绵不尽的直观形象不断直接轰击我们的视网膜”[5]。

印刷媒介不同于电视媒介，需要进行文字符号的阅读，而“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的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6]思考阅读、反省分析是印刷媒介在霍尔的“编码——译码”模式下的一种理性思维偏向，同时，在“主体”神经中枢运行反馈过程中，又映照到“客体”——现实的社会中，促使人们在学习阅读和认识社会的互动中，增加对自我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形成了“自我主体——社会客体”的对流认识模式。在印刷媒介阅读过程中“编码——译码”模式（即人脑与媒介互动）互换交流过程中，“主体——客体”模式（即人脑与社会互动）也在同时进行，并且阅读的间歇，读着有把握阅读节奏和思考时间的主动，但是，观看电视的主动权却不在观众手中，尽管有选择频道的权利，却无法掌握观看的节奏与思考的时间。

电视媒介则是建构了一个拟态环境，让观众直接进入其中的缤纷多彩的世界，享受着快感和刺激，更多产生了直观反应与思维。德国两个儿童心理学家皮特·温特斯坦及罗伯特·J·琼维斯的实验进行了分析。两位心理学家以无可反驳的方式展示了电视对儿童创造力的伤害。他们进行的是“画小人”测试，两组5岁儿童，第一组几乎不看电视，第二组每天平均看3小时电视，结果经常看电视的儿童的创造力远远低于不看电视的儿童。

针对“画小人”测试，南方医科大学曾细花博士指出，“孩子绘画是一种创造力活动，离不开视觉与动觉的统合，然而电视提供的是有限的视觉、听觉输入，这就决定了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的孩子无法有效完成绘画任务。同时，电视呈现给孩子的多是现成的画面，曾细花博士认为这种直观具体的展现易局限孩子的想象力，甚至会造成孩子各种感觉通道之间的阻碍，最终使得孩子在作画时，在线条流畅和细节处理方面出现明显的欠缺”[7]。

（二）娱乐偏向

无论是电视剧、综艺栏目、甚至纪录片或者电视新闻，电视编导们在进行策划时，总是反复强调如何让观众看见，如何呈现出来，就算是节目中的人物在思考，也是要用画面表现出来，比如是在抽烟还是在喝茶，是在用手指头敲桌子还是在紧锁眉头，当表达节目中人物关系的时候，导演不是倾向于语言的描述，而是倾向于用动画的形式来展示一张关系网图片。“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到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8]。画面带来视觉快感和故事讲述的趣味性，在直观的刺激中减少了观众的逻辑思维与严谨求证，逐渐地降低了人们进行思考的可能。

在进行画面的传播的同时，要在短时间内刺激观众神经的就是欲望与冲突，要努力地把戏剧中的矛盾手法最大限度地使用在电视节目之中。电视媒介的娱乐传播方式，为观众们在自己的卧室或客厅搭建了一个毫不费力、内容丰富的小剧场，“它让人们待在自己家中就能进入任何‘现场’，无论是庆典、比赛还是战争，而且提供了比真实现场更好的观看角度和方位，让人们的视觉总能处在最舒适合意的状态。它采取一切可能的高科技手段，对产品进行感官化的包装。在美轮美奂的画面和极具震撼力的听觉效果的刺激下，快感的内容是什么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9]。

当观众沉浸在电视编导的游戏规则的情绪之中的时候，就已经很难能够保持距离地去冷静的观察与思考，因为电视本身就不倡导思考的艺术，“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10]已经持续火爆了很多的年中国综艺栏目中的《星光大道》在挖掘了众多的民间艺人的同时，也带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十分可怕的思维和认识，那就是“才艺表演”，令众多的电视节目和社会活动都在向《星光大道》学习一种才艺表演的精神，似乎只有才艺在真正代表了“才华”与“艺术”，甚至连一家电视台举办的高校非艺术教师的评比中也加入了才艺表演，如此才艺，深入人心。

严肃的话题与严峻的事件，天灾人祸，地震政变，带来的震惊与哀痛，可以被一键切换，也可以被主持人一句话“好的，现在我们来看……”，话题就转化到了喧闹欢趣的娱乐八卦，这种娱乐侧重的方式，造成了观众的鸵鸟心态，把头埋在了沙堆中，似乎可以说一句：那是电视里面的事情，因为电视只是一个剧场，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就等于没有发生在身边一样。观众看待这个世界的事情，不是存在什么看什么，不是客观地去看待世界，而是想看什么看什么，变成了一个观众的外在世界恰是这个观众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当我们变成一个又一个鸵鸟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将越来越疏远。

（三）盲目偏向

如前文谈到的专家传播的特点，观众大都变成了村长管理下的乌合之众，盲目相信来自专家的指导。麦克卢汉认为面对大众传播，受众“一旦拱手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而这些人又想靠租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什么权利了。”[11]

当我们被电视操纵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置身群体之中，与多数人保持一致，寻求所谓的安全感，从而获得归属感。“大众媒介将相同的信息和观念均质地传播给所有的受众，通过议程设置支配人们的注意力和营造主流意见，它所打造的高度同一性的文化将所有人裹挟其中。人们的思维被媒介置入某种固定的模式中，意识的独立性、多元性因信息的共享而衰退。恰恰是这种被夷平的、没有锐角的文化，让人失去了反思的敏锐和反抗的力量，只有选择置身其中，紧随其后”[12]。

在当下的社会中，一些通过邮寄、电邮、短信、电话进行行骗的江湖骗子，往往采用的一贯伎俩就是通知你被《幸运五十二》、《非常6+1》、央视春晚、《星光大道》、《非诚勿扰》等栏目抽中了，你作为幸运观众，要荣获某项大奖，请先交付税款打入某个账号，看似如此低劣的手法，却让众多的人上当受骗。这里面存在一个可信度的原因，因为，骗子们正是借助知名度高的电视栏目，让被骗者信以为真。看似荒唐的社会现象，在深层次的分析中，意味着电视的传播方式带来的巨大的可信度。“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13]。

四、电视文化的深度反思

作为家庭客厅或卧室主要成员的电视，所塑造的电视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模式，追捧者有之，批评者有之，那么，“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呢？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意眼下的情绪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14]

（一）侵蚀了童年与成年的界限

相对于印刷媒介，童年是需要进行阅读学习与语法训练的，因此童年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在印刷媒介的文化中界限分明。当电视的魔盒打开时，热播的《新白娘子传奇》让大街小巷的小孩子都会随时哼唱“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的主题曲，而近日腾格尔变为萌叔唱的MV《桃花源》让小孩子也知道了“桃花源，美女多”，成人在惶恐之余，并未寻求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电视呈现了一个成人世界，对儿童没有隔离和防护，逐渐地侵蚀了人们的童年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界限。对于这一观点，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失》中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论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15]

童年消失的情况下，伴随的是成长的加速，社会的变革，伴随的不仅是消费的革命，更多的是社会节奏的加快与无奈。

（二）降低了理性思考能力

电视媒介的直观偏向与娱乐偏向，引导着人们更倾向于刺激与感性，电视内容的陈述方式，难以进行深度的解读与历史背景的充分阐释，结果电视内容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从我们大脑驻足的特定的时空中流淌过去，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冲刷着我们的眼睛与意识，观众被动接受着其中的观点与事实，尤其是在进行二次传播与多次传播的时候，也只能选取其中的人物情绪与特定场景进行交流与无意识的模仿。

电视剧中的情感在现实中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不同的可能？新闻中的话语方，哪一个是事实，抛开新闻点，新闻的话语背景是什么？综艺节目的特定的爆料很是惊奇，是不是事先的准备呢？观众在观看的时候，很少去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更多的是放松状态下追求的放松与愉悦，将拟态的媒介环境当做现实的社会环境。

看电视的过程，是将大脑投入电视机的过程，“大众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还传递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并且总是以一种权威发言的方式进行：可靠的消息来源、专家的时事点评、专业的分析指导，打造出现代传媒全知全能的形象。在权威话语的力量下，人们逐渐失去自我定位的自主性，也逐渐失去自我评价的能力，不再是自我信心的核心”[16]。

（三）偷走了观众的时间

当人人纷纷讨论“时间都去哪了”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讨论，时间被电视占用了很多？电视媒介生产的是精神快感，这种快感的消费过程中，不会像书本的阅读具有物质上的完成状态，需要进行特定的完成后的思考。电视媒介的快感则是一个无底洞，甚至是快感持续消费深渊，如果，不是人们自身体力的限制，恐怕电视带给人们持续快感的节奏将会鼓励人们从一个快感追求下一个新的快感。

在不知不觉之中，电视偷走了人们可以主动把握资讯、调整自身效率的时间，人们不得不被捆绑在电视的讲述方式中，等待着电视剧中矛盾曲折与儿女情长的漫长折磨，直至大结局时刻的几十个日日日夜夜的焦虑等待，于是，一年又一年中的晚饭时间得以延长，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沟通时间被缩短。

电视就是这个偷时间的温柔的贼。

[1] 朱苏进.致电视的一封情书[A].独自散步[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

[2][9] [12][16] 樊 葵.媒介崇拜论——现代人与大众媒介的异态关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98、32、27、26.

[3][6][14][15] 【美】尼尔·波兹曼著，吴燕莛译.童年的消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8、127、95、104、99.

[4] 【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49.

[5] 旷新年.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J].读书，1997（2）：14.

[7] 米春艳、樊华：电视制造脑残.南方网，http：//news.gd.sina.com.cn/news/20120829/1350110.html，2012年8月29日.

[8][10][13]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0、79、88.

[1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