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传华，许海丽 于倩

(1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2 齐鲁师范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3;3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隐逸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长期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和心理历程。五四前后，在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隐逸行为和隐逸心理也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和继承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新的隐逸特征和审美趣味，从而表现了隐逸传统的继承和突变。这在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诸多作家身上得到体现。而上述作家正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被重新评估和重新发掘的作家。人们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常常专注于个体的角度，却忽略了他们作为隐逸作家的这一共同特征，也没有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探求这批作家重新“复活”的时代因素。

一、东方式隐士:从庄子、陶渊明到周作人、沈从文

陶潜在《归园田居》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潜是中国古代隐士的代表，他创作的《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图景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以为是避世的最高境界。但是我们也发现，隐逸并不仅是一个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空山中，也不是嫦娥似的独居于高高的广寒宫中。即使是被称为“中国隐逸之宗”的陶渊明的理想中的桃花源，也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而并非是“独钓寒江雪”的孤独与冷清。陶渊明在归隐之后，所生活的环境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实还是群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