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海田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他那本影响卓著的《国富论》中敏锐地洞悉到自由市场的力量。他认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其实却隐藏着一股无形的力量，能够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他把这股无形之力称为“看不见的手”。尽管这一形象的隐喻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但它却衍生为亚当·斯密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一直沿用至今。

或许，身处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不会想到，在21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又出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同样强大而无所不及，渗透在每一个社会肌理缝隙中规划着我们的社会，在树立国家形象、保障国家安全、建立国际制度等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1990年，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一文中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其所要的东西，具体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等。显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传统的军事、经济、科技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而言的，提出这一概念的理论出发点，主要基于约瑟夫·奈对国家关系中现实主义模式的不满，他认为现实主义忽略了太多世界政治方面的许多问题，如观念、国家间的相互作用等。由此，他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特别强调软实力在信息和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

软实力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广泛关注，不仅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且还成为国家政治策略与发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进入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中。据统计，目前国内研究文化软实力的学术论文，仅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就有1000多篇，还有数量不菲的专著和译著。同时，我国“十七大”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指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并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视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洪晓楠等人所著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版)一书不仅显出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而且也让我们看到当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这部近50万字的学术专著，重点在于对文化软实力做了深层次的哲学思考。由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美国问题的，因此，他的理论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讨论，在各自的理解上，对文化软实力做了界定。尽管这些界定与研究各有千秋，然而，国内学界对文化软实力概念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多数定义仍然不够具体明白，显得过于笼统和含糊，比如，文化软实力是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感召力、影响力、吸引力、亲和力、竞争力等力量，这些力量究竟做何理解，还需要更为具体细致的阐释。这样的定义对文化本身的内涵没有明确界说，缺少对文化软实力内容的判断，着眼的仅仅是文化及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作用，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只有具有内涵内容的定义才是解释性的阐述，在实践中才更有操作性。正因此这样，洪晓楠的研究才显出他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他首先从哲学层面对“文化软实力”这一理论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条分缕析，从而奠定了其研究扎实而稳健的学理基础。在对“文化软实力”进行概念解析时，洪晓楠采用了语义分析的方法，将“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分成“力”、“实力”、“软实力”;“文化”、“文化力”、“文化软实力”两组六个概念，以探求其中所包含的语义指向，从而得出如下定论:“国家文化软实力，简言之就是源自文化的力量，它是指一个国家通过该国文化基于国际社会认同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或影响力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其作用相对而言比较柔和缓慢，其结果常常是无形的、潜在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民族习惯、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精神观念的文化因素，还涉及具有国家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文明、法制进程以及外交政策等模式对他国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它向内之于创造主体，表现为自信、自强、自固力，对国家和民族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染力;向外显现为一种实在的竞争力、协调力、融合力、影响渗透力，在提高一国在全球化的新时空结构中竞争力的同时，也成为人类共享价值恶一部分，为形成全球共同体或全球性社会服务。”

可以说，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科学而全面的，它不仅涵盖了这一概念的全部语义内涵，而且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划分标准、软实力的作用范围和内涵在中国的衍变、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着眼点、区分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资源、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综合实力等外部层面对软实力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显然，这一概念的确立是作者研究立意与突破的关键所在。正是在确立了“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试图寻找软实力研究中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或被遮蔽的地方，在方法和理论上从哲学角度进行立论和研究。比如，如何衡量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状况究竟如何，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其他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什么重要意义，如何应对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些迄今为止依旧悬而未决的问题，无疑赋予这部学术专著厚重的学理价值和鲜活的现实意义。难怪张国祚在为这部专著撰写的序言中用“难能可贵”一词对其进行评价。

笔者认为，作者研究的“难能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在“向”与“力”的统一体中对各个国家的软实力进行系统量化分析比较。作者指出，文化软实力中的“力”，是一个从力学中借用的概念。“力”不仅有大小也有方向，是一个双向维度的矢量。文化软实力也是如此，是具有一定方向和大小的统一体，忽视其量的大小或忽视其方向性，都不能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为此，作者首先从“量”切入，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德国、俄国等国家软实力的状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实际上，由于文化软实力的“无形”、“难以计量”以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识形态属性，对其进行量化的评价并非易事。作者将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简化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和文化辐射力，从这三个部分入手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可以说，整个量化系统简洁而全面，分析了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文化产业、文化技术、人才交流、文化外交、传播渠道等诸多元素，同时，作者还增加了一个文化特色指标，将一个国家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文化技术作为附加值，使得评价系统更加科学严谨。通过对这一指标评价体系的考量，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美国的文化软实力的综合得分为94分，英国92分，法国86.4分，日本89分，都远远高于我们国家的71.7分。如果说这些结论还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那么韩国84.7的分数则着实让我们瞠目。近年来“韩流”在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强大冲击力，的确应该令我们反思。作为被西方许多学者称为“儒教国家的活化石”的韩国，以儒家文化立国育民，将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中，并使其生发出绚烂的色彩。而我们这个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却未能将中华文化与文明推向更广阔的世界，难道不令人汗颜吗?可以看出，这套量化指标体系建构与综合评估，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时，也能让我们在比较与借鉴中不断发掘自身的问题与不足，从而寻求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自身路径。

实际上，目前学术界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还明显停留在定性讨论上，进行定量研究的很少。有些人甚至认为，软实力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概念，如日本大阪大学的王京滨教授认为“软实力很难用某个或数个指标进行量化，也就很难衡量其数量上的大小”［1］。但单纯的定性研究并不能使我们考量各国软实力的差距有多大，甚至不能探究不同性质的软实力何者效力大。因此，也有学者认为量化是必要的，但苦于找不到量化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尽管已经开始致力于软实力的量化工作，但是或多或少都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这并不代表洪晓楠的软实力量化体系已经臻于完美，无可挑剔，但是至少他在软实力量化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一量化研究不仅对软实力能否量化的问题进行了尝试性回答，同时也以客观的指标与合理的权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科学的评价体系的优势所在。

其实，也正是基于这一量化的考量和思考，作者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命题，强调:“我们所讲的软实力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中国本土化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文化软实力是向与量的统一体，一种文化力量的增大、增强并不能自动保证它性质上的先进性，落后文化力量的增强反倒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显然，洪晓楠在考察了软实力的大小、强弱等量化指标后，又为现阶段我国软实力的发展做了性质和方向的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恰恰在向度上规范了我国软实力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这是极富原创性的也是适合于中国当下国情的理论，正如张国祚所评价的:“这是朝着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软实力思想理论话语体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当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软实力”并不是一个虚空的理论衣钵，它承载着系统而丰富的内涵。在这一主体理论思想的统领下，作者将文化软实力规范为五个组成部分，即激励中华民族形成强大向心力的文化凝聚力;获得国外仿效的文化吸引力;推动发展、追求领先的文化创新力;将文化要素组织成效能最大有机整体的文化整合力;向外界正确表达意图的文化辐射力。其中，文化凝聚力是内核要素，文化吸引力是基础要素，文化创造力是倍增要素，文化整合力是集成要素，文化辐射力是功能要素。诚然，作者归纳的文化软实力的这五个要素，适宜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但是，它们在现阶段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中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这五个方面绝非仅仅是空泛的煽动性口号，其中积淀着深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思考，是对现阶段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深入考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历史，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如何让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更多地融入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将传统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这就需要文化创新力与文化整合力的推动。而由文化创新力、文化整合力打造出的鲜活的、带有现代气息和传统民族积淀的文化价值体系，无疑在激活民族凝聚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团结一致、荣辱与共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意识的基础上，由此形成激发本民族的归属意识、进取意识、奋斗意识，形成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合力。这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一旦形成，必然能够自觉地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从“内生”到“外溢”的使命，从而形成影响世界的文化辐射力和文化吸引力。可以说，这五个部分的建设是不可分割、相互交织的系统工程，体现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内在的气质特征。

时至今日，文化软实力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头操纵着这个世界，转化为我们看得见的力量。就我国现阶段而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内可以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外可以防止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提升中国话语权，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良好形象。洪晓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一书显然从哲学层面让我们对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有了更深层面的理解。恩格斯说，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可能站在科学高峰的。建立在哲学高度上的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思考与研究，不仅能够使中国文化进入他人的世界，而且还能进入他人的灵魂。

［1］北京大学软实力课题组.软实力是否可以量化［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2009－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