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涛

(贵州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交战的双方为北方的前秦和南方的东晋。前秦的苻坚大败，原本统一的北方局面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机。后秦、后燕、后凉等三个主要政权在前秦政权瓦解后出现在北方，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原因如下:第一，这是五胡内迁中，唯一一个由羌族建立的政权。第二，政权的政治中心，仍旧在前秦的长安。基于以上两点原因，不得不激发笔者对该政权的研究动机，故对该政权建立的因素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试图揭示一些被我们忽略掉的问题。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P78)本文试从天时、地利、人和等三个方面，对后秦政权的建立的因素进行综合之考察。

一、天时:姚氏的机会

苻坚在公元383年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没想到却被打得大败而归。此时的姚苌并没有反叛的狼子野心，然而关中的局势却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首先反叛苻坚的是慕容泓。其实，在南伐之前，前秦政权中已经潜伏着危机，由于苻坚为统一北方而不断发动的战争，已经使前秦出现了“兵疲于外，民困于内”的情况，淝水之战只是使前秦更早地走上了衰亡之路。

姚苌在投降前秦后，是很受到苻坚的信任与重用，在发动对东晋的战争时，还让姚苌担任龙骧将军，委托以山南之事(梁州、益州、宁州)。史载:

及苻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详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2](P2965)

那么，姚氏为何要在淝水战后反叛呢?其原因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民族矛盾的仍旧存在

苻坚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主张“夷狄应合”。为此，苻坚本人也是身体力行，优待慕容氏和姚氏，对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但是，民族矛盾和隔阂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弭除的，氐族对其他民族的戒备之心还是会持久存在。从下面的一段史料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于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划，何可从也! 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3](P3308)

苻融把“鲜卑、羌虏”作为仇敌来看待，从客观的历史状况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前秦灭掉了前燕政权，前秦兼并了羌族姚氏的军队。慕容垂和姚苌虽然能得到苻坚的信任与重用，但是苻氏的宗室成员包括王猛在内的其他汉族重臣，却始终对垂、苌抱有戒心甚至是嫉恨。可以推测一下，一旦苻坚撒手人寰，垂、苌会是怎样的结局?从这段话中可以预见，如果将来没有了苻坚的庇护，他们是迟早要被新主以种种借口除掉的。所以，虽然姚氏的反叛是发生在淝水之战后，给了我们种种理由来证明姚氏的不忠，但反叛却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时机的成熟与否罢了。

(二)姚苌当时所处的情境

苻坚在淮南败后，仅剩率千余骑随之北还。这时慕容泓首先起兵反叛，姚苌作为苻睿(苻坚之子)的司马，领兵镇压叛乱。但是苻睿却身死沙场，姚苌派去报告情况的长史，被苻坚在一怒之下处死。任何一个忠心耿耿的将领，在此时都会预感到将有杀身之祸的来临。因为慕容氏的反叛和苻睿的战死，使得苻坚不得不对这两支曾被自己十分优待的少数民族集团产生了怀疑。反亦死，不反亦死。这是姚苌当时所面临的情境。

二、地利:“岭北”与姚秦的建国

姚苌能够在关中建立后秦政权，与他采取的军事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载:

苌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2](P2966)

针对当时关中的社会局势，姚苌没有采纳众人“先据咸阳”的建议，而是做出“移兵岭北”的战略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姚苌为何选择了“岭北”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先了解一下“岭北”的地理位置。关于这一点，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认为“岭北，谓九嵕山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3](P3336);侯甬坚先生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认为“岭北”应是在“马岭以北”。具体看来，新平在今天的陕西省彬县、北地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县、安定在今天的甘肃省镇原县，其都在缘泾水的中上游一带，这是胡三省的观点;而“马岭以北”指泾水上游支流环江岸边的马岭县以北地区，这是侯先生的观点[4](P124)。两者的分歧在于“岭北”的位置是否包括泾水的中游一带，但无论如何，可以得知“岭北”在地理位置上是处于俯视关中的情状，一旦关中的局势有何变化，都比较容易被掌控。这也是姚苌“坐山观虎斗”的军事策略，等苻坚和慕容冲两败俱伤后，然后“兵不血刃”地“坐收渔利”。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是沿着这样的预测进行下去的，慕容冲不可能久居在关中，在他奔向关东后，姚苌便很轻易地打败了占据长安的卢水胡郝散，从此便控制了关中的核心。

“岭北”除了在军事上的地理优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岭北”又是羌族的重要聚集地。魏晋时，“雍州包括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新平、始平七郡，其中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的羌族最多”[5](P146)

三、人和:“群众”基础

(一)较好的民族基础

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言道:“自安帝时代起，终东汉之末，‘羌患’三起，虽终于弭平，而一直到西晋之初，冯翊(郡治临晋，今陕西大荔县)、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铜川市南)、新平(今陕西铜川市西南)、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界内，还是布满了羌人。”在关中有着这么好的民族基础，自然纠集本族的人民建立新的政权就会很有优势了。

(二)豪强坞壁主的拥戴

对于关中长期存在的汉族豪强和部落酋长而言，苻坚的战败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代言人，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苻氏、慕容氏、姚氏，究竟应该支持谁，他们肯定有过缜密的思考。苻氏大势已去，慕容氏又不可能在关中久留，只有姚氏了。而且，姚氏的头领姚苌在前秦时，就有着不错的声望，其曾为前秦累立战功，加之祖上的根基又在关陇一带，因而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咸推苌为盟主”[2](P2965)。

十六国时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坞壁获得空前的发展，前秦统治时，未见括户之举，直到苻坚末年，关中仍见有坞壁三十余所。这些坞壁主有自己的军队(部曲)和依附民(劳动力)，聚宗而居，形成一个个的割据单元。对于姚苌而言，要想在关中立足，没有这些坞壁主的支持，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三)“大营”与“诸营”的军事组织保障

姚苌在晋太元九年称万年秦王，年号白雀(公元384年)，这也标志着后秦立国的开始。然而，苻坚及其以后苻登的残余势力却一直持续到姚兴统治的初期(公元394年)。所以，在姚苌统治的时期，始终处于与苻氏的军事较量之中，在此期间，“大营”的军事组织和岭北的战略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试加以分析，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后秦政权在建立初期的社会状况。

[姚]苌乃从[尹]纬谋，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尹祥、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2](P2965－2966)

公元384年，在尹纬等人的支持下，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并且很快地组建了自己的一帮人马，已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参军、帅等职责的划分。在十六国时期，长史的地位非同一般，“即长史实际上成为最高国务长官”[6](P98)。由此可见，此时的后秦已经官僚机构粗备了。既然姚苌自称大将军，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一官僚机构称之为——大将军府，然而，由于当时关中局势的复杂性(慕容氏、苻氏势力的存在)，这一官僚机构不可能有固定的据点，而是要随军辗转流动。

[姚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军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战。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2](P2968)

此则史料中提及“营”、“大营”、“诸营”等三个概念。

我们不难看出，在姚苌与前秦残余势力斗争中，“营”这种机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营”要出兵，一方面“营”又要供给军粮。其实，这些任务都是要由“营”中的“户”来完成。那么，作为抽象意义上的“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陈琳国先生认为:十六国时期出现的“营户”，是魏晋军户制的发展。与魏晋军户制不同的是，“营户”不仅隶属于国家，也隶属于将领个人;或者说，名义上隶属于国家，而实际上隶属于将领个人。“营户”不只要为国家提供兵役，同时也为将领提供租赋，成为将领私家的依附民[7](P92)。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营”，应该是拥有众多人口(其实就是“营户”)并且是“兵农合一”的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类似于汉族豪强坞壁的功能。那么，姚苌的“大营”便像是一个大坞壁了，其他“诸营”便像是一个个小的坞壁了。

在与“反姚”势力作斗争的时候，姚氏的“大营”是领导核心，“诸营”要受其指挥和节制。但从“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可以看出“大营”和“诸营”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松散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从“诸营”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了。第一，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中地区的民族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有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和汉族豪强的坞壁同时存在。因而，“诸营”的领导者，既有少数民族的酋长，又有汉族豪强。如:弥姐婆触是属于羌族的一支(又被称为“南羌”)、梁国儿是属于匈奴的一支(又被称为“屠格”)。第二，从他们留弟子“守营”“供继军粮”和自己“身将精卒，随苌征战”中，可以看出“诸营”应该是占有一定土地面积的，而且是相对固定的，这样才有耕作的地方，才能供给军粮;同时，“诸营”又是有自己的军队的，类似汉族豪强的“部曲”，这样才能随姚苌流动作战。可以看出，“诸营”本身是一个个独立性很强的单位个体，所以和“大营”的关系又是十分松散的。

值得一提的是，姚苌下书曰:“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2](P2972)姚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户在大营者”在与苻登的争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元394年，当姚兴灭掉苻登之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8](P2976)。随着苻氏的彻底败灭，“大营”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而也就被一分为四，“置四军以领之”了。

(四)“营户”、“镇户”、“堡户”构成的军事力量

关于“营户”，唐长孺先生的观点认为:“营户即是荫户，他们不属州郡而属于军营，主持军营的便是王公贵戚，营户又称为‘军封’，所以又即是那些王公贵戚的封户。”[9](P165)有了“诸营”的支持，姚苌的所能支配和利用的“营户”就大大增加了，他们跟随姚苌流动作战，为姚氏在关陇最终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

“镇户”侧重于守护重要的军事重地，如安定、阴密、蒲坂、上邽等地往往迁徙一定数量的户去镇守，相当于“军屯”，这些镇户归镇将所支配;“营户”则是在姚苌时期特有的现象，它更具有“流动”性，能跟随“大营”作战;“堡户”则更侧重于一个地方的“防御”。“[姚]兴下书，录马嵬战时将吏，尽擢叙之，其堡户给复二十年”[8](P2983)，可见这些将吏——堡主受到了提拔，他的堡民免了二十年的赋税。

可见，“营户”、“镇户”、“堡户”虽然各自有着分工的不同，但在性质上都是一致的，构成了姚氏集团的“群众”基础，成为其坚强的军事后盾，为姚苌战胜苻坚建立后秦政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孟子译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M].

[2]晋书·卷116·姚苌载记[M].

[3]资治通鉴·卷105·晋纪:孝武帝太元八年[M].

[4]侯甬坚.十六国北朝“岭北”地名溯源[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58).

[5]马长寿.氐与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

[7]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8]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M].

[9]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