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伽

（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山西 阳泉 045200）

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中国是否合法的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于文化研究学界。因为对于中国这样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现代性刚刚发展起步，还未完善成熟之时，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已进行完毕，开始步入后现代性。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于它们而言，似乎成为了一个伪命题。

西方发展史中，现代性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演化，结果就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成熟，使人类轻而易举征服了自然，成为确立其主体性力量和本质的重要依据。但同时现代性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侵蚀、对人的异化和物化也成为后现代性主要批判的对象。反观中国，现代性不仅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形成霸权，甚至远不能用“发达”来形容。当西方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逐渐开始出现弊端和危机的时候，中国才开始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这就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代落差，两种意义上的现代性不可同日而语。此时，西方的后现代性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贝尔提出后现代是现代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是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从深层来看，后现代主义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其本质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反本质，实现“中心消解”和拒绝霸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