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欢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1．引言

语言中与思维密切关联的意义问题，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人类语言能承载与思维紧密相关的意义（meaning），人类的语言才具有对任何科学或学科来说都不能忽视的意义（significance）（刘宓庆，2001）。因此，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意义的问题历来都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很多语言哲学家把意义理论视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从意义的指称论（referential theory）到意义的观念论（ideational theory），从行为主义的意义论（behaviorist theory）到意义的语用论（use theory），以及后来的真值条件理论（truth conditional theory），语言哲学家们都关注了语言中“意义”这个存在于无形又无所不在的概念。

意义历来是翻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翻译理论家自始至终都重视意义的研究”（Newmark，1981：23）。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界，绝大多数的理论都主张“ 翻译就是翻译意义”。20世纪下半叶，翻译理论对实践中的“直译”和“意译”概念多次进行了重新定义，对“意义”进行了科学描写，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还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抑或我们熟知的“归化”与“异化”，都说明了意义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家，他提出的“图形论”，“语言游戏”，“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备受翻译学研究的重视，对译学理论中“意义”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深刻的指导意义。正如刘宓庆所说，维特根斯坦是最关心翻译的哲学家之一。基于对“意义”的共同关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与翻译学中对意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