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燕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一、体验苦难的力量

20世纪90年代，余华完成了《在细雨中呼喊》，这是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对于余华来说，这部小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标志着余华小说的成熟。从中篇小说跨越到长篇小说，作品的深度和对人性的思考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余华在这篇小说中对人物的把握和描述是前所未有的，虽然人物描述并不丰满却充满了人文关怀。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书，余华以孙光林作为故事的出发者和回归者，由他推及三代家庭的生活，这种朴实的描写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虽然人物的刻画抽象，却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对于生活和命运的看法，这种抽象的特质却对应着人物鲜活的力量。余华说:“我开始意识到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1］(P216)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当中，很多人物都有特定的鲜明的性格，这也从此打下余华之后作品人物叙事的一大风格。

余华在创作人物的同时赋予人物在面对命运的时候展现的一种悲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余华在塑造人物时慢慢体会出来的。当小说中的人物在遇到命运不可抗拒的折磨的时候才能懂得生活的真谛。和余华的其他小说一样，在《在细雨中呼喊》中有大量的对于人的死亡的描写，这种冰冷的描写正说明了余华的悲悯，也让作品中的人明白了生活需要挺起胸膛面对这些苦难，力量由此而生了。命运的力量不得不让人顺从，顺从这种力量其实是顺从自己的内心。《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很多人物都是这样的，比如，王立强那样的非常冷静与内敛的人，在尊严被颠覆的时候也会被激发地展现内心的兽性，采取暴力复仇的行动，这种爆发来源于对内心的遵从，这种力量是体验苦难所得来的兽性。地痞无赖孙广才在面对“英雄父亲”这一荣誉时候的期待，在偷鸡摸狗时候的嚣张跋扈，在他死去妻子坟前的痛哭流涕，这些都表现了这个人物的丰富和自然，这种多面性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形成了一个真实而有力的存在的状态。余华对于人性是尊重的，他时不时地将苦难摆在人物的面前，那些不可抗的、无奈的事情强制地出现在人物的生活里的时候，这些人物以其最自然的状态去面对，无所谓善良与丑恶，无所谓痛苦与欢乐，都是生活或者说“生存”的一部分。这种苦难式的生存是最有力量的体现。

此外，《在细雨中呼喊》这篇小说中的小人物，也值得人去关注，每一个出场的不起眼儿的小人物，例如，早熟的少年国庆、体格健壮的寡妇、对往事沾沾自喜的孙有元等这些小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是都色彩鲜明，展现出他们生命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同样，余华的这篇作品中也充斥着死亡，例如，孙有元的死、孙广才的死、孙光明的死以及继父与母亲的死、同学的死、孤独的老太太的死。直面这些死亡就是余华小说的一大特点，这些苦难赋予人物更多的命运状态，这种悲剧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撕裂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在面对生活之苦的时候具有宽容和抚慰的力量。

二、忍受苦难的力量

余华早期的作品游离在传统文学与先锋文学之间，在《在细雨中呼喊》获得成功之后，余华开始了他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1992年，余华的著名代表作《活着》出版，余华对于“活着”的解释是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在苦难的世界中活着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份“活着”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悬念，生命中最原始的欲望和力量油然而生。

《活着》中充斥着余华对于死亡的描写，对于死亡冷冰冰的态度，无奈、愤怒，同时也包含着感恩。活着是最平凡的人最平凡的事情，在小说的世界里却成为主人公最奢侈的愿望。活着虽然是最简单的最平凡的生理诉求，但是在余华眼里，死去的人才能得到解脱。用余华自己的话来说:“活着就是忍耐，面对所有的逆境苦难，包括最残酷的，我认为都应该高兴的愉快的去尝试克服它，度过它。”［1］(P224)从某个角度来说《活着》中的福贵更希望自己早日得到解脱。

忍耐成为福贵活着的全部意义，通过福贵漫长而平易的讲述故事铺陈开来。年轻的福贵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公子哥，在赌博场上寻求着人生的真谛和冒险，当生活如大厦般崩塌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挥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苦难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的生活以致命的打击。当他身边所有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死去的时候从陷入绝望的深渊直至变得麻木，变得从容。死亡、苦难如影随形。但是他依然相信，只要熬过去生活就会好起来，忍耐，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余华在描写一个人的受难记，这种受难不是他肉体上受了多大的创伤，而是心灵上的，让一个人如此地饱受人生的苦难就是一个个地剥夺他所爱的亲人，他没有能力抵抗，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人似乎是没法和天斗的。福贵从一个纨绔子弟终究成长为一个具有胸怀的“冷漠”的人。在命运面前，任何愤怒和怯懦都是无法挽回局面的，最终他学会了忍耐，忍耐命运的不公，忍耐苦难的洗礼。

在忍耐中，福贵爆发了对活着的勇气，向往活着的力量。在福贵的一生中充满了太多的偶然，这种偶然是命运的巧合，福贵无力反抗，只能忍耐。儿子有庆因为长跑第一名因此第一个跑到医生那里被抽血致死，妻子家珍久病无医而死亡，女儿凤霞难产死亡，外孙苦根过度饥饿之后饱胀致死。福贵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他却没有挽救他们的能力，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在他的前面，这些苦难迎面向福贵袭来的时候，福贵顶着巨大的心理摧残而活了下来，这种忍耐让他更加尊重生命，更加理解生活，更加有了活着的力量。

福贵说:“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余华在《活着》中的叙事朴实无华，甚至摒弃了所有的比喻和抽象，用最直白的语言叙说着最深刻的道理。这种极为朴实的叙事方式给读者以最大的冲击。很多读者在读《活着》的时候都潸然泪下，为福贵不幸的一生所落泪，也是为福贵这充满感情的力量所落泪。

活着就要忍受人世间的疾苦，就要忍耐命运中的无助，活着就是一种生命力，就是一种力量。

三、消解苦难的力量

1995年，余华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出版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许三观卖血记继续了余华活着的话题，受难时生命的基本本质。许三观，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用他自己的鲜血趟出了一条道路。《许三观卖血记》并不像《活着》一样凝重，而是用一种幽默、戏谑的手法表达了许三观的血泪史。夏中义先生认为:“‘活着’是另一种‘卖血’， ‘卖血’也是另一种‘活着’。”［2］(P181)余华在这篇小说中将自己的叙事方式展现得十分明确，简单、淳朴，继续了《活着》时的写作风格。但是，要真正明白余华的创作意图，了解他所要表达的内容，我们要从文中的重要线索下手。通过余华对这些核心词语变化来分析它的内容。先说“血”，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着重要的地位，是生命的代名词，血作为一种存在暗示着原始力量的彰显。而许三观将血作为一种商品去出卖，显示了他的生命力。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一共描述了许三观十二次的卖血经历，这十二次卖血的经历除去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许三观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庭，用许玉兰的话来说，儿子们都是用许三观的血喂大的。许三观用自己的血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自己的家庭危机。许三观是个老实人，老实到别人睡了他的老婆生了孩子他都默默地承受了，却能在家里揭不开锅、解不开扣的时候站出来去出卖自己的鲜血，这种力量是责任的力量，也是余华在之前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最原始的力量。

从传统的中国社会理念来讲，家里吃不上饭、揭不开锅的时候家里的男人站出来做出一些牺牲以至于卖血都是现实所迫，应该的，但是一乐并不是许三观的儿子，是他妻子许玉兰和何小勇的私生子，许三观在面对这个尴尬的场面的时候还是说服了自己去卖血。许三观用了自己的鲜血养活了一个不是流着自己血脉的孩子。许三观承受住尊严和道德的巨大煎熬。

许三观的卖血不仅仅是买卖行为。他的血是一种对家庭的爱、宽容的爱。许三观一个如此平凡的人却有着英雄一般的宽容，这是源自于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在经历苦难的时候化作生命的动力。王安忆对于许三观的力量的解读是对于自我尊严的战胜的力量。

许三观卖血有着一个严格仪式，这是在他爷爷的村子里获得的经验，在一个依靠卖血为主要事业的村子里一个男人能否卖血体现着这个男人身子骨是否结实，是否有担当的标志。血，是人的生命的源泉，是力气，是与生存息息相关的有限资源。

每次卖血，许三观一定要喝上几大碗水，直到喝得乐根发酸，稀释自己的血液以保证血液能更多。卖血者一定要和血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能够卖得上血。卖血之后一定要到胜利饭店吃一盘炒猪肝，喝一壶黄酒来补充自己的元气。卖血卖的就是生命力，卖的就是力气，对血的崇拜和对生命的崇拜一样，形成一种敬畏，这种敬畏会演化为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就是卖血的仪式。

任何仪式的精神价值永远大于实用价值，许三观的这些仪式同样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它却是许三观的精神支柱。这套仪式包含许三观对于自己身体的本身的尊重，对于原始力量的崇拜，对于自己身子骨好坏的衡量和美好的期盼。所以许三观每次卖血都会念念不忘这些仪式。这些仪式一旦出现异常的变化，许三观马上就会强烈地暗示自己，从而导致许三观的心理波动。

整个卖血的仪式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胜利饭店，这一个被符号化的地方成了许三观每次卖血成功的标志。这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小饭店，许三观每次都卖血之后都以一种壮士般的豪迈跨进饭店，对自己进行奖励和犒劳。

《许三观卖血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部人人都能读懂的作品。作品中充斥着一个特殊时代给人带来的苦难，虽然余华一直在淡化时代的概念，但同时也暗示了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从内涵上看，这部作品透着一股无奈的悲凉，这种浓重的悲剧色彩与许三观乐观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说明了许三观本人是那么地服从命运的安排，他没有抗争命运，而是默默承受它，并迸发出生命的力量。

四、悲剧的力量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再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作品中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历史的潮流，那些历史的苦难是整个民族的苦难，那些悲剧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悲剧。余华的作品从抽象的理性转向淳朴的感性更加能冲击人的心灵。余华在这种变化之中找到传统文学对于朴实叙述的价值。这种影响表现在他在叙事时对于语言的准确性和简练性的追求，也表现在他对人物苦难的同情与怜悯，对生活中温暖人心的细节的发现和关切以及余华对于生命的敬畏。

余华的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感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人物的觉醒首先就体现在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之中，人物主体的自觉意识使人物更加准确地表达。孙光林的挣扎、无助、孤独、脆弱折磨着他的人格。体验式的悲剧使得主人公精神力量的成长。到了《活着》，余华的悲剧模式升华了，直接考验了福贵对于生死的感悟，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对于悲剧的理解。在福贵的人生悲剧到极点的时候，余华给了福贵一个面对苦难的出口，那就是忍耐，福贵在忍耐中积蓄了继续活着的力量。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在《活着》之后余华开始体现出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他的体恤是用更为尖锐的事件来戳破现实的泡沫，他的体恤是在本质上切入历史的本源。余华是一个很理智的作家，在叙事上保持着一贯的冷漠风格，很少在语言上体现他的悲悯情怀，但是他悲悯的情绪会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出来。当感伤变为无奈的时候就形成了余华特有的绝望的气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痛油然而生。余华的这三部作品从体验苦难到忍受苦难已经是他对于悲剧创作的一大进步。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描写了一个少年如何体验到生活的苦难;在《活着》中，余华描写了福贵在面对亲人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的时候如何忍受了苦难;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写了许三观如何在苦难中生存，消解了苦难。随着余华的成熟和思考的沉淀，余华对于苦难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戏谑，折射出余华对于生命力的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许三观卖血记》的结尾，退了休的许三观想通过再一次卖血来回忆以前生活的艰辛的时候，却被血头无情地羞辱了，这让他伤心不已。而他的妻子许玉兰和三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迅速地赶来，用亲情来化解了许三观的悲痛。这种亲人间的温情让许三观这几十年的血卖得很值，许三观为了家庭出卖自己的鲜血，而家庭也在这几十年不忘却他的好来回报许三观。这种情节设计是消解苦难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种力量也是面对苦难时候最有力的力量。这种相濡以沫、心意相通的亲情是战胜苦难的最完美的武器。

五、结语

曾经孤独地搏斗，曾经无助地叫喊，到了现在相濡以沫。余华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家。他回归到现实的最底层，回归到生命的最本真的地方，回归到悲剧中最有力量的地方。余华曾经这样说:“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同，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3］(P111)余华对于人物的尊重使这种对于生命的力量完完全全地渗透到人的内心。

［1］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2］夏中义.学人本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余华.说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