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鸣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张侯论》源流是困扰至今的一个难解问题。因其性质难定，故其源流难断。魏何晏《论语集解》所云《张侯论》与汉班固《汉书》所云《鲁安昌侯说》是否同一?《张侯论》是仅指经说，还是兼指经本?其经本所属是仍旧《鲁论》，还是糅合《齐》、《鲁》?梁皇侃疏何晏《论语集解》云: “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者也。”［1］实质是视三者经本为一，可见，其已难辨《张侯论》与《鲁论》之别。清崔述则以为，“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实兼采《齐》、《鲁》之章句也。”甚至将《齐》、《鲁》之佚归罪张禹而责之，“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于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盍亦不少矣。”［2］当然，此责难显然建立在推测上，缺乏实证依据。因为，《张侯论》属性从皇侃始已成为未解之谜，可谓不得其是，焉知其非?

一、《张侯论》萌说由来

《张侯论》之称，始见于何晏《论语集解》，未见于其前文献。 《汉书》对《论语》异本的记载，只及《古》、《齐》、《鲁》三论，未及糅合本。对张禹本的记载，只及经说，未及经本。《汉书》所云“《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同《鲁夏侯说》、 《鲁王骏说》，其中“鲁”，显然指经本，为《鲁论》之简称。“说”，则指经说，为就《鲁论》之解说。正因如此，《汉书》归张禹与夏侯胜、王骏等同为治《鲁》之属。当然，其中诸家说各有所别，如《汉书》云大、小夏侯之别，大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小夏侯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显然，张禹治《论》亦有别于诸家，乃至胜于诸家，故《汉书》云其“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但《汉书》未言其特征。

何晏《序》则进而揭示: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3］(P2455)此显有二义:前曰 “张禹本受 《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意在表明张禹经说由《齐》、《鲁》说之善糅合而成，而不同于《汉书》所列《齐》、《鲁》诸家之说。后“号曰《张侯论》”，则在表明其为经本，其中之“论”，显为《论语》之特称。何晏不以《鲁安昌侯说》称之，而代以《张侯论》，变“说”为“论”，在“论”前冠以“张侯”，犹如在“论”前冠以“古”、“齐”、“鲁”，为别于他本之标志，至少表明其为别于《鲁论》的新出本。从而，《张侯论》之别得以明晰，既指经说，亦指经本。可见，何晏《序》所述与《汉书》记载，各有所重。

何晏所云《张侯论》为糅合本并非毫无依据。《汉书》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从中可知，张禹本至少“采获”《齐论》王阳、庸生本而成。而明确提出《张侯论》糅合《齐》、《鲁》而成，则出于皇侃对何晏《序》的解读。皇侃分疏《张侯论》为经说与经本，以为经说糅合，成于“张禹就建学《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之”［1］;经本糅合，则成于“禹初学《鲁论》，又杂讲《齐论》，于二论之中择善者抄集，别为一论”［1］。其后，陆德明变经说糅合为经本糅合，则云，“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 《隋志》变“择善而从”为“删除”而成，故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 ‘问王’、 ‘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从而，《张侯论》为《齐》、《鲁》糅合本遂为成说。

实际上，皇侃以来诸说不论逻辑上还是事实上，均难成立。究其因，诸说均建立在对何晏《序》 “本受《鲁论》”的误读上。何晏原文“本受”与“兼讲”互文，意为“以授《鲁论》为本，兼讲《齐说》”。皇侃却疏“本受”为“初学”，以致出现二变。以“初”读“本”，变授学主次为授学先后。以“学”读“受”，则变为师“授学”为从师“受学”。因此逻辑之变，横生出张禹受何学、从何师、受学先后及授学先后诸问题，从而产生“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的师承先后说以及“本授《鲁论》，晚讲《齐论》”的授学先后说，与《汉书》记载大相径庭。

二、《张侯论》形成年代

《汉书》明确记载张禹从受《论》到授《论》过程，历经宣、元、成三代漫长过程，其中三次讲学与《张侯论》的形成最具关联。

张禹初次讲学，在汉宣帝时代。张禹本传云:“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奏寝，罢归故官。”［4］(P3347)由此可知，此次讲学在其受《易》问《论》后至甘露年间。张禹从施雠受《易》在汉宣帝神爵三年 (前59)，从王阳、庸生问《论》则在其后，为郡文学又在其后。而其应萧望之问对，则在甘露三年 (前51)石渠阁会议期间，可知其初次讲学，主要在甘露三年前后的郡文学任上。其所授的显然是《齐论》，此从萧望之云其“有师法”，而其此前仅师从王阳、庸生问《论》上可得证。

第二次讲学，则在汉元帝即位之初。张禹在甘露中未被试事，与汉宣帝偏好鲁学有关。初元二年 (前47)，张禹受郑宽中之荐、汉元帝之诏入授太子《论语》，亦与汉元帝经学取向有关。汉元帝为太子时从夏侯胜、萧望之受《鲁论》，此时大夏侯弟子萧望之尚在，郑宽中又为小夏侯传人， 《鲁论》名家云集，何以反诏张禹?张禹所善的是《齐论》，而不是《鲁论》，此显示了汉元帝对《齐论》的关注。事实上，汉元帝即位之初，先征用《齐论》大家王阳、贡禹，因王阳年迈，于初元元年(前48)应诏途中病卒。而张禹集王阳、庸生之善，王阳为《齐论》唯一名家，庸生是由古学而治《齐论》的唯一大家，张禹无疑为入授《齐论》的最佳人选。不仅如此，汉元帝、郑宽中、张禹三学合一无疑是当时《齐》、《鲁》学最高成就之集大成。基于此，张禹奉诏应是兼讲《齐说》，不是奉诏取代郑宽中“本受《鲁论》”的主讲地位，此从二人职位俸禄差距上亦可得证。况且，张禹入授太子之初，并不胜意，故汉元帝数对其问经以难之，引其就问难而作《论语章句》。由此可知，张禹所授太子的，乃如皇侃所言，是就《鲁论》兼讲《齐说》。故以此言张禹“本授《鲁论》”尚可，若进而言其先师从夏侯建，又师从王阳、庸生，或先讲《鲁论》，晚讲《齐论》，则无据。

第三次讲学，晚至汉成帝即位之初。汉成帝为太子时，初从张禹受《论语》，时方五岁。数年后，因张禹出为东平内史而中断其学。建始元年 (前32)，汉成帝即位后的初年，即征张禹、郑宽中，皆以师赐爵关内侯，诏二人“朝夕入说”于金华殿。此时，汉成帝年已十八，再从张禹、郑宽中，已不是为了完成幼时启蒙，而是为了融通齐、鲁之学，完成始于汉元帝的糅合《齐》、《鲁》之愿。汉成帝不像汉宣帝那样偏执《鲁论》，也不像汉元帝那样居高强势，引张禹就《鲁论》而讲《齐说》，而是设“金华殿之学”，亲临受学，旨在“既通大义，又讲异同”。可见，汉成帝时代，经学环境最为宽松，故在其求同存异的导向下，出现《齐》、 《鲁》糅合，亦是顺此趋势的。

从三个时期讲学可知，张禹治《论》特征始终如一，在于糅合。先糅合《齐论》王阳、庸生之学，再糅合《齐》、《鲁》之学。此糅合之学实质是集善而成，然此并非一件易事。在师法家法壁垒森严的汉代，未有此学术经历，未必能胜任此集大成。由此观点推之，在张禹入授太子之前，不具备糅合《齐》、《鲁》的条件，故《张侯论》形成则在入授太子之后。问题在于其形成年代的确立，究竟是汉元帝时期，还是汉成帝时期。汉元帝时，张禹已具备了糅合《齐》、《鲁》的最佳条件，汉元帝、郑宽中、张禹三学可形成互补，汉元帝与郑宽中二学形成《鲁论》大、小夏侯互补之学，再与张禹之学形成《齐》、《鲁》互补之学，三者之学无疑分别代表着当时《鲁》、《齐》学之至善。可以说，汉元帝为其糅合创造了极佳条件，可是直到汉元帝建昭三年 (前36)，《论语》学上享誉盛名的仍是韦玄成，而不是张禹，此从《鲁论》名家排序上可证。由此可知，《张侯论》形成应在汉成帝时期，在建始元年其与郑宽中“朝夕入说”《论语》于金华殿之后。因郑宽中早卒，张禹学术与地位益显。建始年间，其与王凤并领尚书事。河平四年 (前25)，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从此，张禹《论语》学遂以其封号冠之，而风行于汉世。

三、《张侯论》传承流变

《张侯论》传承谱系未见史载，甚至《张侯论》传者亦多不见史载。唯从汉石经《论语》校记残文得知，其经本代代相传至东汉末而不衰。

问题在于，如何得证汉石经《论语》校记所列皆为《张侯论》传本。汉石经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 (174)，然据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至晋怀帝永嘉五年 (311)，毁于王弥、刘曜入洛之乱［5］(P45)。姑至范晔《后汉书》，其碑数、碑制、经数、经本等已难确知。今所知汉石经，乃是基于宋代与20世纪两次出土残碑。经王国维、罗振玉、张国淦、马衡等收集与考证，汉石经碑数、碑制、经数、经本等千余年来未解之谜始渐清晰。在诸家研究中，对揭示校记所列诸本属性具有意义的是马衡的研究。

马衡从汉石经校记入手，发现汉石经所立五经与《论语》碑刻经本，并非限于一经一家，而是一经数家。每经以其中一家为底本，余诸家为校本。底本全文刻碑，校本与底本同者不刻，只刻异文，以校记附于各经末，这样，可以揭示校本与底本异同;反过来，校本异文加底本相同者，又可复原校本全貌。由此可知，汉石经立碑，实际有二十家经本，其中五经十四家，《论语》六家。

五经者，《诗》、《书》、《礼》、《易》、《春秋》，汉代有今古文之分，汉石经所立，皆今文。今文各经皆有诸家，汉石经只选立于博士者。从汉武帝建元五年 (前136)置五经博士，经宣、元帝增员，至光武帝立于博士者，有十四家，王国维以《后汉书·儒林传》所云十四家为是。《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6］(P186)。经马衡以校记与底本互证，五经碑刻本，皆取自此十四家。

《论语》所立六家，有校记异文可证者，盍、毛、包、周四家，校记中一残石在“盍毛”前有一从“弓”偏旁之残字，马衡认同罗振玉之说，断其为张禹姓氏之“张”，“是校记中又添一家矣”［7］(P56)。依校记之例，此五家均为校本。问题在于盍、毛本未见史载，不知其属性。然从排列次序推之，盍、毛、包、周均为《张侯论》后之本。张禹卒于汉哀帝建平二年 (前5)，包咸入授太子《论语》在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43)，可知盍、毛则为此间四十八年出现之本。何晏云，包、周出自《张侯论》。那么，介于张禹与包、周之间的盍、毛本，或亦出自《张侯论》。此一推测，合乎《汉书》“由此学者多从张文，余家寝微”逻辑。而校记所列盍、毛本与《张侯论》差异之微，亦可证其出于《张侯论》。可见，盍、毛、包、周皆为《张侯论》一脉。

那么，所余一家，则为碑刻底本。依上述五经选择碑刻底本与校本的规则，不同时代，以早出的为底本，晚出的为校本;同时代，则以《鲁论》为底本，余为校本。以此推之，碑刻底本必早出于《张侯论》。然先于《张侯论》的，至少有《古》、 《齐》、 《鲁》三论，而《论语》不同于五经，自汉武帝废除传记博士后，终汉之世，再未立《论语》博士。《论语》为治经者所兼习，未为专经，虽未立博士，但却是入五经门径之必修课。汉宣帝以来，历代太子皆习《论语》，意在于此。汉兴复出虽有三论，实际上作为太子所习本，唯前有《鲁论》，后有《张侯论》，故汉石经所据底本应不出《鲁论》。从汉石经《论语》尾题“凡廿篇”及《尧曰》篇尾题“凡二章”看，证明其底本为《鲁论》无疑。更为直接的证据是，校记残文显示张禹本，实际上否定了底本为《张侯论》之说，故马衡云:“以是知后汉博士之所授，石经之所刻，确为《鲁论》也。”［7］(P56)从而，汉石经《论语》碑刻底本为《鲁论》，校本为张、盍、毛、包、周五家，得以确证。

从上述可知，自《张侯论》出，正如《汉书》所云，“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唯《张侯论》行于汉世。但不能由此推出，今之《论语》，为张禹所更定，因为汉石经尚存《鲁论》。亦不能如皇侃断之，今本《论语》为《鲁论》。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今通行本《论语》为何晏本。至于何晏本，既不同于《鲁论》，也不同于《张侯论》，而更近于郑玄本，此从陆德明《经典释文》比较何晏本与郑玄本异同中可以得证。而郑玄本糅合《古》、《齐》、《鲁》三论，不言而喻，非《鲁论》或《张侯论》传本。由此知之，自郑玄本出，《张侯论》被郑玄本取代而式微。再至何晏本出，进一步寝微。直至永嘉五年，随着汉石经碑毁而终至亡佚。

《张侯论》从形成到亡佚历经一百五十余年，其中从形成到立碑太学，足足影响汉世二百年。汉石经《论语》校记显示，此二百年间，其一直处于一家独尊地位。而其成在冲破汉代经学师法家法的壁垒，糅合《齐》、《鲁》，集今文《论语》之大成。其亡亦于此，一旦更大范围的三论糅合，集今古文之大成的郑玄本出现，其必然被取代，甚至其经说不留片言只语，其经本随着碑毁亦消失得干干净净，这是张禹集大成同时失去其学术个性的必然命运，亦是其为当世尊贵、为后世所诟的根本原因。归结《张侯论》起伏，实际上，不在于张禹一人之力所能为，乃在于其秉汉元帝之意，乘汉帝之势而兴，失汉帝之势而亡耳。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崔述.洙泗考信录［C］//顾颉刚.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张国淦.历代石经考［M］.北京: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行，1931.

［6］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马衡.汉石经集存［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