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在今天，随着经济水平地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发展不断进步，人的身体不再仅仅以纯粹的生理组织形式存在，它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具有社会属性的印记，并且呈现出离它的“物质性”属性渐行渐远的趋势。“身体成为可以被重新塑造、设计与改建的对象，可以灵活地加以变迁以符合时下的风尚与文化价值”［1］(P132)。这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身体的解放问题和个体的生命问题，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惑:在当代社会的各种权力和先进技术的控制下，身体是获得了自由，还是依旧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

一、生命政治与身体批判

1.身体的解剖政治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说，从18世纪开始，“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2］(P242)出场了，这种微观权力技术可以直接入侵个人的身体、行为与日常生活。福柯认为这是关于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学 (anatomo－politics)，一种作用于个人肉体的权力，一种改造和矫正个体的权力，一种全面监视与自我规训的政治技术。这种政治解剖学，“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P156)。而且，它的实现依赖于各种机构，如学校、工厂、医院、监狱、收容所等，在其中制定各种详细、具体的行为标准与规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2］(P242)来支配人的行为。在福柯眼中，监狱就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监狱中空间的隔离与封闭，不间断的监视与检查，身体和灵魂全部有效地处于权力的管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