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在今天，随着经济水平地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发展不断进步，人的身体不再仅仅以纯粹的生理组织形式存在，它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也具有社会属性的印记，并且呈现出离它的“物质性”属性渐行渐远的趋势。“身体成为可以被重新塑造、设计与改建的对象，可以灵活地加以变迁以符合时下的风尚与文化价值”［1］(P132)。这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身体的解放问题和个体的生命问题，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惑:在当代社会的各种权力和先进技术的控制下，身体是获得了自由，还是依旧处于一种被监控的状态?

一、生命政治与身体批判

1.身体的解剖政治学。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说，从18世纪开始，“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2］(P242)出场了，这种微观权力技术可以直接入侵个人的身体、行为与日常生活。福柯认为这是关于个体身体的解剖政治学 (anatomo－politics)，一种作用于个人肉体的权力，一种改造和矫正个体的权力，一种全面监视与自我规训的政治技术。这种政治解剖学，“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P156)。而且，它的实现依赖于各种机构，如学校、工厂、医院、监狱、收容所等，在其中制定各种详细、具体的行为标准与规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2］(P242)来支配人的行为。在福柯眼中，监狱就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监狱中空间的隔离与封闭，不间断的监视与检查，身体和灵魂全部有效地处于权力的管制之中。因此，个体的身体变成了可以被创造、被塑造出来的事物，“用一堆不成形的泥，一个不合格的人体，就可以造出这种所需要的机器。体态可以逐渐矫正。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慢慢通过人体的各个部位，控制着人体……这种强制不知不觉地变成习惯性动作”［2］(P153)。从而实现了对个体的全面操控、监视与规训，进而达到一种自我规训的目的。

2.人口调节与生命政治。社会在不停地进步，权力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福柯认为，19世纪出现了一个基本现象，即“权力负担起生命的责任”［2］(P183)，这个新的权力技术，即生命权力，它关注的是活着的人的生命，“它不是在人—肉体的方向上，而是在人—类别的方向上完成”［3］(P186)。它不再是肉体人的解剖政治学(anatomo－politique)，而是人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que)。根据福柯所言，生命政治控制的首要目标是人的出生率、死亡率、再生产比率、寿命、人口的繁殖等整体过程，还包括那些无能力、处在活动领域之外的个人以及因事故、残疾的个人和各种异常的人。因此，生命政治干预的领域，是一种更加重视整体人口现象的领域，一种更加对生命负责的领域。而这种调节生命的技术，首先是在在普遍现象的决定因素的层面上进行干预、预测、统计评估、总体测量，从而建立调整机制，来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刺激出生率。调节机制不是通过对肉体本身的影响来对个人进行训练，不关注细节，而是通过总体机制，来获得总体平衡化和有规律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对生命、对作为类别的人的生理过程承担责任，实行的是一种调节而不是纪律，不是监视，不是训练，而是要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平衡。

生命权力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权力存在的理由及其运作的逻辑不是产生死亡，而是管理生命，积极地调节、增加、确保、维护、强化生命和理顺生命秩序。并且，福柯认为此时出现了不同于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之规训机制的调节机制，即安全机制。在安全配置控制的社会中，最主要的不再是保障君主和领土的安全，而是转向了人口的安全，即那些处在被动地位的人的安全，但是，它并不像监视和矫正下的规训机制那样，考虑的是作用于个体机制。福柯所思考的安全机制，针对的是整体人口现象，是在整个人口上实施，它所要实现的是一种人口的安全目标，而不是处理复杂的个体。总而言之，此时这种“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4］(P89)。可见，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和人口的生命政治成为生命权力机制的两极，两者完美结合渗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而在生命权力机制的作用下，个体的身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时刻透露着权力运转留下的烙印，不断地遭受着多种社会力量的压制、操纵与管制。

二、当代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治理

通过对福柯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阐释以及福柯研究思路的把握，我们可以发现，福柯认为个体的身体有着规训与治理的变化过程，即在规训阶段，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使身体无时无刻不受到纪律、规则、程序等的雕琢，而在治理阶段，个体的身体是作为整体的部分而存在，接受的是整体的考量与管理，追寻的是在群体整体界面上让个体自觉地、主动地屈从权力的实施。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权力机制建构出特定的历史过程，虽然历史不会完全重演却可以惊人的相似。对于女性身体的塑形与改造，依旧具有明显的规训与治理的色彩。

现代女性身体与福柯所描述的对身体的改造与规训，它的作用方式以及最终需达到的目的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遵循一定的准则与规范，而且主体存在屈从的态度。现代女性就其身体各个组成部分而言，对其五官、身材、皮肤、牙齿等部位，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想拥有完美、性感、诱人的身体，就必须无限接近那些主流审美意识规定的极致标准，女人们就根据这些标准来塑造自己的身体，从而使自己沉迷于理想化的身体观中。很明显，女性身体在现代社会中依旧无法逃脱被规训的命运。可是，女人没法一出生就拥有比例协调、恰到好处的曼妙身姿。而技术的介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满足女性身体美的需求提供了可能。女人为了保持年轻貌美的状态，为了追求漂亮的外表，有些女性甚至会选择诸如隆胸、垫鼻、削骨、增高、抽脂、拉皮之类对身体有着极大戕害的手术。她们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对身体的消耗与改造，在极力地透支着身体的健康，严重影响着身体各器官组织的运作。可是，众多女性依旧迷魂夺魄似的狂热迷恋，自我陶醉于其中。

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是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它是一种具有可操作、可训练、可规训、可指导的灵敏的身体，有着与自己有关的秩序、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有着自己的内在气质和组成部分，可通过一系列的操练模式从而达到对身体的规训。由此观之，这在女性为改造自己的身体而选择整容整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身体处于不断塑造、建构、改变的状态，因此，身体的压迫与控制也就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比福柯描述的身体遭遇更加残酷，更加不幸。虽然这个社会并没有明确要求女性必须得在自己身上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塑造自身，可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压力与规范，正在潜移默化地、悄无声息地支配着女性的这种行为。

三、当代女性身体受规训的原因

女人之所以会对自己的身体和身体形塑如此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物质性、生物性、生理性的存在形式，只因为存在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个身体，是包含价值、能力、动力、潜力的身体，它与相关事物存在密切的联系。

1.拥有美丽的外表，时髦的装扮容易被他人将其与智慧、能干相联系，在求职应聘、工作、社会交往中更容易受到他人的青睐。在物质奢华的时代，身体也可作为一种资本，比如在才能相当的情况下，容貌出众者获得更好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大，从而使身体资本直接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相联系。因此，身体具有深厚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且“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并且穿着依然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5］(P112)。由此，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承认容貌出众者可以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认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在不可避免地被他人的文化理念、意识形态所包围和侵袭。

2.在日常生活逻辑中依旧存在着父权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观念。“女为悦己者容”的心理强化让众多女性趋于屈从男性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意识。腐朽、堕落的男权文化虽然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日渐削弱了它的极致色彩，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统治思想并没有在现代文明的发展步伐中消失殆尽，在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众多领域中女人大部分都是扮演辅助性角色，男性普遍的统治地位依旧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

3.大众传媒话语体系极具煽动性、诱导性的话语渗透。最明显的是，通过明星代言和包装明星来传达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费瑟斯通曾强调指出:“电影自消费文化诞生之时就已是形象的制造者和承办者。好莱坞电影院曾有助于创造外表和身体展示的新标准，将‘看起来漂亮’的重要性传递给大量观众并使它在人群中生根发芽。电影院煞费苦心包装明星，为了确保明星们自己作为完美身体的理想形象出现，各种新的化妆品、头发护理液以及电蚀美容术、美容整形手术、假发等都是用来消除缺陷的手段。”［6］(P334)大众传媒通过多种传播方式由此来构建身体美学的标准。受此影响下的女性在这时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参与者，而是积极主动地选择审视自己的身体，并努力效仿公共话语体系中的准则规范来改造自身。但当女性怀着炽热兴奋的心情参与到审美的公共话语体系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大众传媒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不得不承认的是，女性在大众传媒构建的审美情境中有相当程度地盲目跟风和随波逐流。

当代女性面对的上述情形恰似处于福柯安全机制控制的社会，个体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对自由，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规范和准则，个体拥有着对自己生命发展的全部权力，但是，个体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摆脱政治的干预与控制，因为在安全机制中，政治因素并不是直接地对个体生命活动进行干涉，而是处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其发挥作用，监控着人口的总体健康水平，从而保障整体现象内部的稳定与和谐。当代女性虽然拥有着对自己身体的全部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使用自己的身体。但是，依旧无力摆脱各种社会规范、标准、准则、公共话语体系的桎梏与控制，女性身体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他者”。而且，这种“他者”的“囚禁”越来越让人难以发现，难以揭示其真实面目。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承载着更深刻的内涵，身体是该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生活、经济动态、文化理念的呈现。同时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力量的限制与束缚，而且不能回避的是，当女性身体遭遇资本逻辑的控制与统治时，其间的血腥与残暴，不是以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身体折磨方式昭告大众，而是悄无声息地以毛细血管式的布局，宰割、占据身体的方方面面，包括掌控女性的思维、意识，甚至是生命。福柯在言说他的两种权力技术时，强调更多的是，微观权力对个体、身体、人口、生命的操控、规训与管理。无论针对的是个体的身体，还是人口的生命，都是处于权力技术的严格控制之中。但当我们反观当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塑造与建构时，不难发现，当代女性身体不仅承受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控制，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和理念的渗透、种种规范和标准的约束以及资本逻辑的诱导与压迫。女性在追求身体之美的过程中，始终无法逃离苦恼、烦扰、不满足的精神囚笼。或许可以说，当代女性对身体的塑造与规划是福柯的规训机制与调节机制在现代社会的一定呈现与时代演绎。现代女性的身体所面对的痛苦不亚于福柯笔下的身体，甚至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残酷，更加惨烈。当代女性依旧没法摆脱既定标准的框架，仍然要在众多规范、准则中形塑自己的身体、行为、语言等。更为残酷的是，女性身体依旧没有获得足够的觉醒，仍然蜂拥而上去迎合，去附和既定标准，自愿成为牺牲品。这无疑给女性身体的塑形与改造敲响了警钟。

［1］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美］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美］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