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繁 葛新斌

（1.广东开放大学，广东广州，510091；2.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广州，510631）

近年来，高校研究生阶段师生关系出现矛盾与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2017年12月，因博士生导师长期越界干涉私人生活，压制个人学业发展，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生杨宝德跳湖自尽[1]；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陶崇园因不堪忍受导师“长期以来的压迫”而坠楼身亡[2]。曝光出来的，其实只是类似事件的一小部分。类似事例，是否可从如下角度加以理解——学科研究指向下，众多因素交互作用，致使研究生师生关系产生矛盾与冲突，学生采取极端形式表达不满和反抗。果真如此，那么，权力作为关系策略[3]，延展在师生关系情境中，恰恰是其运作的形式和内在关联[4]，加之承载着学科知识的规训活动构筑起师生学术对话背景并规划师生关系发展路向，如此，研究生师生关系可视为由围绕学术权力与知识规训的一系列活动构建而成的社会关系。

正如霍斯金(Keith W.Hoskin)所言：“唯有弄清楚教育及其权力，我们才能明白学科规训的缘起，及它随后发展开来的那种似乎不可抗拒的力量”[5]。“学术权力”作为发起“学科规训”的合法来源，本应促使后者实施与前者相匹配的活动，实现知识代际传播与创新。然而，纵观上述类似案例，研究生师生关系的龃龉源于学术场域中的“支配”与“反支配”，并随着学术权力“制裁”与“抗争”而激化。即一方面“学术权力”披上个人好恶的外衣，违背“学科规训”宏旨，造成“学科规训”与理性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