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孟甜甜

(1，2.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一、《拜杜法案》——激励型法的典型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联邦政府对政府出资并由高校及科研机构研发的科研成果拥有所有权，并决定该成果的利用方式与手段。该制度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因缺乏利益刺激，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不高;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不同的理念追求，使技术转移的效率低下;科研成果被闲置，逐渐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这大大限制了美国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使当时美国在全球的市场被日本和欧洲挤占。面对来自世界经济的挑战，美国不得不进行制度革新。

1980年12月12日，在美国国会上，参议员伯奇·拜耶(Birch Bayh)和鲍勃·杜尔(Bob Dole)提出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即著名的《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也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为:由政府资助的高校科研成果，所有权归高校，但高校应承担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的义务;高校享有独占性专利许可，技术转移所得应返归于教学和研究;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政府保留“介入权”，如果大学未能通过专利许可方式进行技术转移，则由联邦政府决定如何处分该发明［1］。

该法案通过改革专利制度，将政府资助的发明专利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非盈利性机构与企业合作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提高发明技术在美国的实际利用率［2］。《拜杜法案》实施后，美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发者们积极申请专利，并热衷于将其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