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朋朋

一、王昌龄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及孤舟心态的形成

王昌龄生前即获誉“诗家夫子”，后人又称其为“七绝圣手”，司空图这样评价他在唐代诗歌链条上的地位：“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综观王昌龄的诗歌，其边塞诗、闺情诗、赠别诗数量较多且具自身特色。闺情诗自不免带上孤单乃至孤独、怨恨的色调。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昌龄的边塞诗、赠别诗中，相比同代乃至前代诗人，其诗中出现了大量“孤”字，如“孤城”、“孤舟”、“孤帆”、“孤棹”、“孤月”、“孤山”等。 如此一来，王昌龄的三大诗歌题材乃至全部诗歌都贯穿了“孤”的感情基调。

三大题材中，就直接抒发诗人自身感情的深度而言，应是赠别诗。据李云逸的《王昌龄诗注》，王昌龄的赠别诗有五十多首，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二。离别而远行涉及交通情况，古代不外乎陆路、水路两种。相比陆路交通的车马，水上交通的舟船更富于诗意，“再则许多文人畏惧鞍马劳顿之苦，本来可以陆行的往往也舍陆路取水路，这样，乘船的人就更多了”。因而，诗中赠别场景屡有涉及舟船意象的。王昌龄诗歌中舟船类字样出现近50次，而其中的“孤舟”就有10余次，考虑到他的诗歌还不到两百首，也就比较显著了。而自先秦至盛唐，王昌龄诗中的“孤舟”出现频次是最多的。

毕士奎先生在《王昌龄诗歌与诗学研究》中注意到了王昌龄诗中的“孤舟”意象并在分析赠别诗当中多次提到，但因著述体例等缘故，并没进行深入地阐发，倒是对由孤舟意象拈出的孤形、孤心、孤境颇有洞见，惜乎未作具体论述。[1]其实，孤舟是诗歌中舟船意象的常用表达，此外，孤帆、孤棹、客船等用语与孤舟类似，[2]而所谓的“孤”、“客”，恰是诗人将自己孤独的情感投射到舟船这个物体上，使它成为孤舟。孤舟最早出现在诗歌里，当在南朝梁代朱超的“孤舟无四邻”（《舟中望月诗》）、北周王褒的“孤舟隐荷出”（《山池落照诗》）。

舟船的发明由来已久，其类型由简至繁，其用途也越来越广，逐渐成为重要的水上运输及渔业生产的工具；在精神内涵上，舟船也逐渐被赋予了广泛的意义。在“孤舟”意象形成前，[3]舟船意象在诗歌中便隐然分成了数种类别。普通的舟船意象以外，形成典故的舟船意象大致分为两派：隐逸与仕进。早在《周易》里，就多次借用以舟船济川为核心的简朴的形象思维，初步表达了既济、未济这些人生穷达的生命境遇。[4]以《周易》为源头，围绕既济与未济，逐渐形成了以追求仕进为主与追求隐逸为主的两种主要的生存范式。而孤舟的出现，则是孤苦无依情态的体现，是夹在隐逸与仕进之间的彷徨、无奈甚至挣扎的心态。[5]

二、王昌龄赠别诗中的孤舟心态

“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王昌龄两遭贬谪，多经离别，其赠别诗有不少寓有迁谪意，较明确地映显了他在仕与隐、积极与放任之间的徘徊与挣扎。

王昌龄在青壮年时期，热心游边，努力备考，发出“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沙苑南渡头》）的慨叹[6]。《尚书》：“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海，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在这里，王昌龄用了傅说入梦、舟楫济川的典故，表达了自身想得到朝廷重用、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依 《王昌龄集编年校注》，这是其诗中第一次出现孤舟意象。此处的孤舟，即与既济、未济发生关联，直接导向了仕隐、穷达这些人生中的大命题，这里的孤舟，即是由未济到既济的等待、过渡状态。王昌龄任校书郎时，有了机会接近朝廷，不过此时玄宗的开元之治已至中期，政事上有所懈怠，开始倾向于享乐，逐渐陶醉于太平盛世。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的罢相，标志着玄宗朝的政治步入了昏暗时期。张九龄的失势，李林甫对政敌的广泛打击，后来牵涉到王昌龄，终被贬赴岭南。

此后王昌龄主要生活在南方，不论是由北入南，还是调往江宁、龙标，多经水路交通。他在南方结识的朋友，也常因迁谪等因素而奔走四方。王昌龄与友人平时既亲密情深，别离时自诚挚动人，多写下感人至深的赠别诗。他的这类诗歌内容丰富，抒情诚挚，有诉说自身苦恼的，如“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送韦十二兵曹》）；有表白自己心迹的，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有勉励友人的，如“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别陶副使归南海》）；也有写到隐逸疏放之念的，如“追随探灵怪，岂不骄王侯”（《留别岑参兄弟》）。当然，送别时写到依依惜别之情的，自是题中之义，如“醉别何须更惆怅，回头不语但垂鞭”（《留别郭八》）、“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送魏二》）、“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送人归江夏》）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可谓是多不胜举。

在唐代，流放、贬谪到南方是孤苦的。同遭流贬的人之间，相同的境遇容易使互相之间产生同情、勉励乃至发一些牢骚，这使得彼此的感情更加融洽、深厚，也容易获得心理上的些许平衡。每逢遇到迁调往来，不论送别还是留别，宴席上的觥筹交错与分别的一刻，都会使在场的人对于去留荣辱生出切身的感慨。王昌龄赠别诗中的孤舟意象，多是表现介于仕隐之间的清冷氛围，如 “袅袅清夜猿，孤舟坐如此”（《巴陵别刘处士》）、“孤舟微月对枫林，分付鸣筝与客心”（《听流人水调子》）、“从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留别武陵袁丞》）、“清洛日夜涨，微风引孤舟”（《送李擢游江东》）、“楚客醉孤舟，越水将引棹”（《送任五之桂林》）等等。如果再结合一些写到自身的、抒情更为明显的例子，如“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送韦十二兵曹》）、“平明孤帆心，岁晚济代策”（《岳阳别李十七越宾》）等，可以更为明显地推论出，王昌龄赠别诗中许多看着平静而又带冷色调的描述，从内心上又呈现出诗人对于仕隐、出处的波动。

王昌龄坎坷的仕途，固然与朝廷的黑暗、自身的孤介有关，但把他的被贬完全归咎于“黑暗政治势力对一个正直耿介的清官良臣的迫害”，也是有失公允的。应该看到，王昌龄的人生坎坷，也有一些自身因素导致的，最为明显的即是他入世的信念不够坚定，对待仕与隐的态度上，常常反复乃至犹疑不定，在“舟楫济川”与“扁舟归隐”的选择上，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摇摆，常陷入孤苦的境地：“平明孤帆心，岁晚济代策”（《岳阳别李十七越宾》），想要为国谋“济代”之策，又在“岁晚”面前犹疑下来，空余孤舟心态。王昌龄的这种孤舟心态，在《送韦十二兵曹》中表露得更充分：“出处两不合，忠贞何由伸。看君孤舟去，且欲歌垂纶”，既想“伸忠贞”，又欲“歌垂纶”，出处均不合于心，呈现出明显的孤舟心态。

三、王昌龄的诗歌与人生：从更大范围探讨其孤舟心态及原因

王昌龄出生于京兆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家境较为贫困，加上父亲早逝、身为长子，从低层次的养家，到高层次的重振家门声誉，他都感到很有责任。释褐之前，他养家是“力养不给”、“啜菽负米”，中进士以后，才能“但营数斗米，奉养母丰羞”（《放歌行》）。

虽然王昌龄热衷于获取功名，但他似乎更看重取之有道。在交游方面，王昌龄只在中进士以前投谒过京官。入仕后，从其交游的对象看，多为中下层官员，诗中反映在交际对象的选择上，呈现出鲜明的孤舟心态，如王昌龄一般好与县丞、县尉、兵曹等官吏交往。王昌龄交游选择上是孤介的，对于国家的态度上也是孤介的。主要创作于贬谪前的边塞诗、闺情诗，即显示出这种特点。对于边塞诗，王昌龄诚然写下了不少气魄宏大、积极昂扬的诗作，但有些诗中也透露出对玄宗黩武开边的不满、军队中的不正之风、士兵的痛苦。至于闺情诗，不少诗作则鲜明地反映了女性爱情生活中的不幸，某种程度上揭露了皇帝的荒淫。就其中与王昌龄自身的联系而言，他笔下涉及的后宫女性对皇帝的深情，多少暗含了作为臣子的王昌龄对于国君的忠贞。从王昌龄对于国家呈现出的忠贞与孤介的角度看，其边塞诗中多次出现的 “孤军”、“孤自转”、“孤城”等，似不是出于偶然。

王昌龄身世的孤苦、仕宦的坎坷，这些不幸的遭遇，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的沉浮与脆弱。准此，则不难理解他漂流南方时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孤舟”。一般来讲，人的心态似乎与舟船扯不上什么联系，但认真讨论起来，也会发现其中的联系。袁济喜先生即拿汉魏六朝时期的士人在王土上奔波、挣扎等典型的孤苦之态与舟船在广阔大海上艰难航行作比，写下《人海孤舟：汉魏六朝士的孤独意识》这一著作。“孤舟是古典舟船意象的习用语言，而所谓‘孤’不属于舟船的客观物象，而是诗人的主观心态，‘明月满深浦，愁人卧孤舟’，没有愁人，何来孤舟，诗人孤独绝望的愁绪涂抹在舟船上才有了孤舟的意象”，“随着舟船意象化的历程，孤舟也变得越来越情感化，越来越沉重，成为世人苦难心灵的表现形式”。

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唐代处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碰撞与融合期，其典型表现如唐代前期的三教并尊、禅宗的发展、唐代中期儒学的复兴等。综观中国历代思想发展史，相比其他各代，唐代除了佛学思想发展得较为显著外，其他在思想史上的显著成就，确实有点乏善可陈。唐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高度繁荣，却是思想发展相对贫瘠，这种反差在盛唐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将盛唐时期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定位为“盛世的平庸”，而在论述这个时期的思想、信仰状况时，更是直言“思想也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越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信仰的边界开始模糊与混乱”。科举取士的开创与初步发展，为寒门子弟跻身上层创造了机会，社会上弥漫着浓浓的功利气息，而求取功名碰壁之后的调节问题，显然还没有提上日程。综观唐代大环境，还应看到，玄宗朝对于文士与吏士、文才与吏才的看法有个历时性变化。到了玄宗后期，他更倾向于倚重李林甫这样吏治精明的类型，而对于疏狂放任而又以诗赋自矜的文学之士就不甚重视了，这从李白、杜甫乃至《河岳英灵集》里所收的不少著名诗人的遭遇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从小的方面分析，王昌龄的生平经历，使他受社会思潮中思想融合乃至思想混乱之类东西的影响很深，他的一生对于仕隐、出处的选择、挣扎与痛苦，与稍后的王维、李白以及再后来的杜甫相比较，就表现得很明显。“王昌龄徘徊、摇摆于儒、释、道‘三教’的夹缝中”，“礼尊儒术—未如杜甫那样入于‘儒’而沉于 ‘儒’”，“习静修禅—未如王维那样入于 ‘儒’而逃于‘佛’”，“奉道求仙—未如李白那样入于‘儒’而出于‘道’”。 可以说，王昌龄身上既有儒家思想，又浸染了很深的佛道出世情怀，二者之间常常难以平衡。他在《宿灞上寄侍御玙弟》中，想通过族弟王玙向朝廷提出自己对军事、吏治的看法，而他返京述职时耳闻目睹的朝廷腐败，又让他心寒不已。失望中的王昌龄，用怠于职事、贪杯酗酒、流连山水来消极反抗。安史之乱的爆发，使他自认为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以致投奔濠州刺史闾丘晓后不知何因而遭后者杀害。王昌龄的这种孤舟心态，虑及时代环境、个人经历等因素，也是古代士人在面临仕隐、出处选择上的挣扎与痛苦的典例之一。王昌龄身上的这种孤舟心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大体而言，到杜甫时缓和了不少，经过白居易过渡到苏轼，才得到基本的扭转。

[1](唐)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18.

[2]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32.

[3]（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8.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47-248.

[5]蒋长栋.王昌龄评传［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44.

[6]胡问涛，罗琴校注.王昌龄集编年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