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钧天，杨佳佳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2014年春节期间，百合网高密度投放了一则主题为《因为爱不等待》的广告，引起观众的关注和热议。“今年我一定要结婚，哪怕是为了外婆……”女主角一开始就将内心独白呈现给观众。广告中外形优美的女主角经历了大学毕业、工作、走向成熟等重要的人生阶段，但白发苍苍的外婆见到她都会用颤巍巍的声音满怀期待地问“结婚了吧?”最终女主角迅速找到另一半结婚，而躺在病床上的外婆看到已经结婚的外孙女时，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条广告播出短短几日，引起了许多未婚男女青年的抵制，网民也发起了“万人抵制百合网”的活动，绝大多数网民对这则广告持反对态度，认为该广告有明显的“逼婚”色彩，是用陈旧的伦理道德绑架未婚青年。随后，该广告全面撤销停播。

抛开对广告是与非的争论，一则婚恋网站推出的广告被认为是“逼婚”广告，并且引发“万人抵制”，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父母逼婚”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2014年1月，百合网联合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共同发布了《2013年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①百合网从2007年起每年发布年度婚恋报告，报告采用互联网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历时2个月，获取的有效样本近10万份。调查对象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分调查看点和“2013年情感十大热词句”两个主要部分，旨在解释在多元文化交汇下当代人的婚恋观，聚焦婚恋现象的深层原因，以期更好地为单身男女解决婚恋困惑。报告显示“80后”是父母逼婚的主要年龄群，父母逼婚的招数也是越来越多，前三位分别是:唐僧一样——不断地言语催促(43.6%);发动群众——亲朋群体施压(19.4%);赶鸭子上架——强行安排各种相亲约会(18.3%)。而面对父母的逼婚，单身男女反逼婚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女性选择躲吵，男性则选择降低择偶标准。如今，一个人的婚事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焦点，千百万个家庭的关注汇聚起来又演变成为整个社会的话题，成为一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对于“父母逼婚”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笔者拟从社会学视角予以解读，力争对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发现该现象的深层内涵。

一、何为“逼婚”?

百度百科将父母逼婚现象称为“中国式逼婚”，并定义为父母用威胁和暴力手段强迫自己的儿女成婚，“逼婚”的多是至亲。对于“逼婚”现象内涵的理解，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1)未婚青年年龄较大，超过父母预期结婚年龄;(2)子女成婚是父母们的期望，逼婚只是实现愿望的一种途径;(3)“逼婚”不仅仅是未婚青年与父母之间的一场“逼婚与反逼婚的战争”，更浓缩了中国社会某种特殊的逻辑和现实——“传宗接代，天经地义”。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式逼婚”是伴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等等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巨大改变，给人们身心带来巨大的震荡和冲击，造成代际观念差异、情感焦虑和现实社会压力相互交织、碰撞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

二、逼婚:中国式婚姻焦虑

“婚姻”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现象，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婚姻制度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制度，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细胞。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传统的社会元素不断被颠覆，一些现代的社会元素又不断在涌现，经济迅猛发展，政治循序渐进，文化急速膨胀，社会风险与日剧增。在这种高强度、超常规的剧烈变迁背景下，传统的、沿袭了数千年的婚恋观念被撕裂，有一种焦虑也随即产生——中国式婚姻焦虑。“父母逼婚”就是“中国式婚姻焦虑”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理解为父母为子女的婚姻问题感到焦虑。“谁来娶我的女儿?”是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多数父母失望而无助的呼号。这句话背后难以按捺与排解的正是这种“中国式焦虑”［1］。

探究父母们“焦虑感”产生的原因，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是一个拥有普婚文化的国家，“每个人都应该结婚”成为社会主流观点。正如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冯钢所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传宗接代，天经地义’思想是抹不去的。孩子始终是中国父母的最大寄托［2］。从制度角度理解，这种“焦虑感”是人们对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的社会结构“脆化”和社会规范“弱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困惑或者恐惧。传统的婚姻实质是通过建立男女两性特定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类的再生产，即婚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育和传宗接代［3］。但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风险也不断的拉平、扩散，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现代社会婚姻关系纯粹化，婚姻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两性之间的亲密联合体，通过婚姻建立家庭，实现个体的成长与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使子女成为父母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当前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等都使婚姻家庭在抵挡社会风险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婚姻作为一种被赋予文化和制度上的合法性，不婚或晚婚就成为一种“不合理”的行为选择。因此，为了减轻或者避免这种“焦虑感”的出现，父母们不得不选择“逼婚”。

三、逼婚:“结婚不是件私事”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指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做当事人之间个人的事情，别的人不加过问的。”［4］这里所说的“私事”不是指和家庭或朋友有关的事情，而是指“个人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婚姻是用社会力量产生的。中国是一个拥有普婚文化的国家，人们经常讲的“成家立业”、“安家立业”或“家成业就”，是指结婚组建家庭并建立事业，可见婚姻与事业一样是都人生中的大事，是关乎个人及家庭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大问题。因此，父母不得不为子女“操心”。所谓操心，就是父母要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既包括将子女抚养成人，也包括为子女完成自己的“文化任务”——结婚，这种“文化任务”是依据人们一直以来所习惯的共识在行动，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宗接代”等。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统的婚恋观念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发生了变化，他们追求个体的独立和精神的契合，同时也承担着非常沉重的社会压力。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认为，如今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房价不断攀升，压在青年人头上的“大山”越来越重。而且伴随人均受教育年数的延长，高学历增多，谈恋爱时间变少，也让结婚年龄“一推再推”［5］，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男女厌恶婚姻。2013年蹿红网络的新词，如“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有本事咱们就结婚”、“马上有对象”、“1314”等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反映了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务，以一种独特方式记录了一段情感历史，真实折射出转型期社会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反映了广大青年对婚姻的期待与美好愿望。

因此，可以说“中国式逼婚”与这些人们习惯的共识或者传统思想息息相关，而这种依附于传统观念的父辈期待与年轻人正面临的各种现实压力激烈碰撞，就催生了“中国式逼婚”现象。

四、传统婚姻观控制力降低

婚姻观是人们关于婚姻的本质，婚姻幸福的基础以及婚姻中涉及的道德问题的基本看法，它是个体的价值观在婚姻问题上的体现。人们的婚姻观是在对现实婚姻认识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婚姻与婚姻生活的态度，它是现实婚姻在一定程度上的反映［6］。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因素不同，婚姻观念也呈现出独特的色彩。传统的婚姻观念中，“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常常与“孝”的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因此不结婚或者晚婚就是“不孝”的表现。一则婚恋网站的广告被广大青年未婚男女视为“逼婚”广告，并且表示“要与这种道德绑架和陈腐婚恋观念斗争到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传统的婚姻观念对青年人的控制力在降低，或者可以说现代社会婚姻观念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在转型前的中国社会，社会发展比较缓慢，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标准基本上是统一的，然而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受价值观多元化和功利思想的冲击，以及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传入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一元走向多元，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当然，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也被保留下来，所不同的是这些传统的婚姻观念被赋予了一些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

“父母逼婚”现象的出现与婚姻观念多元化有着某种直接的联系，现代青年男女的个体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传统的婚姻观被颠覆，发现自我、创造自我、展现自我的个性意识不断张扬，同时由于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婚或者晚婚，因此出现了“逼婚”与“反逼婚”的拉锯战。

五、婚姻选择的理性化

韦伯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工具理性行动(行动者通过理性的计算选择手段与目标)、价值理性行动(理性地选择行动，但目的则由既定的价值体系事先决定)、情感行动(行动由行动者的感情或情绪状态决定)、传统行动(行动由习俗或惯例决定)。他认为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工具合理行为和价值合理行为有行动者自己的目标导向，并排除了行动者自身的感情因素，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而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中没有包含行为者自己的主观因素，并有感情成分参与其中，行动者实在“半意识或无意识状态”下表现出的行动，因此都是非理性行为。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细胞，婚姻就是这个细胞的甬道。步入婚姻意味着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现代社会青年一代面临着各种社会压力，如果将婚姻放置在“逼迫”之下，青年男女将婚姻当做一种目的或者需要，缺乏理性选择，反而会出现一系列的家庭问题。面对父母逼婚，未婚青年也采取“反逼婚”策略，这从侧面也说明现代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选择呈现理性化趋势，没有把结婚当做目的或者任务，而更多的是对美好婚姻或者合适婚姻的期望与追求，这种行为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之上的对个体合法身份的自我规定与认同，对传统的婚恋观念的彻底颠覆，也是在意识深处以个体为中心、以自我意志为指向的现代道德理性的体现。

向百合网送出建议信的李健在采访时说:“为了去满足别人而结婚，是不可取的......我有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生活，结婚始终在我的考虑范围内，但我还没有遇到让我想要共同步入婚姻的人。”［7］可以看出对于具体的婚姻行为主体来说，选择婚姻实在对现有的各种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基础之上进行的，既要考虑法律的、制度的以及文化的因素，也要考具体婚姻主体的现实与追求，而这正是做出理性选择的前提。

六、结束语:

一则“逼婚”广告招来公开抗议，折射出青年男女对“父母逼婚”现象的态度和看法，也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代际观念差异、情感焦虑以及现实社会压力的激烈碰撞。抛开对“逼婚”现象是与非的评判，首先“父母逼婚”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预设——人们只有结婚并组建家庭才能获得幸福。其次，现代社会“父母逼婚”现象的背后隐含着由于理想中的婚姻蓝图与现实中的婚姻实践存在巨大落差而带来的纠结与困惑。“父母逼婚”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和社会背景，这既是社会加速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1］孙沛东.中国式焦虑的婚姻缩影——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3(5):27 －29.

［2］王怡.“逼婚”是爱还是伤害?［N］.工人日报，2014－02－16(2).

［3］赵瑞芳.我国婚姻中的理性策略［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3):119 －123.

［4］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1－70.

［5］黄安琪，袁汝婷.回家烦恼:“每逢佳节被逼婚”［N］.新华每日电讯，2014－01－20(5).

［6］黄慧.中国80后独生子女婚姻观研究——以中部地区调查为例［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7］杜晓.逼婚盛行引发社会问题不容忽视［N］.法制日报，2012－02－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