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智高

（延安大学，陕西 延安716000）

米勒的很多小说中，都对男女两性发生性活动的场景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而他的自传体小说《在玫瑰色的十字架上受刑》中，米勒对瓦尔与艾达的交媾描写则是对男性崇拜与女性贬低的最好代表，如文中所写：

我在浴缸边缘坐下，她便跪在我跟前，大口咬住我那玩

意儿，贪婪地吮吸起来。过了片刻，我叫她站起来，弯下身去，

随后，我让她体验了一次从背后交媾的乐趣。她那小小的阴

物十分湿润，正合我意。我咬着她的颈背、耳垂以及她肩部的

敏感处。我从她身体里抽出来时，在她那白净的形状优美的臀部留下了齿痕。从头至尾，我们一言未语。[2]

这段文字记录了男女背后交媾的过程。“我”显然是男性瓦尔，而“她”则是指瓦尔的朋友之妻艾达。艾达“咬住我那玩意儿，贪婪地吮吸起来”显然是米勒站在男权视角下对女性的描写，这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是从侧面来表现他“阳具中心”论，更是用强大的性能力来表现男性强大地位的证据。而在之后的性活动中，米勒说：“我让她体验了一次从背后交媾的乐趣。”显然带有洋洋得意的口吻，并没有因为与女性进行性交而快乐，而是说成了“让她体验了”，这是瓦尔自认为对女性的恩赐。

米勒的思想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弗洛伊德将男女两性的生物性特征作为其地位与思想的根本，他认为，女性天生有一种“阴茎妒忌”的心理，由于女性在生殖器上与男性不同，她们会对男性产生妒忌与爱恋，女性的人格

亨利·米勒是美国文学界颇有争议的作家，因其文学作品大量描述毫无禁忌的性活动，他的作品很长时间没有受到社会与文学界的关注。米勒在其文学作品中大胆描写了性活动，他摆脱了西方社会清教徒式的性禁忌，大胆地将爱和交媾描写出来。这的确是米勒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但是他往往被人们误解，更为糟糕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米勒渐渐成了人所皆知的“性自由”的代表人物。[1]这确实是对性革命的污辱，更是对米勒性描写的美化。真实的米勒表达的是男权制的文化特征，或者说是男权体制下对女性及性的厌恶、敌意，女性与性完全等同地受到了米勒及男权制社会的鄙视与嫌弃。米勒的反女权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女性及性的厌恶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本文将对米勒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性与女性的看法进行研究，以分析他的反女权主义思想。

一、性角色与其权利

男权制社会是极度推崇二元对立的。社会是男女两性组成的集体，男权制及其维护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对立；男性是强大、智慧与主动的象征，而女性则是弱小、愚蠢与被动的；男权制社会对男女两性的气质、角色与地位给予了不同的认同。男权制统治下的社会，男女因具有不同的性角色，有不同的权利范围：女性天生应为男性的统治工具、财产与附属物。

米勒对于男女两性的不同的性角色是认同的，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男性往往都是具有超强性能力的人，而女性则是被动的、柔弱且被操纵的一方。米勒是一位典型的“阳具中心”论的代表，他将男性的性能力夸张的神化，将性活动中的女性极力贬低，把她们描写成被男性性能力控制的是不健全的。米勒对性活动中的女性的描写，也貌似自然地将女性的顺从与被动表现出来：他认为性活动中，女性处于被动地位，而男性则处于主动地位。米勒与弗洛伊德一样，将女性的生物学特征当成了女性特征的本源，忽视文化性的因素，因而，米勒自然认为男权制是合乎生物学特征的，更是合乎历史与逻辑的。

二、厌女症特征

探究反女权主义作家的思想，不难发现，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等作家，都对女性与性活动进行过不同程度的贬低。性活动中的男女双方完全不平等：劳伦斯从对女性神秘的歌颂，到对女性性器官及整体的仇恨；梅勒将暴力引进了性活动，认为这是男子气概必须有的成分。劳伦斯尚且不得不把女性称之为人，而米勒则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她们称为物件，[1]甚至把女人改称为“×”代表一种商品和物质。

米勒是极度厌恶女性的。从人类学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厌女症在古希腊神话与西方宗教中早已有之。在古往今来的男权制社会中，人们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始终认为妇女是不洁净的，如女性行经、分娩等都认为是不吉祥的；此外，女性的生殖器在宗教、文化与文学作品中也是被禁止提及的，这一切都说明，厌女症并非米勒思想的特性，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根深蒂固的。

米勒的厌女情结则表现得尤为直白。他将女性作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女性甚至被认为是没有人格的“×”，女性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因为个体不同而有所不同，仅仅是一种生物性上的存在。在他的一些小说中，米勒在性活动中对女性进行玩弄，从而对女性进行驯服、占有和鄙视，就如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说的那样：“米勒和他的同伙的做法是‘操’完就将她们抛弃，就像人们使用卫生设施时那样——如使用克利奈克斯面巾纸或手纸。仅仅是为了‘操’。”在获得性欲的满足之后，米勒并没有对女性有丝毫的感激，而是对她们更加厌恶。米勒的这一思想在他的小说《性》中也同样有过表述：

在那闪亮光滑的物件上，马拉像条鳗鱼一样扭动着。她不再是一个性欲强烈的女人，她甚至不是女人；她只不过是模糊不清、没有形状的一团肉，就像在狂风大浪的海面上，颠倒着从一面凸镜里看到的不停蠕动扭摆的鱼饵。[2]

马拉是米勒惟一爱过的女人，然而米勒仍不肯将女人这个词给予马拉，他认为“她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一团肉”、“鱼饵”。米勒对男性生殖器用“闪亮光滑”这个词来形容，而对马拉这个女人却没有赋予其人格，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性的综合体、一种低级的生命形式。此外，在米勒的《北回归线》这部小说中，他对女性的描述是：婊子、贪得无厌的小人、掠夺成性的魔鬼、母狗等等，他对女性极尽鄙视与厌恶。米勒认为女人是一件随手可以得到的物品，在男性对其进行“恩赐”之后，应随手对其抛弃，就像他在说起自己的一次性经历时说的那样：“我把她摆弄来摆弄去，就像是在摆弄一个可以证明地球引力原理的无腿玩具。”[1]

米勒的厌女症，表现出对女性的唾弃与玩弄，将女性归结为生物性的特征，是丝毫没有人格化的子宫存在。对米勒而言，厌恶女性是对男性的肯定，性交则是对生物性女性的怜悯。

三、性看法及其说教性

米勒笔下的性活动，更像是一部色情电影：女性在被动的局势之下显得淫荡不堪；而男性则像一个旁观者清醒的观赏，并时不时地对女性进行引诱与施行“恩赐”。性交这一活动，本是男女两性共同进行的一场欢愉之行，但米勒将性这一重担完全压在了女性的身上，并给性冠以肮脏之名，以此来贬低女性。

米勒对性活动极力贬低，却没有对男性这一参与者给予任何的指责，反而认为女性与性活动本身是肮脏与令人生厌的。他把女性的外生殖器比作是“一个切口”、“一个黏糊糊的洞穴”，这一器官带给男性的仅仅是生物上的欢愉，并没有与女性人格相联系。性活动与生活是没有关联的，男女之间的性交是一种生物性事件，与人的个体没有关系，是生殖器官之间的一场活塞与阀门的运动。性交对于男性而言是完全没有道德意义的，比如瓦尔与自己的朋友之妻发生了性活动，但这并非是瓦尔的过错，相反他在小说中大量描写艾达的丈夫比尔如何懦弱与溺爱艾达，把自己引诱艾达的责任推给了比尔。

米勒认同的性交活动对男性而言是没有道德感的，应是一个“寻找、交配、忘却”的过程，与任何一个女性性交都没有个体的差别，女性仅仅是男性性活动的一个接收者。但是对女性而言则是不同的，米勒认为女性本是不干净的，更加不如男性一样放纵自己生物性特征，因而米勒的小说也具有说教的性质。比如在小说中，比尔发现了艾达与瓦尔通奸的事情，他的反应十分强烈：

“你今晚上哪儿去了？”她当然试图和以往一样编造借口。“别说了，你给我把衣服脱了，上床去。”这话使她感到浑身疼痛，她婉转地说她不想干那事。“我想你是没情绪干这事，那好，让我来给你点刺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币，揉皱后塞进了她的阴道。[2]

这段文字，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对妻子的惩罚。米勒认为，女性应是服从于男性一切要求的，是男性的财产，如果不能满足男性的性需求或是没有遵守女性的忠贞，男性是有权对女性进行惩罚的。而小说中的比尔用皮带抽打艾达、把芥末洒在伤口上等等施暴行为，都是说明，米勒的小说有着极强的说教性，而其对象则为女性，丝毫没有男性的责任，甚至瓦尔占有了朋友之妻，比尔都没有对其进行指责。

综上所述，亨利`米勒是一位反性革命的作家，他的小说《性》中大量书写了性活动，但并非是对性自由的提倡。相反，他与劳伦斯等作家一样，是厌恶性革命与女权主义的。他对女性进行虐待、鄙视与抛弃，把女性个体与生殖器等同，丝毫没有对女性地位、权利尊重，是一位彻底的反女权主义的实践者。

[1][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美]亨利·米勒.性[M]纽约Grove Press版，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