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娥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秧歌从南到北都有，在延安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秧歌以前，秧歌已经在陕北大地上闹腾了千百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以后，延安的秧歌剧越来越多地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二流子，以改造二流子为题材的秧歌剧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新的主题

《讲话》发表以后，文艺开始走上为政治服务的道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改造二流子成为一个势在必行的大趋势，文艺发挥它为政治服务的功用，开始从人民喜闻乐见的秧歌剧入手，将改造二流子作为一个新的主题纳入其中。

艾青在《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一文中这样指出：“写秧歌剧，首先要熟悉当前的革命政策；要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要求，服从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那秧歌剧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才可能收到革命事业要求它的宣传教育的效果。”[1]周扬也强调“革命路线、政策都是集中人民大众的要求与经验而产生的”，“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的运动已不再是一个盲目的、无法控制的、不知所终的运动，而变成了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政策”。[2]从以上二位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延安文艺新的方向——艺术创作活动与当前各种革命实际政策开始结合。这是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延安文艺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等创作上的共识，而秧歌剧的创作正是体现这样共识的一个标本。

为了响应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组织闲置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二流子这一特殊群体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他们进行改造不仅可以巩固边区政权，改良社会风气，还能壮大生产队伍，减轻边区沉重的经济负担。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更是积极配合，以鲁艺的《兄妹开荒》为开端，创作了一大批改造二流子的秧歌剧，比如《刘二起家》、《钟万财起家》、《刘生海转变》、《动员起来》、《一朵红花》等都属于这一主题。

二、新的社会关系

改造二流子的秧歌剧出现了以家庭伦理关系作为结构剧情的线索，凸显新型的人物关系——母子、婆媳、夫妻、兄妹、干群关系的新变化。

《一朵红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里面的人物关系与以前老百姓看惯的旧戏不同，呈现出新社会当中新型的人物关系。农村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较深，一般都是母亲对儿子偏爱有加，婆婆对儿媳妇恶毒一些，但是在这个剧中并不是这样。勤劳的婆婆和媳妇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和二流子儿子作斗争，胡大妈呵斥自己的儿子胡二去担水、做饭，这些事情本应该由女人去完成，骂儿子“谁像你懒畜生，光吃不拉”，[3]处处显现出对自己这个二流子儿子的嫌恶，甚至还说“要送政府把你斗”。但是一提到自己的儿媳妇，又完全是另一套语言：“好媳妇”、“好劳动”、“勤生产”等夸奖的词语。当得知儿媳妇被评为生产状元的时候，更是高兴，要亲自给儿媳妇做饭以示对她的宠爱，还说“好媳妇受奖励，我也荣光”。完全是以儿媳妇这个在旧社会处于受压迫地位的人物为荣，可见新社会之影响，充分显示生产关系决定着人物关系的疏远与亲密。

《刘二起家》比较典型地阐释了边区新型的夫妻、干群关系的新变化。刘二夫妻之前都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形象，尤其刘二是“吃喝嫖赌到处混”，这样的家庭，日子只能过得“合合米，斤斤炭，吃的穿的没处寻”。在政府的劝导帮助之下，二人逐渐转变，变成勤劳、能干、务生产的好庄户人。接受改造后，夫妻二人的关系也不再是以前的男权主义，妇女不再处于受压迫的地位，演变成平等和谐的关系。过上好日子的他们虽然还会提到以前的破落日子，但二人是以嬉笑的方式提出，言语间表现出夫妻之间除了爱护，还多了竞争、比赛的意味。如剧中刘二妻子说的“你要比，咱就比，比起生产不服气，往年女人受男人气，尔刻女人有志气。比赛不是说笑的，要到明年看成绩”。刘二也爽快应战“对，咱就比”、“看谁生产有成绩”。这种相互间的竞争，共同进步的要求，不能不说是改造二流子秧歌剧中的突出特点。

除此之外，干群关系也有一个大的改变。干部不再是重复以前那种枯燥的说教和强权压制，而是把思想教育和实际帮助相结合，不仅有言语上的劝导，更有借粮、贷款、划地、监督检查等实际帮助，解决二流子想生产却苦于没有劳动资料和改造不彻底的问题。干部脚踏实地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转变。

从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可以看出，生产关系的改变使得传统家庭的性别秩序和家庭成员之间基本关系也改变了，二流子丈夫已经失去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夫权，被新的、有勤劳生产素质的妇女代替。在社会地位上的这种转化，很大程度上会刺激二流子好好改造，以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新的人物的妇女已经开始自己动手养活一家子了。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地位，传统秧歌中作为被“调情”的对象、被压抑的妇女形象在新秧歌中得到了解放，又通过“比赛”、“挑战”、“超过”、“竞赛”成为无性别差异的英雄、模范，受到人们的赞扬和爱戴。

三、新的功能——寓教于乐的社会改造功能

陕北广大民众对秧歌格外厚爱，不仅仅是因为秧歌的红火热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秧歌突出的群众性，使他们在感受革命秧歌那令人亢奋不已的热情之外，也享受着秧歌剧带来的一分难言的愉悦。《讲话》虽然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标准，但重在宣传教育的秧歌剧并不一味排斥文艺悦人性情的功能，这正如艾青所言：“在宣传教育的意义下面，使一个剧本写得非常生动活泼，严肃而又有趣味，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的目标。”[4]

因此，秧歌剧在配合边区政府政治教化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剧本的艺术性、讲求秧歌的娱乐功效，只不过这种娱乐性已经被具有强烈政治教化意味的话语系统覆盖。因为此时的文艺工作者恪守的原则是“比一切重要的是一个剧本的宣传教育作用”[5]，像艾青强调的“在宣传教育的意义下面”一样，娱乐性在秧歌剧中已退居极其次要的位置，它只不过成为通向政治教化的一座桥梁罢了。

此时的秧歌剧以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蕴藉了明显的教化意识。《钟万财起家》中第二场钟唱道“决心扔掉二流子皮，做个堂堂庄稼汉”，“下决心要转变，咬紧牙关拼命干”，“定要学习劳动模范，吃苦耐劳把家安”。这个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再经由演员在生动的表演中把这些党的政策以陕北人民耳熟能详的民间小调形式唱出，更加能够加深老百姓对政策的理解。群众在愉悦氛围里，体会到秧歌剧带来的那份快乐，在悦目的过程中达到赏心的效果。

赵超构说延安新秧歌，“无论从哪点来说都是教育重于娱乐”，改造二流子秧歌剧的娱乐性蕴涵着突出的功利目的，其娱人色彩与旧秧歌的恣意取乐完全不同。它力图让百姓在欢愉的氛围中欣然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加强对政策的理解，并能尽快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兄妹开荒》表现的劳动生产生活是当时边区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之一。剧中假装懈怠劳动的哥哥被勤劳的妹妹嫌弃，折射在广场上千千万万的观众心中，便是人们对不事生产、懒惰成性的人的集体嫌恶，这种深刻的教育功能怕是没有其他哪种文艺形式能够与之相比的。《钟万财起家》演出时，“观众中的二流子就被人用指头刺着背说：‘看人家，你怎办’？”秧歌的形式充分发挥了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火热的公共生活中，如果不遵守新秧歌宣扬的社会生活的共同理念，便无法得到其他人对自己的认同，肯定会被划为他者排除出公共生活。唯一能够回归的方法便是努力改造自己，让自己在火热的劳动中向大部分人靠近，才能融入其中。

综上所述，旨在宣传教育的秧歌剧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审美的。它既遵循了边区意识形态的要求，又满足了普通民众精神上的娱乐需求，剧中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关系和以教为主的娱乐性使其与政治宣传、群众娱乐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特定的时期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

[1]艾青.论秧歌剧的创作和演出.艾青全集第五卷[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2]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周扬文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秧歌剧卷[M].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4]艾青.论新秧歌的创作和演出.新文艺论集[M].群益出版社，1951.

[5]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周扬文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