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然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200237）

一、引言

符号学认为世界是由符号组成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看作是各类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皮尔斯（Charles Peirce）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他们几乎同时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1］。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皮尔斯则将符号分为：相似符号（icon）、相关符合（index）、相契符号（symbol）［2］58，认为交际的过程其实就是符号代换的过程。但真正对符号学的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却是莫里斯。他对符号关系的三个方面——语义关系，句法关系和语用关系进行了区分。

之后，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提出语言这一符号系统是在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主张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研究语言，以符合语言与语境及社会不可分割的特性。

尤金·奈达是将社会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翻译实质上就是一种符号转化活动。他的社会符号翻译法的核心是符号学意义观。社会符号学将意义分为三类：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

之所以采用符号学的语义模式作为讨论翻译问题的基础，主要原因是：一是符号学的语义模式概括了译者可能遇到的最多种类的意义，增加了语用意义；二是符号学的语义模式主张将语言置于相应的语境下进行研究。

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各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很难达到理想的“等值”或“等效”翻译，做到“信达雅”中的“信”，尽力使译文与原文相“似”倒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