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 黎 李跃平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界，对于文学理论是否终结的争论层出不穷。2003年由美国批评界的权威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主办的一次对于理论的未来的研讨会，更是把这种争论推向了白热化。《批评探索》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是在“被认为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在知识和跨学科领域的缩影”〔1〕的背景下召开的。在编委会召开之前，该杂志的主编W.J.T.米切尔向编委会提出了诸如“理论的辉煌时期是否已成为过去;理论是否丧失了其革命的意义，正经历着向关注伦理、美学和关心自我的转向;在压倒一切的大众文化和商业娱乐大潮中文学和美学的命运如何;信息和生物技术革命是否在为政治、科学、艺术和宗教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以及知识传播的媒介和形式是否有新的变化等五个方面的问题”〔2〕。从众多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看，他们在对文学或艺术或美学命运感到忧虑的同时，也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前沿领域，“在令人兴奋的跨学科预测的混合中，战争、经济、国家、学科、政治和学术机构以及运动、文化、公民和异国流亡同诗歌、宗教、科学、媒体、技术和哲学产生碰撞和共谋。”〔3〕而此后的几年至今，理论到底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这一话题，仍然占据了批评领域争论的首席。

一、“理论之死”与“理论之后”

对于理论是否死亡这一旷日持久之争，其原因之一是批评家们对于“理论”的理解各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理论的理解是:“一旦人们意识到思想是语言或物质的，意识到概念不能独立于其语言表述而存在时，理论便开始取代哲学 (以及其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