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的使命*——读陆学艺《社会建设论》<br/>

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的使命*——读陆学艺《社会建设论》

2014-08-15陈鹏

中国非营利评论 2014年2期

陈鹏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作为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社会建设研究是其学术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年的陆学艺先生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建设专家。无论是早年的“三农研究”，还是中年的“社会阶层”研究，最终都融会贯通于其晚年的“社会建设”论域之中。无论是官方的社会建设会议，还是学术界的各种社会建设论坛，陆老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嘉宾，他总是在各种场合竭尽全力为社会建设事业鼓与呼;而由其负责筹建并担任院长的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更是成为国内从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最为活跃的学术重镇之一。作为陆老晚年的一部重要论著—— 《社会建设论》(2012)一书汇集了先生从2006年至2012年的部分论文、演讲和报告，集中展现了中国社会建设研究“社会结构派”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充分彰显了一代社会学人“心系民生、志在富民、建设社会”的学术情怀和追求。

一把脉“社会”的病症

“社会”是社会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社会学致力于探求社会的秩序和进步。随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我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表明“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承认和尊重。作为一种新的话语体系，“社会建设”赋予了中国社会学新的想象和分析空间。如何理解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直接关涉到对新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定位。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深入调查和科学研究方能作出回答的重大问题。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常年调查和观察，社会学家陆学艺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陆学艺，2012:38)。据陆教授领衔的课题组研究显示，我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水平，而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水平，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 (陆学艺，2012:86)。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正是产生当今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患上了严重的“社会后移症”，且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孤军独进，社会结构可稍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但如果长期滞后，就会阻碍经济结构持续变化，阻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形成，社会结构可能比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现代化的社会结构，才是现代社会最牢固的基础。”(陆学艺，2012:136)笔者将陆学艺教授的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概括为“二元结构协同论”，即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基本、最重要的两个结构，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需要维持一个合理的位差。这是陆学艺教授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理论依据。

“社会”具有自身独特的机理。诊断社会的病症，需要独特的方法和技艺。在陆学艺教授看来，这门独特技艺就是“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①某种意义上，陆老可谓运用社会结构视角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无论是三农问题、社会阶层问题，还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问题，始终都离不开社会结构视角的关照。陆老认为，所谓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 (即公平性)的结果，这对于社会结构状况以及调整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社会结构既是对社会做静态分析的终点，又是对社会做动态分析的起点。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分析可谓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从社会结构内部构成的各个子结构来看，陆学艺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后移症”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四个方面(陆学艺，2012:147～148)。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15.6∶16.8∶47.6，而2011年我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34.8∶29.5∶35.7(国家统计局，2012)，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消费结构来看，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的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30%以下，而2011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为36.3%，农村为40.4%(张国栋，2012)，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城乡结构来看，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而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1.2%，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则只有35.3%(李铁，2012)，仍滞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从阶层结构来看，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经验值一般在22.5%-65%，2011年我国中产阶层规模约占22.1%(李春玲，2013)，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且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形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相比，中国社会则形成了一种“中低层过大、中上层发育还没有壮大、最上层和底层都比较小的一个洋葱头形的阶层结构形态”。而在这四个子结构中，社会阶层结构则常常处于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地位，它决定和主导着一个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态势。

通过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内部各子结构”的比较分析，陆学艺教授提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症结就是社会结构的严重滞后。而社会结构的滞后及其内部存在的种种偏差和不协调，就会导致社会出现“结构性紧张” (structural strain)，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关系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被激化，比较容易产生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这从当前我国频繁出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民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及“就业难”等问题中可见一斑。

二诊治“社会”的处方

对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而言，最大的“民情”莫过于社会自身的羸弱。所谓“社会后移症”，不仅是“社会”相对于“经济”或“市场”的滞后，而且是“社会”相对于“国家”或“政治”的弱小。而社会建设的重要价值和功用，就在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增强和提升社会的公共性和自主性。那么，该当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呢?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大致形成了四种基本观点:第一种是以李培林等为代表的“社会事业派”，强调社会建设应当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大力推进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社会事业，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改革和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李培林，2007、2011a、2011b)。第二种是以龚维斌等为代表的“社会管理派”，强调社会建设当前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当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龚维斌，2011a、2011b、2012)。第三种是以陆学艺等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派”，强调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社会结构 (陆学艺，2010、2011、2013)。第四种是以孙立平等为代表的“社会重建派”，强调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驾驭市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 (清华课题组，2010;沈原，2007;孙立平，2011;郭于华，2012)。

这四种不同的社会建设观点，虽然在政策着力点上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在陆学艺教授看来，如果将这四种不同意见统一起来看，实际上可以视为今后中国社会建设的三个基本阶段。四种不同的主张分别是这三个阶段要实现的不同的重点任务。笔者将陆学艺的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概括为“社会建设三阶段论”。具体来看，“社会建设三阶段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阶段是“改善民生”与“创新管理”并举，着力解决民众最为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这一阶段的重点是构筑牢固的社会性基础设施 (social infrastructure)，时间跨度是从当前直至“十二五”末;第二阶段是以社会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构建一个合理、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时间约在“十三五”前后，此一阶段的重点是破除体制障碍、释放体制红利;第三阶段是通过社会结构现代化推动社会文明全面进步，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经由这三个阶段，到2040年前后，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某种程度上，陆老提出的“社会建设三阶段论”也是目前学术界针对社会建设所提出的较为系统和完善的理论方案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阶段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只是某一阶段凸显某一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针对实际情况也会有不同做法。从理论本质来看，“社会结构”构成了社会建设三阶段论的核心和灵魂。在第一阶段，所谓的改善民生，已不仅仅是简单地保障和改善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而是着眼于面向整个社会大众的生活福祉和社会权利的提高，这既是培育和调整社会阶层结构 (中产阶层)的基础手段，更是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治本之策。第二阶段，关键是破除体制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及其相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并通过新型城镇化 (即“人的城镇化”)来调整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构成，进而重塑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此阶段的任务甚为关键和艰巨，唯有在社会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才能真正有效地从整体上推进社会建设。第三阶段，构造和形成现代社会结构 (即“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标志着社会建设主体架构和中流砥柱的夯实。三个阶段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社会发展过程。

在这种宏观的理论方案和构想之下，陆学艺教授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实际操作层面的社会建设政策建议和设想。比如，他认为，首先要提高对社会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推进“社会建设大讨论”，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形成高度共识;并建议“中央在每年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或者把社会建设工作的内容纳入经济工作会议，把会议名称改为全国经济社会工作会议” (陆学艺，2012:26)。这一建议涉及“理论指导”的问题，其背后的潜台词是，社会建设同样需要甚至更需要像当年进行经济改革大讨论形成了诸如“吴市场”“厉股份”那样，有自身的理论范式。其次，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关键是要在组织体制上予以落实。“要像当年进行经济建设时建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样，从中央到县市建立一个社会建设委员会，主抓社会建设”(陆学艺，2012:58)。这实际上涉及“组织建制”的问题，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洞见，更是对社会建设现实困境的反思，即社会建设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作保障，就很难真正实现社会建设的制度化，也无法实现社会建设成果的巩固和积累。陆老对北京、广东等地率先成立的社会工作委员会深表赞许，并建议中央层面尽快成立相应的社会建设职能部门。再次，社会建设一定要有相当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要加快解决社会建设历史欠账问题，加快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民生财政体制”或者说“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问题。最后，相比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比较空泛，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客观的社会建设考评指标体系。这既是做实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手段，也是对政绩考核指挥棒“唯GDP”论的纠偏和制衡。不难发现，陆老的这些政策建议闪耀着实践的智慧和历史的洞察力，直击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要害和命脉。这也是陆老坚持“用脚做学问”及“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学术精神的最好注脚和写照。

三社会学的使命与担当

随着中央对社会建设问题日益高度重视，我国逐步迎来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发展政策环境和氛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且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处置和应急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出台，越来越清晰地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社会体制改革的春天来了”(周执，2013)。某种意义上，从“二元结构协同论”到“社会建设三阶段论”，正体现了陆学艺教授因应这种宏观利好的社会发展政策环境而对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不懈探索和思考。

事实上，中国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对社会建设问题颇为关注，甚至可以说社会建设研究是民国社会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孙本文先生在其皇皇巨著《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就曾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专门阐述，并在1944年联合社会学界同仁创办了《社会建设》月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社会学学科被取消，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就不存在社会建设这一概念。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一些学者就明确提出，社会学要研究社会管理，并认为这是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 (严家明，1987)。然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在近二十年发展过程中却并没有成为社会学的分支显学。直至2002年，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学的春天”①这句话是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会后，对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时任所长景天魁、副所长李培林同志所讲。原话是:“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现在是社会学发展的难得的好机遇。”(陆学艺，2012:360)似乎终于来临，而“社会建设”正是发送给中国社会学的一张请柬。“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社会学也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和繁荣起来。” (陆学艺，2012:362)可见，对于基本国计民生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将重塑中国社会学新的想象力和发展气象。 “民生”代表着社会的脉搏和气息，不研究“民生”，社会学便无以“接地气”、“夯根基”及“行长远”。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一个悖谬式问题是，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结构，协调利益关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都需要社会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撑，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学工作者积极投入和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学学科由于各种原因，无论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建设本身，还是社会学研究人才队伍，都势单力薄，远远不能适应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陆学艺，2012:354)。社会的迫切需求与社会学的薄弱现状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就使得加快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时代所需。可以说，陆学艺教授一生心系社会学学科和人才的建设和发展，并为之长期身体力行地“搞调查、做课题、带学生、出成果”。晚年的陆学艺教授更是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场合多次提出要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建设，并强调要加快步伐在高校开设和培养社会管理专业本科生。“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管理适应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需要，可以通过它凝聚和培养人才，多出研究成果，用以指导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学科也将在这个实践中成长发展起来。” (陆学艺，2012:268)而要把社会管理真正建设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建构社会管理的理论体系，确定社会管理的研究对象，厘清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社会管理的研究领域，形成社会管理的方法体系，并要广为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的社会管理思想和理论。令人庆幸的是，2013年5月，“社会管理”被正式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成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3:19～21)。这是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社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将意义深远，而这其中就饱含着陆老的积极建言献策。

某种意义上，把“社会建设”及“社会管理”等概念范畴带入当代中国社会学分析的中心，这不仅是理论逻辑的使然，更是实践的迫切要求。众所周知，社会学从创立之日起便以重建社会为己任，以社会秩序达成为根本追求，古典社会学三大师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社会冲突、社会团结和社会理性化的角度提出和构建了自己的社会整合理论方案。就此而论，社会建设和管理本就是社会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学理论实质上就是社会建设理论。针对当代中国现实境况而言，改革开放带来了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并在2010年GDP世界排名榜上跃居第二，创造了堪称“世界工厂”的体制奇迹;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要义和关键突破口，就在于推动作为自组织的社会本身，更具体地说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现代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和繁荣，让社会真正运转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权利边界。社会学与社会生死与共、命运相依 (布洛维，2007:61)。“社会”发育和成长到何种地步，“社会学”就发展和兴盛到何种程度。面对转型中国所遭遇的“社会后移症”，积极构建社会建设的共识和公共性、勇于充当“社会的助产士”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郑杭生，2011)。陆老的一生正是这种担当意识的光辉典范。陆老已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宝贵学术财富将永远滋养和激励我辈社会学人继续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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