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奕武

（安徽公安职业学院 侦查系，安徽 合肥230031）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新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立法者对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新刑事诉讼法对和解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并且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势必影响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价值

（一）刑事和解概说

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名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计划，简称VOR，是在调解人的主持下，由加害人和被害人面对面接触，就犯罪事实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赔偿，以恢复双方被破坏的关系。VOR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在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达成直接的约定，这种约定体现的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谅解，从而使得由于犯罪而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补与恢复。刑事和解理念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

在中西文明相互影响的背景下，中国出现的刑事和解，既非首创，也非舶来，以往的司法实践也进行过相关的尝试。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毛泽东亲笔批示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