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霞

（许昌学院 文学院，河南 许昌461000）

虽然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许多白人妇女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①如格瑞姆凯姐妹（Sarah M.Grimke and Angelina E.Grimke Weld）积极倡导废奴运动，Angelina还在许多场合提到黑人妇女是有名无实的自由者和被奴役者。她们因此被驱逐出家乡。参见Rufus Burrow，Jr.Enter Womanist Theology and Ethics，in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22.No.1，1998，22.，但勿庸置疑的是，美国白人女性主义者早期并没有把种族问题对妇女的影响提上日程，甚至部分女性主义者自身具有种族主义局限，如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曾提出，白人妇女应先于黑人男人具有选举权，因为她们是文化和智力上的优越者②参见Rufus Burrow，Jr.Toward womanist Theology and Ethics，in Journal of Feminist Studies in Religion（Vol.15，No.1Spring，1999），88.亦可参见Rufus Burrow，Jr.Enter Womanist Theology and Ethics，in The Wester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22.No.1，1998，22。。因此，美国非裔女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在黑人解放运动中产生的，包括种族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双重觉醒，并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19世纪中后期至1920年的萌芽时期

长期以来，非裔女性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种族、性别、阶级三种压迫。内战前的非裔女奴一般从事三种职业：第一种职业是家庭女仆或保姆（Mummy），即代替白人妇女，照料奴隶主的孩子和整个家庭，但是根据统计，从事这种职业的黑人女奴只占到20%［1]1。大部分女奴是在田间和男奴一样劳作，她们和男人一样犁地、种植、收割。这种看似平等、自由的行为，由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与男奴一样，实际上却忽视了女性的性别特征，贝尔·胡克斯称其为“黑人女性被男性化”［2]。而且，在田地劳作的女奴比女仆更少受到尊重，她们得到的食物更少，衣服更坏，并常受到粗暴的对待［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