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轶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一、“中国模式”已有相关研究概述

“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在学界中并不存在完全统一的共识，既有从经验角度、具体特征或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界定的、亦有从制度和现代化战略的视角来解释的;［1］持积极态度、加以肯定的有之，持消极态度、对其否定的亦有之。①本文在认同“中国模式”理论多元化的情况下，抱着对普遍意义上“中国模式”的存在价值还是持认同态度。就像学者秦宣所说的那样，提倡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是“中国特色”、“中国案例”来代替“中国模式”的做法过于谨慎了，没有必要回避“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基于理论总结、过去的经验及现在的实践情况来看，它完全可以用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2］。作者将会自行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既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整合与归类，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做一个简短的铺垫工作。

首先是新威权主义话语背景下的所谓“中国模式”②。这一语境下的中国模式往往是国内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及台湾学者)对于中国发展至今的一种经验概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与近十年学界所提出“中国模式”(即一种总体性的发展模式)应稍加甄别，原因是它被更多地被用来指代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统治形式，一般情况下被简单地概括为“威权统治+自由市场”的组合③。这正如有些学者说的那样，“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之后，政治上却一直保持着权威治理体制，无论对‘中国模式’作何种理论解释，都需要理解在竞争性市场的背景下权威体制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