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零

（广东省揭阳市委党校，广东揭阳522031）

一、“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与内地关系变化轨迹

（一）回归之前：单向贸易

香港自1842年至1997年间，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是西方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管理、运作都是西方的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经济发展和香港经济发展相关，香港到内地投资很多，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是非制度性的，缺乏制度性的安排，1997年之前两地的经贸合作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种单向的特点，两地的合作过去是单向发展，香港是内地引资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对外的一个桥梁。内地和香港经济关系的发展，更多的是以贸易为主，香港到内地投资为主，其他服务业领域的合作还是非常少的。

（二）回归之后：磨合调适

在回归的初期，香港的进步与繁华依然领先于大陆。这个阶段，是属于调适的阶段，处于相互融入的调适，香港对如何融入内地有一定的疑虑，或者说不太明确，内地如何把香港纳入内地经济，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双方是属于调适阶段，这也是两地的特点。回归之后，明显是有制度性的东西，两地贸易从货物贸易逐步走向服务贸易。

（三）CEPA协议之后：双向融合

这一时期香港依旧是发达繁华的，但大陆的发展越来越快，与香港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到2004年CEPA协议之后，香港逐渐融入中国经济体系，双方的经贸合作都体现了深入的特点。双方的合作从货物贸易扩大到了服务贸易，CEPA当中还有一些投资便利化的措施，总之已经是双向的融合，因为这时候内地已经入世，内地的市场也全面开放，香港的金融等等一些服务提供者开始进入内地，这是之前所没有的。

（四）香港遭受的外部冲击与挑战

面对内地的崛起，香港没有适时的转型，还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的重创。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冲击很大，香港又是城市型经济，冲击是很大的。再者是内地城市的起飞，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具有了强大的制造能力，而这些货物的物流，自然就近从广州深圳起运。以后在珠三角地区，深圳的前海规划也给了香港严重的警告，前海的金融模式，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这种类型，也不是香港金融所擅长的，使得香港在整个大中华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发生变迁，一些传统港口贸易、金融等支柱产业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的崛起都对香港带来挑战。

（五）港陆矛盾冲突

近百年来的历史轨迹不同，在法制、文化和习俗方面的确已经产生了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以后，必然会产生一些群体性的矛盾和冲突事件。香港回归后，部分港人不认同“中国人”身份，在年轻人中出现了所谓香港本土意识的觉醒，重视香港历史，弘扬本土文化。近年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保护维港、菜园村事件、保留政府山，以至“占中运动”等事件，都反映了这一趋势。

二、“一国两制”面临的新问题

（一）内地与香港“文明的冲突”

中港矛盾的产生原因极其复杂，背景云谲波诡。加之两地之间生活习惯、文化传承、价值理念的不同，无论是生活、行为及言语上等形态都存在许多差异，冲突由此产生。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日冲天，两地相比之下，香港文明程度仍比较高，例如港人对于内地游客在公众场所大小便、吐痰、大声说话等行为积存着许多抗拒及反感，最终突发中港两地人民以言语、文字甚至个体暴力等冲突的发生。

（二）价值体系尚未融和

普世价值在英美多年的主导下，已经在全球占据道德制高点，香港曾经在这样一个体系中浸淫百年，因此习惯性地存在着“优越感”。殖民时代以来，香港渐渐树立了完善的自治传统。在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的今天，香港的“软实力”，即自由、法治、文明、管治效率及政治包容等等，成为港人格外珍视的财产。

（三）身份认同危机

特殊的历史原因使香港人一直在英国人、中国人、香港人等几个身份中徘徊。由身份认同带来的焦虑及零和思考造成了与大陆之间的诸多冲突与矛盾。香港大学民调结果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升至新高，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只有16.6%。长久以来，社会认同、身份认同一直困扰着大部份的香港华人。香港对大陆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感到恐惧和敌视。认同问题不仅涉及界定国家成员的主体身份与资源分配，更牵涉到社会价值与制度的转化。

（四）香港对一体化、对融合的敏感

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融合背后可能就有制度的冲撞。

（五）制度还没完美对接

“一国”了十八年之久，但“两制”仍然成为两地人之间的隔膜。跟内地相比较，香港活跃的文化氛围、活泼的民间社会、开放的媒体、自由宽松的制度、公共管理上的严谨、对规范和秩序的重视，都使得它作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系统，显示出很强的独特性。香港有西方制度的理念，大陆有自己的法律体系，这就有很多技术上的障碍。我们的政策是好的，但是执行过程当中肯定有技术的麻烦，需要在过渡的过程中逐步解决。在这种矛盾中，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出现。泛民派试图通过模仿“开罗广场示威”的形式占领中环，来迫使中央政府答应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之所以选在中环，乃因其为香港金融业的心脏，妄图达到“剑指香港心脏，要挟中央就范”的效果。

（六）文化断裂，历史失忆

香港长期与祖国文化传统切割，失去了传统的滋润。现在的香港青年，根本不知历史文化为何物？何况孔子、历代圣贤？根据最近浸会大学的一项调查，探讨香港市民的身份认同，结果只有四成市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学生群中，却没有一人肯承认。这是由于长期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缺失，功利主义一支独秀，使香港人都变得非常功利，又受西方自由主义人权、民主观念的影响，使个人选择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将之奉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而不知这是西方为维护其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话语，在政客的宣传之下部分香港人逐渐失去了深入其中能辨别其害的能力。

（七）香港本地主义抬头

本地主义认为开放性、包容性是香港不容丢失的特征，但开放包容的结果，会不会令香港完全被大陆同化？2007年保护皇后码头行动是首次亮相。此后，“本土行动”分化成“80后反高铁”、“土地正义联盟”和“保护菜园村”等分支。尤其是2010年的反高铁行动更引发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官民对立”。官方的用意是通过广深港高铁加快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并且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民间的立场则刚好相反，他们惧怕这会成为香港经济的又一个“失血”通道。本地主义不愿通过爱国主义的旗帜来团结，在他们的眼中，美式“普世价值”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高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部分人往往成为英美利益的铁杆代理人，为了反共和普世价值的实现，不惜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做交易。美国更不惜在香港大批扶植这样的力量。他们不一定是“占中”运动的领袖，但“占中”运动极有可能被这批人操纵或劫持，从而造成局面失控。

三、改善港陆关系的“新”意和“新”思路

“一国两制”下，两制本身就是差异，差异并非绝对负面，有些差异还可以用包容来调和、缩小。差异恰是两地加速融合与利益共享的关键点。十余年的香港回归史，同时也是港陆双方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心理上的交流交往史。进一步改善港陆关系，需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

（一）文化认同：爱国爱港旗帜下的大团结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

1、在个体层面，提升素质、善待差异。“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不仅需要妥善处理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的关系，而且需要内地民众的配合，更需港人民族性的增强。这十八年间，陆港两地互利合作，但在民间层面，相互认同之路却走到了一个需要探讨和找回“理性”的路口。这时需要两地公民自身的努力。两地百姓如何学会与差异相处，这考验着两地的智慧与素养。

2、在群体层面，倡导思想、文化多元化，以维持良好的两地关系。中国有句古话“和而不同”，群体意识是需要经过不同群体之间不断磨合加以改变和趋同的，有磨合就会有矛盾、有冲突，但矛盾、冲突的方向是“合”而不是“分”，知识界的言论正确与否，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言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促“合”还是促“分”。一国两制的好处在于，让文化更多元。保持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

3、政府的层面，双方要出台相应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合作。在中央政府层面，切实维护《香港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同时积极推进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要做到行政廉洁，制度管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应该考虑港人的接受程度，稳步推进，避免速度过快而引发冲突。

（二）社会认同：以中国梦强化两地社会认同度

1、港陆关系变迁推动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随着陆港两地经济差距的日益缩小，留下香港这块政治制度的异质空间，不仅对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而且也有利于陆台关系的处理。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内问题上尚且敏感，何况是处理港陆关系。回归之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一路在循序渐进地走。坚持走法治道路、提高公民法治意识、完善法制。

2、经济上，从香港自身来说，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更重要的是要在提升自身竞争力方面务实有为。

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潮流，着力保持并提升原有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用足、用好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深化与内地的交流合作；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减少内耗，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

3、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港陆融合。

现代化国家的组成是价值观的统合。香港社会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回归后更是面临港陆价值冲突。香港在其一百多年的特殊经历中形成了融中西方传统价值观于一体的独特核心价值观,香港的传统核心价值观，例如自由、法治、廉洁及平等权益等，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传统价值的推崇,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秉持。

4、以中国梦统领两地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以中国梦强化两地社会认同度。

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召。十八大报告在有关港澳的论述中，最后一句很特别，就是“相信”港人能够“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梦因而也不可能独立于中国梦之外。香港的未来一定是融合于整个中国的复兴潮流之中，而不是自绝于外。香港梦也就是中国梦中精彩的一部份。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伟大复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广大香港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中国梦让两地人可以通过“爱国爱港”的旗帜团结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需要港澳同胞与内地人民坚持守望相助、携手共进。事实上，香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实现中国梦也是700万港人的共同理想，也只有融入国家的发展大潮之中，香港前程才能更加锦绣。

（三）政治认同：“一国”前提下的高度自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为此，切实维护《香港基本法》，坚持“一国两制”，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同时积极推进内地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改善和维护香港与内地民众关系的根本途径。

香港方面也要“全面准确落实《基本法》”。《“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面对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调整和变化，香港需要不断提升竞争力；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日益突出，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化解；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不断深入，需要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协调，妥善处理民众关切。同时，还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

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小异。这也是内地和特别行政区长期和谐相处之道。展望未来，到2047年时，内地与香港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条件、水平与体制可以基本或完全融合为一体。

结语：

“一国两制”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从理论到实践，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一国两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并不奇怪，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前进。要认识到内地民众与香港民众的冲突只是两地民众关系的支流而非主流，两地文化冲突是两种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一国两制”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是处理港澳事务和保持港澳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方针。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