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美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致力于创建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并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阐发了各自的观点，例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指出文学的创作目标有高低之分，作家要善于捕捉并描述人们为突破现状所作的种种斗争和努力，而不是平铺直叙地描写生活细节;爱默生是这批作家中最具洞见和思想力的代表，他认为文学创作不是意象、比喻的简单运用，而是思辨力的体现，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意识拓展和思想深化的手段，文学创作的成败决定了文学能否确立其独立的地位。爱默生的创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华兹华斯文学理念的体现，华兹华斯认为作品“如果仅仅是捕捉作者对于生活的富有同情的观察，是无法实现伦理效果的，说教的东西会转瞬即逝，只有兼顾真理的情感才会使当下和今后的人们从中受益。”在华兹华斯的启发下，爱默生将注意力从关注作品的风格和句法转向作品的内容，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是一种有意识、有目标的行为过程，是作者在自身感性体验的基础上结合理性思考并融入个人思想情感和审美价值判断的创作过程，文学创作思维表现为一种稳定化的(stabilized)情感思维和价值思维，因此作者在创作伊始就要明确创作效果和创作目标，这样才会使作品“更富有哲理性，目标更正确、更真实，也更少恐惧、虚幻与各种混杂物。”创作效果既包括精神层面的审美愉悦又包括实用方面的生活启示;创作目标则是想象和心境的双重满足，即读者凭借超验性的想象，通过精神顿悟或者精神内省来提升生活态度。为实现这一目标，作者需要运用相应的艺术策略，通过伦理主题的设立来调动读者的心理机制，通过代表人物的塑造来引发读者对作品主题产生共鸣。

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源于他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忧虑。美国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逐渐进入一个物质主义盛行以及人性道德问题日益突出的瓶颈期，主要表现在人们精神价值追求的缺失以及对生存意义理解的匮乏，机械化生产的大规模发展逐渐使得人的自我被淡化，人的本性也遭到了漠视。爱默生在《对神学院毕业班的讲演》中特别指出当下需要认真思考关于人类存在本质的问题，他说:“当心灵敞开，揭示出宇宙间的规律，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时，这巨大的世界立刻就会缩小成这心灵的一个图解和寓言。我是谁?是什么?人的精神带着新燃起的好奇询问着，这好奇永远不会熄灭。”生存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类生命存在着多样态，需要人们深入探讨和研究。对于生命存在来说，我们“只知道它们会这样，那样，却不知道它们何以如此。看这些毫无止境的关系，似相同，又相异，却又是一个”。爱默生认为有必要倡导一种新的理念来指导人们重新认识生存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神性价值观是爱默生伦理思想的基石，它强调价值观的信守，倡导自律和自助，旨在增强人们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人们的社会责任心等，这也是爱默生认为不同存在关系下的同一精神的所指。作为时代的先知，爱默生认为真正的艺术大师应该肩负起激发人们思想、增长人们智识和提升人们责任的使命，引导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对于作者而言，他可以借助心境以一种超越物理时空限制的自由想象来表现自我意识。在自然的客观对应物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进而肯定自我存在的意义。

一、作者的伦理使命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是受到作者个性的影响，作者把自己的个性融入作品中，”在爱默生看来，文学作品往往都带有作者的道德特征和痕迹。他把大地、海洋、太阳、动物等自然万物看作精神的表征，文学的目的就是将整个世界的精神性加以表达。爱默生认为文学创作伦理准则的核心思想是作者的创作力与道德生活之间具有关联性，体现在作者的伦理责任、道德立场和道德意图如何通过叙事策略表达出来，作者既要将世间万物看成生命灵性的存在，更需要知道自然与人类都是相互平等的。鉴于作者的伦理责任和伦理使命，小罗伯特评论爱默生的一切文学叙述“都是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的”。

作者的主观世界既包括个人情感也包括个人思想，思想是情感的升华，情感是思想的结晶。作者的伦理使命就是要充分利用作为知识分子的“智识的超越”(intellectual supremacy)勇于走出传统观念的羁绊，勇于探索人生的真谛;同时能够正确运用自己的主观情感和道德理性激发人们的精神与信念，唤醒沉睡和蒙昧的心灵，引导读者实现思想的沉淀和精神的升华。

正如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将艺术家情感的真挚程度视为艺术感染力的评价标准，爱默生认为作者的道德观念会影响文本的美学效果，因为他坚信一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力可以决定他对自然之美的感受程度。作者的伦理使命就是要成为人类意志的解释者，这取决于他自身的品质、思想和欲望的端正与否。如果作者本身“人性的纯朴、思想的独立性受到低级欲望的破坏——这些欲望包括对财富、享乐、权利与赞誉的贪图垂涎——杂乱与虚假就会取代原有的简洁与真理”，他的思想受到这些蒙蔽和侵染，那么就无法再创造出积极的意象。这就是说，在文学创作中，作者高尚正直的道德品质是创作的必要前提，他本身要有一种理性的意识。换句话说，作者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性、高度的责任感、敏锐的辨别力并愿意担负起真理启示的使命去推广人类的普遍经验。事实上，爱默生在1835年已经着手酝酿一篇《关于文学伦理学或者学者的责任与纪律》的文章，他希望从伦理视角向作者展示一条艰巨而又鼓舞人心的文学创作之路。

爱默生关于作者的社会性伦理使命的观点主要受到伊曼纽·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道德理想的影响。斯维登堡以科学的视角来阐释心灵和自然之间、内在本性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道德的社会性属性存在于象征中、人们的彼此交际中以及事物的内化结构中，斯维登堡强调“道德法则在最广阔的社会方面的理解”，爱默生评论说:

在一种对于自然秩序的正确的知觉——既宽广又细微——上他又增加了对于道德法则的最广阔的社会方面的理解;然而，不管他通过某种对形式的过分确定在他的性格里看见了什么，他并不是抽象地看见，而是在图画里看见了它，在对话中听见了它，在事物中构成了它。当他试图最清醒地宣布这一法则时，却迫不得已用寓言把它表达出来。……他接受了这样一种信仰:《旧新约全书》中的某些作品完全是寓言，或者使用天使般的出神的方式写的，因此他利用他的余年从字面意义中分离出普遍意义来。

这表明斯维登堡借助文本创作将道德讨论的范畴扩大化。爱默生赞赏斯维登堡的道德洞察力以及对谬误的纠正，认为他是一位能够深入千千万万人们内心的心灵大师。作品内涵的体现在于超越作者的主观情感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神圣性，这需要作者进一步将道德感内化为高贵的品格，并在创作中运用这种自由流溢的道德感来提升文学的境界，德性化写作也会随之产生强烈的伦理渲染效果。

在斯维登堡道德思想的激发下，爱默生总结了作者在德性化写作中的着眼点。事实上，斯维登堡在许多科学领域展示出了高超的预见性，例如他在天文学方面预见了第七大行星的发现，在化学方面预见了原子论等等，他探索法则的热情让爱默生意识到伦理创作也应该包括人生普遍价值观的预设。正如英国浪漫派革命诗人雪莱在诗中曾预言人类将会摆脱暴力和专制的压迫和束缚，如精灵般自由地生活，他也因此被恩格斯称赞为“天才的预言家”;爱默生也关注作品思想的预言性，提出“诗人是预言家”的论断，即作者需要对世界进行预见性构想。在文学创作中预设价值的内容就是作者对凡俗价值观念的认可，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生存意义的深层本质。作者的使命体现在通过描述生活来揭示人的“伦理化存在”的意义，并启迪和感染读者。“一个真正的作者总是能够跟着生活一同前进的，甚至常常能稍稍跑到生活的前面一些，因为他能预感到生活前进的信息，他比较敏感，能带领生活更快地前进。为了表现新的生活，新的力量，新的人物，作者总是不断地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建立新的形式。”对于作者而言，他的精神世界要和现实世界相吻合，他要根据自身的精神感受力，关注作品对于人类心灵的培育，明确人类“伦理化存在”的内涵所指和现实意义。

其次，爱默生认为创作伦理需要确定价值观的共识范畴作为普遍价值观预设的前提。价值共识源于斯维登堡的同一哲学，即“自然界里每一种法则的普遍性，……人在自然界里的中心地位和贯通于万事万物的联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宗教观念、道德观念、人生理想上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各异其趣。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同一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他们需要接受社会的监督，遵守相关的行为规范，其中也必然存在个体间彼此接受的共识观念。凡俗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是个体间的共识观念，这也促成了作品主题和作品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倾向式的表述。因为任何社会的人们都把努力生活、力图好好地生活，以及仍将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作为一种发展性的终生理想，爱默生认为不断修正和实现生活目标体现了“一种恒定的力量，它作为一种倾向贯穿我们的一生。”

作者的道德伦理使命不是个体的独善其身，而是指导众人共同进步。爱默生在随笔《超验主义者》中指责一部分人“与其和坏人为伍，倒不如独来独往”的消极态度。他指出有良知的作者不能逃避生活，要勇于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的精神建设，以优秀的品质去感召众人。真正具有伦理道德感的作者不能将思想精神和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认真地思考自己要表达的实质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作者所要表达的实质问题就是对生活本身的期待和渴望，以及对人类生存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当然作者在行使创作的伦理使命的同时，需要注意把握文本对读者的启发程度和启示方法，要时刻铭记自己的任务是引导读者接近真理，而不是强迫读者接受真理。爱默生作品的创作特点是有一条“为人民而创作”的思想信念贯穿他所有的作品，作品的意图是要“解决国家当时的历史问题”。作者的这种伦理使命体现为一种公共责任，他在将文本意义引介给读者的同时，也在逐渐梳理和维护一种社会的共同信仰。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作者不光要对文本思想进行一定的预设，同时还需对文本效果作出预设。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将别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评价和接受作为预设前提进行自我监督，以保证作品的共鸣效果。“预见性的作者”意味着作者的创作力和读者的理解力之间存在着预设性的和谐，文学伦理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所有心灵的共性。爱默生说:“我们应当假设有某种预先设定的和谐，有某种尚未诞生的心灵的远见，以及为了将来的需要而预先进行储备的可能。”作者虽然无从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几个世纪之后是否仍然能获得人们的赞誉和认可，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下的创作中做好价值预设，从而为后人提供借鉴或启示，只有这样，作品才有可能深入到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二、作者的人格化书写

文学作品往往能够反映一个作者的人格特征，“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作为人类智慧和良知的代表的作家，是不可能没有这种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人格精神的。正是凭着作家的这种人格精神，才能通过他的作品在现实的物质利害关系之中为人们营造一个供人‘观照’的审美的世界，把人们不断地引向自我超越，从而使我们研究和评价文艺的价值属性找到了最终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基于作者以生活存在为伦理导向的创作思想，爱默生希望作者凭借自己的真情实感以一种符合认知发展规律的“观察—体验—情感—理性”的线性叙述思路进行创作。审美情感是艺术思维独创性的直接来源，作者在作品中抒发的情感不是泛指一切情感，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它具有崇高性和感染力，能够激励人们不断完善并指引人们创造美好生活。当然仅仅凭借情感还不足以完成任务，作者必须思想敏锐，在细致地观察中借助情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只有这样文本才能产生深刻的情感效果。爱默生希望所有作者都能朝着这一目标努力，确保文本的感染力和意蕴美得以充分展现。作者只有以真诚、尊重、信赖的态度对待生活，才会成为一个睿智而通达的创作者。由此可见，作者的人格在创作中发挥的作用非同一般:“人们并非是以他们的论点使人心悦诚服，而是以他们的人格，以他们的身份，以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作品的神圣性往往通过作者的人格得以彰显，在其性格中真实地流淌出来，正因为如此，爱默生提倡一种真实性的人格化书写。

正如爱默生在《友谊》中所言:“诚挚就像王冠和权威。”文学创作的伦理准则的核心要素就是作者的真诚态度，作者不仅需要具备能言善辩的文字表达能力，而且需要培养自己平和宽厚的道德境界，只有秉承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那种高贵的灵魂，怀有宽广的同情心，对生活保持一种敏锐的领悟力，才能够推心置腹，诚恳大度地将生活的真理传达给人们。爱默生以当时美国青年的行为修养为例，告诫作者要戒骄戒躁，不要因为自命不凡而时时表现出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傲岸神气。作者的诚恳对于提升作品的信服力具有积极的效果，因为美德这种情感存在于社会的基础之中，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共有的品质，从古至今美德都在发挥作用，“即便是在欧美贵族的精英人物里，华贵服饰之下也跳动着充满人性之爱的坚强心脏。”关于人性、道德的种种情感的虔诚表达是神圣而永恒的，诚恳地传递美德思想的作品会让人深感信服并欣然接受，从而更好地提升作品的影响力。以拿破仑为例，他曾被属下称为“10万大军”(Cent Mille)，由于他的诚实品质，他率领的军队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甚至可以堪称百万大军。一个诚实的作家亦是如此，诚实的力量可以令他的作品对于社会的推动力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广为人知，鼓舞众人。爱默生向在作品中真诚传递道德思想的作者表示感谢，“只要有人作了努力，能使那些表达虔诚信仰的崇高形式广为人知，我们就应该感谢他。那些曾拯救过人类、鼓舞过人类的最完美、最高尚的人之一正是受到虔诚信仰的激励而产生灵感的。”所以作者要诚心实意地肩负并完成传达真理的使命，代表人们言说正义和公平的存在。

作品的艺术效果都离不开作者真诚的创作和积极的思考，“人的价值跟他的作品必须是相等的。”作者在作品中流淌出纯真的天性、质朴的情感和对生活的坦诚态度都会实实在在地吸引广大读者，而且作品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往往取决于它的思想深度，“任何作品对大众心灵的影响都可以被它的思想深度精确地衡量出来。它汲取了多少水?如果它唤醒你进行思考，如果它用雄辩的强音举你升空，那么对人们心灵的影响就会宽广、徐缓、持久。…… 能讲出、写出永不过时的东西的诀窍就是讲得真诚，写得真诚。没有力量影响我自己的实践的论点恐怕也影响不了你们的实践。”可见，作品的意义取决于作者的真诚写作能否激发读者进行深入思考。爱默生指出若要创作一部流芳百世的作品，真诚写作是作者在文学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准则。

当然，伦理道德写作千万不能为了道德而道德，不能以失去人的本色为代价。正如贺仲明所说的，“个人化的书写，自然会提供对事物理解的独特角度和方式。”作者切不可盲目地真诚，爱默生鼓励作者坚定内心的信仰，明确生活的目标和责任，通过自身的真诚态度将普遍真理传达给读者，因为“只有自我才能表述出真理，并将真理概念化。”这样看来，爱默生以真诚写作为宗旨下的本色写作其实是一种遵循意志本性、满足意志愿望的写作。爱默生在不同的随笔中都指出“区区的和蔼可亲决不可以和崇高的目标与自我生存相提并论”，“善良必须要有点锋芒——不然就等于零。”爱默生通过将英国诗人丁尼生和琼森的诗作相比较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虽然他欣赏丁尼生作品中展现的逍遥自在的形式美，但也尖锐地指出丁尼生的诗歌过于细致地模仿前辈大师的创作风格，而忽略了自身的创作需要，无法充分突显自身的特色;而琼森则不同，处处流露出男子汉的自然本色。爱默生以此提醒作者不要为了道德理想而忽略了自身的本性，作者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尽量使得一切事实与自我本性相符合，即找到源于本性的伦理美德的契合点，这意味着作者描写的伦理价值首先自己要认同。在爱默生看来，希腊艺术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作品将成年的品质和童年的质朴融合为一体，凭借着人们曾经经历并熟悉的本色特性造就了希腊艺术的不朽地位。从孩童的单纯中回顾和思考那曾经拥有但渐已失去的纯真，反映了人们对于本性自我的永恒追求。爱默生相信类似纯真之类的美德永恒存在，“我所知道的一桩事实是:这些品质并非现在才开始出现，它们不会因我病而病，也不能被埋进任何坟墓。相反，它们贯穿着整个宇宙。在世界存在之前，它们已经存在。……它们跨越海洋和陆地，空间和时间，形式和本质，把握着打开宇宙自然的钥匙。”他指出作者要相信永恒精神的存在，名垂史册的文学大师一般都秉承“相信永恒”的信仰。另外，爱默生希望作者在真诚的同时还要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心，而不是冷酷麻木地陈述事实或表述精神，作者不能像斯维登堡那样尽管表现了很高的文化教养，但因为缺乏人情味和同情感，他的作品无法唤起人们虔诚的情感。美国的进步作家马尔兹(Albert Maltz)曾指出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都是以“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著称的”。因此，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显而易见，文学作品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人格化书写其实是两种“自我”的对话，即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作者要站在现实自我的个体情感和理想自我的伦理精神之间的客观契合点上，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中要剔除过量的自我经历，以便增强作品的客观性，因此这种人格化书写表现的一定是抽象的品质而不是具体的个人行为，展现的是“卓越的自我”而非具体的“自我”。这既是对现实自我的一次超越，也为现实自我提供了行为参照。需要强调的是，人格化书写要避免“卓越的自我”可能带来的自命不凡，作者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诚恳的态度更容易感动读者。

三、结 语

和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结果一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人们开始对一种生存方式的基础不安起来。他们从此认为自己对这种基础负有责任，因为它可以被有目的地加以改变，可以重新塑造得更接近于人心的愿望。”这里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广义的生存方式，包括以人为主体的个人存在方式、美国文学和文化的独立形态、美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世界认同和世界地位等诸多方面。爱默生思考并提炼出作品唤起读者情感的重要要素，那就是基于事实的真诚创作。作者以其良好的品格进行真诚写作，在尊重人的本性的基础上进行普遍伦理价值的预设，用带有人情味的相似体验唤起读者的情感。爱默生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发自内心才能为读者提供真正的智慧，否则缺乏作者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是不可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只有基于上述原则创作的文本才能在人们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发挥启迪心智的作用。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爱默生借鉴了黑格尔统一心灵和感性的思维，黑格尔认为“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艺术创造需要将心灵和感性统一起来。爱默生倡导文学创作以伦理思想为基点，用文学语言表述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作品的真实性和精神倾向性决定作品的价值，即作品的主旨和作者的伦理意图是审视作品价值的必要参照点。爱默生希望文本能够展现一定的神圣性，但又要避免教化的姿态。“创作，即思想的行动，本身所特有的神圣性在此过程中被转换为记录文字。”(爱默生，67)由此可见，创作不是率性而为，而是一种思想性的写作，作者只有将神圣品质确立为创作目标，才会准确无误地把握作品的基调并运用一定的策略对此进行有效的表达。总之，爱默生的文学创作伦理观通过从感性到理性以及“人的存在”的创作过程来凸显人在社会中的主体性，把具有主观性的人类活动看作改变社会的根本力量。爱默生激励作者在内容和思想上为读者营造一种精神上的美和强化生活目标的意义，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和如同“手足之爱”的感召，而不是在表象形式的层面落入到英国诗歌式的“装潢性”写作。爱默生基于伦理使命和人格化书写的文学伦理观重视人们广泛的理想憧憬和普遍的情感价值，这为创建美国自己独特的文学模式指引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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