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版物在启蒙民智、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面对国民阅读出现的阅读危机，出版人应明晰自身的文化使命，恪守出版人的职业道德，自觉承担起引领市场、传播文化、传承文明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阅读危机；出版人；文化自觉

在2013北京国际图书节的“名家大讲堂”上，著名作家王蒙在“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讲座中曾畅谈当今微博时代文学面临的危机，表达了对“死活读不下去的书”之排行榜的“担忧”，发出了“当前形势下，用浏览代替阅读，用传播代替服务，用碎片代替经典的现象”，有“造成我们的文化有断裂的危险”的警醒。王蒙先生的担忧，道出了一个社会有识之士坚定的人文信仰，折射出一个民族的自警与自省。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化教育、思想结晶、社会进步都与对书的阅读密不可分。图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传递着文化的薪火，承载着文明的成果。就个人而言，阅读图书关乎个人的成长与长成。有人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如果一个人不阅读就会缺乏智慧和判断力，如果一个民族不阅读，它的文化必定会丧失创造力和批判性，自主创新将会成为一句空话。对一个国家来说，国民是否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风气，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重要影响，关系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与人类的进步。然而，有数据表明，对国家、个人都如此重要的阅读却并未在我国蔚然成风，当今我国国民的阅读现状，存在着种种危机。这种业已形成的“阅读危机”及其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民的购书量与阅读量持续较低。2012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而历史资料表明，1999年我国国民阅读率为60.4%。也就是说，2012年的国民阅读率远低于l3年前的上世纪末。社会向前高速发展了l3年，国民阅读率却呈“倒退”态势，有阅读习惯的人仅占总人口数的5%，且不提发达国家，这个比率就是比印度也低得多。2012年我国国民人均读书仅为4.39本（包括学生的教科书和练习册之类），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更别说以色列的64本。

二是阅读人员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主要集中在老人和青少年身上，社会的支柱——中青年人的阅读比例却很小。这种两端人员阅读，而社会中坚力量疏于阅读的态势与不断增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背离的。

三是自觉阅读少，被迫的、功利性阅读多，阅读面越来越窄。这表现在人们往往因巨大的升学、就业压力所迫，不得不猛啃书本，快速充电，以最快的速度掌握工作、学习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这种功利性阅读会使人们的知识结构日渐残缺，既不利于自身的全面发展，也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背道而驰。

四是浅阅读持续上升。近些年，中国18～70周岁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读取等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上网率为55.6%，比2011年的54.9%增加了0.5个百分点。具体来看，有超过半数（52.2%）的国民通过电脑上网，有29.2%的国民通过手机上网。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增幅明显，与2011年的25.4%相比，增长了3.8个百分点。数据表明，我国国民倾向于阅读轻松读物，什么来得快就选取什么，整个社会快餐文化、娱乐文化盛行；“读图时代”“快餐文化”大行其道，“消遣阅读”“目录阅读”“标题阅读”等“浅阅读”成为风潮。在国民阅读量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浅阅读的大幅增加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深阅读”已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国民阅读现状潜藏隐忧。

五是阅读遭受着多元媒介亚文化消费的冲击。亚文化传播形式新颖、便捷、前卫、怪异，容易使得青少年标新立异甚至全盘接受附着在其上的价值取向，亚文化渐成潮流、时尚，易于导致青少年对传统阅读教育的排斥；如电子媒介的使用，造成对视觉文化的依赖而对纸质媒体的排斥，对电子书写和读图简化形式的推崇，可能导致对读写能力培养的抵制，从而有造成人的思维能力下降的危险。同时，高速旋转的生活节奏挑战着人们疲惫的神经，追求刺激的网络文化迎合了人们的需求，传统意义上的“深度阅读”“经典阅读”逐渐边缘化。“阅读危机”反映了当代人文化诉求、文化理想的缺失，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阅读是人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文化权利，为了拯救“阅读危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让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每年的4月23日确定为“世界读书日”。知书达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已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尊重公民文化权利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政府对民族复兴所担当的文化责任。

“书乃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当下的阅读危机也与出版业存在着重经济，不重文化；导向偏离，低俗成风；选题重复，盲目跟风；粗制滥造，质量低下；缺乏操守，胡乱炒作；不讲规则，无序竞争；过度包装，内容糟糠等现象不无关系。作为阅读信息载体的书籍的生产者——出版人，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为全民阅读提供优秀的内容产品，承担起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社会责任。

首先，出版人对出版事业的准确定位，是出版人文化自觉的核心要义。出版人的文化自觉，简而言之，就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文化特质的清醒认知和自身文化角色的自我认同。

出版作为内容产业，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业态，既有产业的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出版物是一种商品，具有一般的商品属性；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商品，具有文化精神属性。但出版物最主要、最根本的价值还是内容价值，是内容本身所包含的思想、观念、审美、信息等人类思维情感活动，而思想、观念、审美、信息、价值取向等核心要素是读者接受产品的根本原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物在启蒙民智、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一个健康的阅读环境，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一个社会，多出什么书、少出什么书，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一个出版社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是否通过内容上的不断创新来保持出版物独特的品质和先进的内容，是出版人“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

叶圣陶曾说过，“就广义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众多出版人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们终身以“教育救国”为宗旨，身体力行，锲而不舍。出版家张元济更是怀着“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宗旨来主持出版工作。反观近半个多世纪，我们缺少真正的出版大家、编辑大家，这与缺少真正的文化人办出版有关。似乎社会也忘记了出版工作也是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部分，出版业存在的价值就是对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传承！出版本应有它更高的精神追求和更大的文化目标。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出版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更好地履行文化使命，但若出版人以经济利益为终极目标，则是对出版本质的最大背离。

其次，图书编辑活动是出版人实现文化自觉的关键。在图书出版流程中，编辑工作是最核心、最富创意的中枢环节，编辑的特殊身份和职业功能决定了其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

图书是一种文化产品，但不同于可以批量生产的一般商品，编辑活动决不是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是随着人类文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出现的一种独立的不可或缺的职业。传统意义上我们通常将编辑的角色功能理解为“为他人作嫁衣裳”，往往将编辑狭义地理解为文化的保护者、把关者、审定者，但在国际全球化、产业数字化的背景下，现代编辑还应是创新文化的思想者、践行者。所谓编辑的创新角色，就是对一种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发现力、洞察力、鉴赏力和创造性地研发、生产、传播、推广甚至营销的能力。洞察力和敏感性，这是创造思维活动中的重要的宝贵环节，它既是编辑的一种天赋和秉性，也是编辑智慧与创新性的关键所在。

有人说“一书一世界”，每一本书都体现了编辑个人的文化责任与道德责任。图书编辑工作中最重要、最富有创造性的内容是对选题的发现、选择与优化。现代图书编辑每天面对密集繁复的文化信息和选题冲撞，何所依从，得由编辑的主体精神所制导。“编辑是个良心活儿”，编辑的文化责任显性地体现在对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的遵循，以及图书编辑对文稿审校把关的工作态度；编辑的文化责任隐性地体现在编辑主体的功力德性、思想情怀与文化选择上。在编辑活动过程中，编辑必须代表社会和读者的利益，必须站在文化建设前沿、学术前沿、社会发展前沿来策划组织书稿；编辑必须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社会伦理、学术道德规范为依据，来审视、分析作者的观点与思想。在社会与产业转型时期，特别是面临着日趋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能否坚守这份文化职责与理念是对图书编辑的一种考验。

再次，出版人的文化自觉不只是内在意识上的自觉醒悟，还应当反映在出版经营管理上的责任担当，这是文化自觉的有益保障。

出版经营管理是保证出版经营要素实现最佳结合和实现出版经营目标的一种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的总称。当下出版业普遍存在着重经济、轻文化，重业绩、轻管理，重战术、轻战略的现象，不少出版机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它们的经营目标就是单一的冷冰冰的利润数字，选题论证、质量管理形同虚设。有些出版人成了缺少文化理想与抱负、潜心于追逐利润与业绩的商人或生意人，他们不再专心于选题研发和运作，而是热衷于投机取巧，迎合庸俗市场需求，出版一些低俗平庸之作。一时间，合作出版、买卖书号盛行，拼凑、嫁接、雷同的平庸图书泛滥成灾。这些图书从内容到编校都未精心打磨，令读者倒了胃口，破坏了阅读兴趣，无意间成了阅读危机的“帮凶”。

图书出版活动理应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生产活动，它要求出版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发现、辨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文化产品的生成过程是一个创造文化价值的过程。创作活动创造原始价值，出版活动是文化价值的再创造。出版工作的基本职能是对文化创作活动进行评估、策划、选择、优化，通过编辑、校对、装帧、印制等环节，使之成为产品，再通过营销、宣传等行为，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出版社的主要经营管理者应将社会责任置于经营管理的核心位置，在社会利益、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和谐统一的前期下，将社会责任贯彻到出版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在企业承担出版物管理责任的同时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版人的管理责任表现在对出版规律的遵循，对出版各流程环节的把关，对产品结构的优化，对产品质量的保障，对出版市场的净化以及对文化进步的引领之中。

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阅读，科学知识的普及离不开阅读，文明理念的传播离不开阅读。面对国民阅读的危机，面对社会有识之士的呼吁与呐喊，出版人应该明晰自身的文化使命，恪守出版人的职业道德，传承并创新文化，丰富并引领市场，建立起阅读主体和阅读客体良好的沟通桥梁，为国民尽可能多地提供优秀的出版物，真正担负起创设良好阅读环境，传播优秀文化，传承社会文明的社会责任。

（徐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编、编审）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②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课题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成果公布：0—17周岁未成年人初步研究结论[J].出版参考， 201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