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瑜+刘超玲

南下干部迁徙的现实影响力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四个老革命区的省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被要求抽调一部分干部南下，接管南方的城乡。5.3万名的人数底限也在一次文件中被规定，这是按500个县计算出来的数字。其中的1.5万名，由山东包揽。

5.3万名在后来的发展中演变为十万名。这些从从北方而来的干部随后在当地落地生根，编织了南方大部分县区的基层政权。而现在山东籍高官数量较多，有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次南下。

当时，山东干部中近乎一半前往浙江。当时划分的浙江11个地区，其中十个的第一任地、县级主要领导基本都由南下干部担任，现在仍有“8000山东干部接管浙江”的说法。而另一部分前往上海的山东人，多为财经口出身，则把上海变成后来支撑新中央政权的最大财源。当时的领队，是此后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顾准，他有一个学生叫吴敬琏。

刘向一从山东南下上海，他的孩子在这里出生，名叫刘长乐。刘长乐现在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另一位南下干部马陈术则到了海南，他的儿子后来创办了一个年营业额400亿元的公司，名叫腾讯。

新一拨迁徙的终点：前苏联援建项目

建国后，为了平衡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中央开始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区域迁徙——1954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流动量达到2200万。于是，随着北大荒的开垦、对边疆的支援和各大工业基地建设的展开，人口从城市流向了农村。

主持人李咏、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导演陆川，他们的父亲都在此背景下来到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

同时期，“北大荒”开始耕作，迅速成为中国农垦板块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国土的最南边海南，则因为农垦部队的前往，产生了后来长期保持的一岛三方行政体制——海南行政区、黎族苗族自治州和海南农垦，这种体系一直持续到1988年海南建省。至今，包括黑龙江、海南等23个垦区仍被保留。

这一次人潮流动的另一个背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年）的实施。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在全国各地开展，一部分人员被调配至这些工业基地。于是，鞍山、洛阳、克拉玛依、大庆、兰州等移民城市应运而生。

因为工业的带动，这些移民城市在当时发展迅速，也吸引了很多人。出生于辽宁营口的单田芳，在1955年随一个演出团到了鞍山。那时他寂寂无名，而鞍山已经有了五六十位曲艺家，正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磨炼出了一代评书大师。

现在兰州街道上的“某某巷”，比如贡元巷、箭道巷、五福巷，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北方的城市多以里、道、弄、路、胡同命名，而巷的说法，实质上是来自南方的移民们留下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别于由城市前往边疆、农村的2000万流动人潮，有一小部分人群逆向流动，比如从上海迁往北京。

这其实也是一种“支援”——当时的首都也在建设，但服务业并没有相应跟上，任务落到了上海。从上海迁来208人、21家服装店，其中的七家和中央办公厅附属服装加工厂合并组建成红都，提供了当时及后来领导人的衣着。

运来八万工人就成了一座城市

1964年，上海人王家驹带着儿子王小帅前往贵阳。这是建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三线建设。王小帅执导的纪录片《三线人家》，便是想为父辈留证。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央出于备战考虑，将工业基地迁往“三线”——即陕甘川云贵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东林称，1964—1980年中，一共有2052.68亿元被投入到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和王家驹一起，400万人充实了这些地方。

众多西部城市在建设者手中“无中生有”，比如十堰和攀枝花。

十堰，早期不过是一个镇，全镇唯——家打铁店就是它全部的工业基础。后来镇上来了上海人——上海汽车制造厂的三线援建职工；又来了东北人——从位于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调来。他们组成了第二汽车制造厂也是现在央企东风汽车公司的前身，他们来到十堰后。才有了“东方底特律”。二汽的两名普通技术员李岚清和王兆国，后来进入了国务院。

1968年，胡锦涛、温家宝走出校门，分别前往另外的三线重点地区——甘肃刘家峡和酒泉工地。

广东成为迁出人口高地

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民工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导向，自发迁徙。l《南方周末》报道说，中国4.2亿的农村劳动力中，至少有1.6亿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

也正是因为要面对如此多的流动人口，广东、浙江等地出现了“新移民局”。

不过，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分析，“经济移民”已经发生了细微变化。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人口迁徙的重心已经北移——特别是浙江省的崛起，长三角都市圈取代珠三角成为人口迁入的首个阵地。从广东迁出的人口正在增加，以268.24%的高增长率居全国首位。

新的迁徙又在路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