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卓

摘要：在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性作家深受传统道德观念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文化思潮的双面影响，她们徘徊在淑女与作家之间，在女性积极“展现”自己的社会中尝试拒绝“展现”，她们进行着自我身份的寻求。关键词：英国浪漫主义；女性作家；身份寻求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4）05-0125-02在英国浪漫主义璀璨的文学历史中，有一类人生活在物质与精神社会的边缘，她们内心中存留着传统观念的影响，明白现实社会对于她们的要求，同时也深受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一系列变化的影响，在思想上进行着打破传统的探索，她们就是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在历史的大环境下，她们对于自我身份进行着矛盾的探索。一、女性意识的出现

浪漫主义时期，尤其是最后几十年中盛行的对于政治和文化的保守态度使得女性尤其关注她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女性作家都关注着在这样极端保守的时代女性是如何得体地行为处事的，她们通过小说来给予女性读者以建议，告诉她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同时使女性读者有一种自我意识：她们是被论断的目标。对于外部世界的关注意味着对于自我及他人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内在世界的关注意味着对于个人心理的探索，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结合到一起的方式即是文学，女性读者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可以在她的生活中体验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不同。

另外，女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促成了女性时尚市场的形成。新的事物和时尚元素的迅速发展使得女性更加意识到，她们可以引导别人的欣赏目光，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同的或者更加迷人的形象。对于许多女性作家来说，女性与物质消费的关系真正意义在于，女性本身成为了一种物品。我们所谓的“婚姻市场”即是基于一系列的社会规则，即女性的阶级、地位、嫁妆以及漂亮程度能够帮助她寻得好夫婿。

对于外表的关注成为了一种时尚，也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表述，这是源于女性在智慧上的进步，这种进步让女性读者关注到自己在那个社会世界中的角色。如果一位女性的外表可以为其美丽而被论断，被接受或者否定的话，那么外表即是他人的财产。内在的思想则应该是私人的，不该受到如此的论断。二、淑女与作家

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始终处于父亲和丈夫的注视之下，女性的美德即是“淑女”，无论女性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注视，迎合也好，将其视为论断的媒介也罢，她们都很难超越社会关注的限制，女性的文学作品都在与这种困境做着斗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意识的影子，是女性作家寻求自我探索的过程。

作家玛丽·雪莱对于自我身份始终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作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威廉·戈德温的女儿，她被夹在母亲激进主义和父亲越来越严重的保守主义之间。当玛丽选择和那个与沃斯通克拉夫特有着许多相同信奉原则的诗人珀西·雪莱私奔的时候，她选择了她的母亲而不是她的父亲，激进主义战胜了保守主义，但她的第一部小说《弗兰肯斯坦》表明她对于那个选择仍然是很矛盾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创造出了一个不受掌控的、富有想象力的怪物形象，怪物尤其着迷于两个家庭的女成员：家庭美德的模范阿加莎·德雷斯和土耳其美女赛菲。通过观察阿加莎，他学会了怎样去爱；通过观察在文化上和他一样是外来人的赛菲， 他从菲力克思教她的课程中学会了怎样做欧洲人[1]。怪物本身亦是玛丽的代言，她所崇尚的亦是社会对于女性的约束，即“淑女”的形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更喜欢将女人视为美丽的物品而不是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社会中，玛丽对于自己的想象力是不信任的。

华兹华斯认为，在这个以视觉为导向的社会里，那些专制的眼睛是需要救赎的，而夏洛特·史密斯就是一位影响了华兹华斯艺术态度的诗人。夏洛特因创作了感伤风格的诗歌而成名，使之成为了自己的标志。她在典型的十四行诗《致忧伤，写于一七八五年的十月阿伦河岸》中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唤醒了伟大剧作家奥特维的灵魂，她没有乞求奥特维，而奥特维的出现却激励了她，帮助她“忧伤情感”的行程，使她能够开始写作[2]。此处，夏洛特并没有教读者如何看待，而是给自己一个诠释，证明她是被一位男性作家授权来写作的。她原本内化的自我认知便以这样的方式外化了，诗人的身份在此过程中从自我寻求中遗失了，同玛丽·雪莱一样，她很在意公众对于她的评价。三、展现与拒绝展现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她们在视觉上的论断，有些女性作家选择了隐藏在她们的作品之后，乔安娜·贝利即是其中之一。她写的舞台剧本都将自己置于视线之外，而且她的作品极少上演，很多人将她的戏剧作为案头戏来阅读。

作家简·泰勒在1815年所著的中篇小说《展现》中提醒我们，妻子是用来展现财富的，她们是象征丈夫权利的。而展现就需要女性压抑自我、控制自我。她写《展现》是为了教育年轻的女性，为了别人的要求而展现自我（尤其是在特权阶层中）是会使女性丧失正确自我认知能力的。开篇我们已经就被告知：女主角“艾米丽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或看到什么，那都是很认真的，她拥有纯朴的优雅”同事也很谦逊，但是伊丽莎白“喜爱展现”，并且说话、动作、哭泣或微笑，她的一举一动她都很注重练习以达到效果，去引起别人的注意。艾米丽真心所仰慕的景物、画面或诗歌，伊丽莎白只是口头奉承，目的是展现她的品位和鉴赏力[3]。

另一位关注到展现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女性作家是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在小说《一个简单的故事》的第一部中，英奇巴尔德塑造了喜爱展现的女主角米尔纳小姐的形象，米尔纳小姐迷恋着不可能得到的多利弗斯先生。而在第二部中，米尔纳小姐和多利弗斯先生的女儿玛蒂尔达则像一个情人一样痴迷于她的父亲。米尔纳是一个坚持露脸，喜爱被人观察的角色，而她的女儿则必须要学会隐形地生存，甚至囚禁在多利弗斯先生拒绝的眼神当中，最葬身于此。英奇巴尔德强调，米尔纳的展现造成了家庭的痛苦，这个被动的女儿丢失了自我意识，因为父亲看不到她，她便看不到自己，她自我感知的丧失即是身份的丧失[4]。

范尼·伯尼与这些作家寻求自我的方式都有不同，她认为在展现之中丢失的是“品位”。“品位”是应对“展现”所带来的危险的有力武器。

博物馆非常壮观，非常精致；但是，却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欢乐，因为这只是一个秀场。克雷蒙特·威洛比爵士在我们参观的时候问我对于这个极好的场面意见如何。“非常好，非常具有独创性，”我回答，“但是，我似乎觉得缺失了一些东西，虽然我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5]

这个例子源于伯尼的第一部小说，女主角对于展示机械玩具的博物馆所作出的反应只是展示，没有太多意义；她之所以能感觉到缺失了东西是因为她本能的品位——对于展现本身的厌恶——察觉到了这一点。

在浪漫主义时期，女性作家同男性作家一样关注到了对于个体内心的理解，关注到自己作为作家所应当有的想象力是有多么不合时宜，也关注到了作为被看的对象，女性是如何丧失了自我的认知。在这样一个不能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文化思潮中，女性作家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走在探索自我的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之上。参考文献：[1][ZK（#]Mary Shelley. Frankenstein[M].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1995.[2]Charlotte Smith. Elegiac Sonnets： By Charlotte Smith... With Additional Sonnets and Other Poems[M].Carolina， Nabu Press， 2010.[3]Jane Taylor. Display[M].Ulan-Ude， Ulan Press，2012.[4]Elizabeth Inchbald. A Simple Story[M].Carolina， Nabu Press，2010.[5]Frances Burney. Evelina， Oxford[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ZK）]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