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佑至

权力私人化的表征之一，是人们习惯性地把专职秘书称作“谁谁谁的人”。从理论上说，秘书并不是谁的人。秘书是一个机构以及其中的一系列岗位。在行政机构中，秘书与官员分工合作，辅助官员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在任何意义上，秘书都不是官员的幕僚或代理人。

鉴于许多专职秘书出身的高级官员卷入腐败案件，中国多地出台规定，不再为官员配备专职秘书，试图切断官员和秘书之间根深蒂固的个人关系和利益关联。这一尝试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它挑战了一种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

在许多揭发出来的案件中，专职秘书常常沦为腐败官员从事非法活动的代理人。他们也因为分享这些非法活动的收益，成为分肥者。由于秘书既是幕僚，又是官员，并且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将前秘书安排在实权部门，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政治投资。一位高级官员在不同时期会和多位秘书合作。如此一来，腐败官员的级别越高，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和分肥网络就越大。政治学家认为，这种体制非常容易导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

权力私人化的表征之一，是人们习惯性地把专职秘书称作“谁谁谁的人”。从理论上说，秘书并不是谁的人。秘书是一个机构以及其中的一系列岗位。在行政机构中，秘书与官员分工合作，辅助官员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在任何意义上，秘书都不是官员的幕僚或代理人。

在西方国家，政务官由选举产生，有任期限制，任期结束后，如果不能通过选举连任，就自动成为平民。公务员则从考试中选拔，其职位不受选举周期左右。公务员要和不同的政务官合作，后者往往有党派色彩，反过来要求公务员在党派政治中保持中立。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公务员参加政治活动设置了严格的限制，以保证其中立性，进而保证行政机构制定和执行政策时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西方国家的政务官往往有自己的私人班底，由某些领域的专家担任顾问。这些幕僚由政务官本人付薪，对政务官私人负责，与政务官的选情共进退。这些私人顾问并不掌握国家权力，因此也不可能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他们对权力的影响只能通过政务官来实施。

公务员通过考试选拔，并保持政治中立，政务官由选举产生，有任期限制，其私人幕僚不能染指国家权力——这种制度安排在公务员和政务官之间建立了区隔，在私人班底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区隔，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公共权力私人化。这种制度安排应能给中国的反腐败带来若干启示。